西穆爾登有一顆純潔的良心，可是他的良心是憂鬱的。他有一種易走極端的性格。他曾經做過教士，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一個人可以像天空一樣有一種帶陰暗的晴朗；隨便什麼事情都足以在他身上造成黑夜。教士生涯就在西穆爾登身上造成黑夜。曾經做過教士的，永遠是一個教士。
在我們身上造成黑夜的，也可能留下一些星星給我們。西穆爾登滿身都是道德和真誠，可是這些道德和真誠是在黑暗中發著光。
他的歷史很簡單。他曾經當過鄉間的本堂神父，同時在一個貴族的家庭里當過家庭教師；後來他繼承了一筆遺產，就脫離了這一切。
他尤其是一個固執的人。他運用默想就像我們運用鐵鉗一樣；他認為他沒有權利放棄一個思想，除非他已經想得非常透徹；他頑強地思索。他懂得全歐洲的語言，其他地方的語言也知道一些；他不停地讀書，這樣可以幫助他去忍受獨身生活的苦惱，可是沒有什麼東西比這種制欲的生活更危險的了。
由於驕傲，由於偶然，或者由於靈魂的高尚，他一直遵守教士的戒律；可是他不能夠保持他的信仰。科學毀滅了他的信仰；宗教的教養已經不能在他身上起任何作用。因此，他內省自己，他覺得自己彷彿被肢解了，既然他不能夠完全擺脫自己身上教士的影子，他就努力嘗試把自己創造成為一個新人，不過他所採用的方式是艱苦的。他沒有家庭，他把祖國當作他的家庭；沒有人肯嫁給他做妻子，他便和人類結了白首之盟。這種完滿的結合是偉大的，可是實際上卻是空虛。
他的父母是庄稼人，他們叫他當教士是想把他抬高到人民之上，可是他又回到人民里來了。
他懷著熱情回到人民里來。他以一種驚人的慈愛關心受難的人們。他從教士變成了哲學家，又從哲學家變成了一個戰士。路易十五還在世的時候西穆爾登已經模糊地覺得自己是擁護共和國的。哪一種共和國呢？也許是柏拉圖的共和國，也許是德拉孔 的。
他被禁止戀愛，他就開始憎恨。他憎恨撒謊，憎恨專制政體，憎恨神權政體和他的教士的法衣；他憎恨現在，他高聲叫喚將來；他對將來有預感，他早已窺見了將來，他猜出將來是驚人的、壯麗的；他懂得必須有一個結束人類的悲慘命運的將來，這個將來是一個像復仇者一樣的解放者。他崇拜這個未來的巨變。
一七八九年，這個巨變果然來了，他也準備好了。西穆爾登很邏輯地投進這個大規模的人類命運的變革里，所謂「邏輯地」，就是說，照著他的性格，冷酷無情地。邏輯是不懂得慈悲的。他度過了那些偉大的革命年代，經歷過革命的一切風暴，八九年巴士底獄陷落，人民苦難的結束；九〇年六月十九日封建制度的末日；九一年的瓦連納事件 發生後，王政於是宣告終結；九二年共和國的誕生。他眼見革命站了起來，他並不害怕這個巨人；恰恰相反，這種萬物的生長也給他增加了生命的活力，雖然他已經接近老年——他五十歲了，而且一個教士是比常人老得更快的——但他好像才開始發育。年復一年，他眼看著事變陸續發生，他也跟著事變成長起來。起先他曾經害怕革命會流產，他密切注意著革命，革命有了理由和權利，他堅決要求革命成功；革命愈來愈叫人畏懼，他才放下了心。他希望這個頭戴未來的星星做的冠的彌涅爾瓦同時也是手執蛇發人面盾牌的帕拉斯。 他希望她的神眼在必要時向魔鬼們射出地獄的冷光，用恐怖來回答魔鬼們的恐怖。
在這種心情之下他走進了九三年。
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戰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勝歐洲，巴黎戰勝法蘭西。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刻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餘時刻更偉大。
沒有更悲慘的了，歐洲進攻法蘭西，法蘭西進攻巴黎。這是具有史詩規模的悲劇。
九三年是一個緊張的年頭。風暴在這時期達到了最猛烈最壯觀的程度。西穆爾登在這裡面覺得很稱心。這個狂熱、粗野而又光輝燦爛的環境正適合他的才智。這個人像只海鷹，內心有深沉的寧靜，但外表上卻喜歡冒險。某些兇猛而寧靜的有翅的生物是為了狂風而誕生的。所謂充滿風暴的靈魂那種東西是存在的。
他只有一種專門為可憐的人而發的同情心。他肯為那些受著令人懼怕的痛苦的人們犧牲。在這一點上，他無論什麼事情都肯做，這就是他的善行。他救人的方式是奇特的，也是無上崇高的。他找尋膿瘡來接吻。那些外表上令人作嘔的善行其實是最難實行的；他就愛做這一類善行。有一天在市立醫院裡有一個瀕死的病人，喉部被一個毒瘤窒息著，那個毒瘤是一個發惡臭的可怕的毒瘡，也許是傳染的，必須馬上把膿擠乾淨。當時西穆爾登正在那裡；他把嘴唇放在毒瘡上，吮吸它，直到嘴裡裝滿了才吐出來，這樣他把膿吮空了，救了病人的性命。那時候他還穿著教士的法衣，有人對他說：「假使你給國王做了這樣的事，你就能夠當主教了。」「我不會給國王做這樣的事。」西穆爾登回答。這件事和他的回答使他在巴黎的貧民區里非常受人擁戴。
他的獲得人心到了這樣的程度，使得他能夠隨意指揮那些受苦的、哭泣的和威脅著要使用暴力的人們。在群眾極端憤恨那些囤積居奇的人們的時期——這種憤恨是極端容易產生錯誤的——西穆爾登用一句話就阻止了群眾搶劫聖尼古拉港口一隻滿載著肥皂的船，憤怒的群眾在聖拉扎爾城門攔住了一些車輛的時候，也是他才使群眾散開的。
在八月十日以後過了十天，也是他率領人民推倒歷代君王的雕像。在倒下來的時候，那些銅像還壓死了人。在旺多姆廣場，一個名叫萊納·魏奧萊的女人，在路易十四的雕像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繩子去拉它，結果雕像倒下來時便把她壓死了。這尊路易十四的雕像已經立在這裡一百年了；那是在一六九二年八月十二日立的，被拉倒的日期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二日。在協和廣場，一個名叫根蓋羅的人因為把那些毀壞雕像的人叫做「流氓」，當場在路易十五的像座上被撲殺了。那個銅像也被搗成碎片。後來人們把碎銅製成銅幣。只有一條臂膀保留下來；那是路易十五的銅像的右臂膀，路易十五是模仿羅馬皇帝的姿勢把這條臂膀伸開來的。由於西穆爾登的請求，人民派了一個代表團把這條臂膀送給一個曾經在巴士底獄被監禁過三十七年的名叫拉脫德的人，當拉脫德頸上戴著枷，腰上系著鐵鏈，由於這個國王的命令而在監獄的底層活生生地等待死亡的時候，這個國王的銅像正在雄視著巴黎；當時誰能向他預言這座監獄會被攻毀，這座銅像會倒下來，他會從監牢里爬出來，君主政體會埋葬進去，而他這個囚徒會成為這隻曾經在他的拘捕狀上籤過字的銅手的主人，這個泥塑的國王只會剩下一隻銅臂膀呢？
西穆爾登就是內心有一種聲音而自己聽從這種聲音的指揮的一類人。這類人彷彿時常心不在焉；不，他們是到處留心的。
西穆爾登什麼都知道，同時什麼都不懂。他有豐富的科學知識，可是人生的一切他卻茫然無知。這就是他的耿直的原因。他的眼睛是掩蔽著的，就像荷馬述說的忒彌斯 一樣。他有像箭一樣的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一直飛去。在革命中沒有什麼比直線更可怕的了。西穆爾登一往直前，這就註定了他的不幸。
西穆爾登相信，在社會的結構里，只有用極端的辦法才能使社會鞏固；這是那些以邏輯代替理性的人們特有的錯誤。他比國民公會更走極端；他比巴黎公社更走極端；他是屬於主教宮社的。
這個社之所以稱為主教宮，因為它的會議是在舊時主教宮邸的一所大廳里舉行的。這個社與其說是一個社團，不如說是一個分子複雜的人群。在這個社裡也像在巴黎公社一樣，有一些沉默和意味深長的旁觀者，他們正如加拉 所說的，每個人有幾隻口袋就有幾支手槍。主教宮社是一個奇怪的烏合之眾的團體，是對任何民族的人都一視同仁，同時又是純粹巴黎人的團體，這兩者是並不互相排斥的，因為巴黎就是各個民族心臟跳動的地方。平民的白熱情緒就在這裡表現。國民公會要和主教宮比起來就顯得是冰冷了，巴黎公社要比起來，也不過略覺有點溫熱罷了。主教宮社是那些像火山一樣熾熱的革命團體中的一個；主教宮社包容一切，包容無知的人、愚昧的人、正直的人、抱有英雄主義的人、憤怒的人和警察。勃倫斯威克 也派了代理人在裡面活動。這裡有些人稱得上是斯巴達人，也有些人是值得送去當苦工的。其中大部分卻是激昂而誠實的人。吉隆特黨曾經假借國民公會臨時主席依斯納的嘴說出下面一句可怕的話：「當心點，巴黎人。你們的城將被毀滅，有一天人們會找不到巴黎的原址。」這句話就使主教宮社創立了。我們剛才說過的那些人，屬於各種國籍的人，都覺得有以巴黎為中心而團結起來的必要。西穆爾登參加了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反對那些反動分子。它是由於公眾對暴力的需要而產生的，這種暴力的需要正是革命的可怕和神秘的一面。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