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過著露天的生活：他們就在門口擺上桌子用餐；婦女們坐在教堂的石階上一邊製造紗布一邊唱著《馬賽曲》；蒙梭公園和盧森堡公園都做了練兵場；所有的十字路口上都有正在緊張地開工的兵器工場，他們就在路人的注視下製造長槍，路人都鼓掌歡呼；到處只聽見人人在說：「忍耐些。我們是在革命時期。」人們英勇地微笑。大家到戲院里看戲，正如伯羅奔尼撒戰爭 時期的雅典人一樣；街角上到處看得見張貼著的廣告：《蒂安威勒之圍》《從火焰中救出的母親》《無憂無慮者俱樂部》《讓娜女教皇的大姐》《丘八哲學家》《鄉村戀愛術》。德國人已經到了國門；謠言說普魯士王已經在歌劇院里定下了包廂。一切都是駭人聽聞的，可是沒有一個人被嚇倒。那個含義不明的嫌疑犯法令 （這是杜埃的梅蘭 的罪過）使得斷頭台的影子籠罩在每個人的頭上。一個名叫舍朗的律師被人告發了，他穿著睡衣和便鞋，在窗口上吹笛子，等待人家來逮捕他。彷彿沒有一個人是閑著的。所有的人都非常忙碌。每一頂帽子上都有一隻帽徽。女人們說：「我們戴著紅帽子很漂亮。」巴黎彷彿到處都在搬家。古董店裡堆滿了王冠、法冠、鑲金的木質王杖、百合花徽，都是些王族府邸里的遺物。這就是被推翻了的專制政體的殘餘。人們還可以看見舊衣店裡掛著一件件的法袍和法衣出售。在博舍龍村子裡和在朗波諾的酒店裡，有些人裝扮得奇形怪狀，他們穿著白色的法衣，掛著法帶，騎在披著法袍的驢子上，叫人把酒店裡的酒倒在大教堂的聖器里喝。在聖雅克街，有些赤著腳沒有鞋子穿的修路工人攔住一個賣鞋貨郎的小車子，大家湊起錢來買了十五雙鞋子，拿到國民公會裡去送給我們的兵士。到處都可以看見富蘭克林、盧梭、布魯圖，還得加上馬拉的半身像；在克羅西-派斯街上馬拉的半身像下面，掛著一個鑲有玻璃的黑木框子，框子裡面是馬拉攻擊馬魯哀的演說詞，裡面引證了許多事實，旁邊還加上兩行說明：「這些詳細的事實是西爾文·巴義的情婦供給我的，她是一個待我很好的愛國女志士。——馬拉。」（簽名）在皇宮廣場上，噴水池的碑銘「噴出多少有用的東西！」被兩大幅帆布水彩畫遮住了，一幅畫的是卡義葉·德·熱威勒在國民大會上揭發亞勒城的破壞分子的秘密信號，另一幅畫的是路易十六坐在御用馬車上被國民軍從瓦連納帶回來的情形，馬車下面用繩子綁著一塊木板，木板的兩端各坐一名近衛兵，手上的槍都上了刺刀。較大的商店很少開門；賣雜貨和賣玩具的車子由婦女們拖著到處兜售，車子上點著蠟燭，燭油滴下來落在貨物上；一些露天商店的主持人是幾個帶著金黃色假髮的還俗的修女；這個在攤子上補襪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個女裁縫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萊夫人 住在一間頂樓里，她從頂樓里可以望見她以前的大廈。小販滿街跑著叫賣《新聞報》。人家把那些用領帶遮住下巴的人叫做「害頸癧的人」。街頭的歌手愈來愈多。保王黨的歌曲作家比圖 被群眾嘲罵，可是他倒是一個勇敢的人，他曾經入獄二十二次，因為他一說到「愛國精神」字樣時就拍屁股，他被革命法庭傳訊過；他看見自己的頭有落地的危險時，他叫道：「可是犯罪的不是我的腦袋而是我的屁股呀！」這句話使法官們笑起來，因而救了他的性命。這個比圖嘲笑那種喜歡取用希臘和拉丁名字的時髦風氣；他的最得意的一首歌是關於一個鞋匠的，他給這個鞋匠取個拉丁名字叫居尤斯，給鞋匠的老婆取個名字叫居尤斯妲。人們拉著手圍成大圈子跳著和唱著《加馬諾勒》 ；跳舞的人不叫做「男伴」和「女士」，而叫做「公民」和「女公民」。人們在修道院的廢墟里跳舞，祭台上點著燈，拱屋頂上有紮成十字架形的兩根木棒，上面放著四枝蠟燭，他們的腳下是墳墓。人們穿著藍色的暴君的短衣。他們的襯衫上別著用白色、藍色和紅色寶石鑲成的稱為「自由帽」的別針。黎塞留街 被叫做「法律街」；聖安東尼區 被叫做「光榮區」；在巴士底廣場上矗立著一座「自然之神」像。人們互相指點一些街上的有名人物，像夏特來，狄地埃，尼古拉和加尼葉-德洛內，他們以監視著木匠杜潑來的大門而出名；還有吳朗，每逢斷頭台殺人的日子他從來沒有缺過一次席，他跟在死囚的車子後面走，他說這是「去參加紅色彌撒」；還有蒙弗蘭貝，他是侯爵，也是革命法庭的陪審官，他自己取名為「八月十日」。人們望著軍校學生遊行，這些學生被國民公會的法令稱為「戰神學校的志士」，人民叫他們做「羅伯斯比爾的侍臣」。人們讀著費禮隆 的宣言，宣言裡面揭發犯有「奸商行為」罪的嫌疑犯。保王黨的「花花公子」們 麇集在市政府的門口，嘲笑那些非宗教式的世俗婚禮， 他們包圍著走過的新郎和新娘，嘴裡叫喊：「市政府里出來的新夫婦。」在殘廢軍人院里聖者和國王的雕像都被戴上紅帽子。人們在十字路口的界石上玩紙牌；紙牌也充滿了革命氣息，他們用「偉人」代替了「國王」，用「自由」代替了「王后」，用「平等」代替了「侍臣」，用「法律」代替了「愛司」。人們耕種公園的土地；犁耙竟在推勒里公園裡耕起地來。在這一切中，還摻雜著一種不屑於再活下去的情緒，尤其是在戰敗的一方更為顯然；有一個人寫信給富基葉-丁委勒 說：「請大發慈悲使我不再活下去。下面是我的住址。」桑舍尼茲被捕了，因為他居然在皇宮大廈里高喊：「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有土耳其式的革命？我希望有一個土耳其蘇丹領導的共和國。」到處都是報紙。理髮匠在公共場所替女人卷頭髮，理髮店的老闆卻在高聲念「政府公報」；別的人在人堆中指手畫腳地談論杜布瓦-克朗西的《團結報》，或者《伯勒羅斯老爺的喇叭報》。有時理髮店也兼做豬肉買賣，因此有時也可以看見火腿和豬腸掛在一個戴著金頭髮的洋娃娃旁邊。商人們在大街上出賣「逃亡貴族的酒」，一個商人掛出牌子宣稱他有五十二種酒；別的商人出售罕見的豎琴形座鐘和公爵夫人式沙發；一間理髮店的招牌上寫著：「我給教士刮臉，我給貴族梳頭，我給第三等級理髮。」人們到安如街（就是以前的皇妃街）一百七十三號的馬丁那裡算命。麵包缺少，煤炭缺少，肥皂也缺少；人們可以看見街上走過從外省運來的一群群乳牛。在華利，小羊肉賣到十五法郎一磅。巴黎公社的命令規定每人每十天配給一磅肉。人們在商店的門口排隊；其中有一個行列已經帶上傳奇的色彩，人們從小方街的一間雜貨店門口一直排到蒙托居街的中部。人們把排隊叫做「抓繩子」，因為排隊的人一個個都得用手抓住一條長長的繩子。在這種可憐的狀態中，女人們是勇敢和溫和的。她們整夜在那裡等待輪到自己走進麵包店。革命所使用的策略是成功的，它用兩種危險的方法來解救這種普遍的危難：這兩種方法就是發行紙幣和限價政策；紙幣是槓桿，限價是支點。這種庸醫的草方挽救了法蘭西。敵人，不管是科布朗茲 方面的敵人或者倫敦方面的敵人，都在拿紙幣來投機。來來往往兜售著香水、襪帶和軍人用的假髮的姑娘們，也帶做紙幣的投機；在費維納街的交易所里有些投機家穿著粘滿污泥的靴子，頭髮很臟，戴著狐尾的皮帽子，還有瓦略街的投機家穿著光亮的皮靴，嘴裡咬著牙籤，頭上戴著皮帽子，和這些姑娘們說起話來用不客氣的稱呼。人民追捕這些投機家，也追捕那些被保王黨人稱為「積極的公民」的小偷。不過當時偷竊也很少發生。人們窮得可怕，可是他們的正直誠實卻是不屈不撓的。那些窮鬼和餓鬼很嚴肅地垂下眼睛從平等宮的那些珠寶商店的櫥窗前面走過。安東區公所有一次搜索博馬舍 的住宅，一個女人在花園裡摘了一朵花，群眾就打了她一下耳光。木柴賣到每束四百銀法郎；在街上可以看見許多人在鋸他們的木板床。冬天水管凍結，每兩桶水要賣一個法郎；大家都去當擔水夫。每個金路易值三千九百五十個法郎。坐一程馬車要花六百法郎。坐了一天馬車之後，就可以聽見這樣的對話：「車夫，我該你多少錢？」「六千法郎。」一個賣菜的女人每天可以賣到兩萬法郎。一個要飯的說：「做做好事，救救我！我還差二百三十個法郎來付我的鞋錢。」在橋頭上可以看見大衛雕刻的和繪畫的巨大人像，就是被梅西埃辱罵為「龐大的怪木偶」的那些巨像。這些巨像描畫出聯邦主義和歐洲各國反革命同盟的失敗。在這個民族中絲毫沒有衰亡的跡象。有的是推翻了王朝的陰沉的愉快。到處湧現願意獻出自己的胸膛的志願兵。每條街都產生一個聯隊。各區的旗幟你來我往，每面旗子有它自己的標語。卡必申區的旗子上面寫著：「沒有人能夠打垮我們。」另一面旗子上面寫著：「只有心靈的高尚，沒有高貴的階級。」所有的牆上都貼滿了標語，大的、小的，白色的、黃色的、綠色的、紅色的，鉛印的、手寫的，上面寫著這句口號：「共和國萬歲！」小孩子們咬音不準地唱著《沙依拉！》 。
這些小孩子們就是無限的前途。
後來，這座悲慘的城市變成了毫無理性的城市。巴黎的街道在熱月 九日以前和以後有非常鮮明的兩種不同的革命景象，聖茹斯特的巴黎讓位給泰里昂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