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經營的事業，既在極其合理情形中宣告失敗，三種刊物皆停頓了，自然也就輪到我們想起一件事情，便是如何設法來還債了。按照情形說來，則單是上海方面各書店積欠《紅黑》的賬款，若可結算清楚，已經就是一筆很可觀的數目。但這種賬目自然是無從清結的。外埠的賬則按照習氣，更毫無收回的希望。故我們皆想作點別的事情，好像不管是什麼事情，只除了做官，我們皆預備去試它一試。
文章自然還得繼續作下去。其時恰當普羅文學遭受禁止，民族文學遭受奚落，經營新書業者莫不徘徊瞻眺，不知所歸，整個情況漸趨衰頹時節，我們作成的文章，如何找尋出路，因此就成了問題。感謝胡適之與徐志摩先生，在這方面便幫了我們很多的忙。我們有些書皆由他們手中轉到書店去的。至於他們給我們的勇氣，則似乎比給我們的幫助更可感謝的。（那時上海方面所謂左傾作家，對於他們是莫不以一種偏持感情，與某種小報相應合，造作過若干謠言，加以誣衊的。然到後來海軍學生因左傾事被逮捕時，所謂同志們，除袖手旁觀外不聞作任何營救。為海軍學生各處去電設法營救的，便也就正是成為所謂有「前進思想作家謠言與輕視之準的」的兩人。）
我過吳淞中公教書約一個月後，適之先生聽說海軍學生夫婦，皆因為寫文章已不能解決生活，便找他問是不是想作點事情，海軍學生回家時，便從吳淞邀我過上海去商量，還是「死守殘壘，在上海支持下去」較好？還是「暫變計畫，向外省過些日子」較好？我的意見是這樣子：
「原來就想作事，既有了作事機會，當然還是作事！」
商量結果結論也就只這樣。但假若一個去外省做事，另一個又怎麼辦？便成為新的應當好好處置的問題。當時海軍學生可去的有兩個地方，一是山東高級中學，一是河南某中學，應去的地方既一時還不能決定，故丁玲如何也難於決定。後來海軍學生已決定去濟南，地方離上海不遠，為了一個人教書方便，一個人寫作方便，故兩人就暫時分住兩地。海軍學生獨去教書；丁玲女士則留在上海，仍然寫她值三塊錢千字的小說。薩坡賽路一九六號換了個二房東，仍然貼了招租條子，故她又仍然住在那人家三樓。
海軍學生過濟南時，兩人原已約定，教書的應認真教書，不許成天寫信，做文章的也應好好作文章，不許成天寫信，必需半年後教書的賺了一筆錢，寫文章的積下了一批文章，方可見面，再來討論新的生活方法。這種計畫當然極好，因為也只有這種計畫，兩人方能把生活展開，基礎穩固。要作事順手一點，似乎也非如此不可。
海軍學生抱了滿腔希望一腦子計畫上火車後，為了實行兩人計畫，丁玲女士也當真寫了些文章。海軍學生則一到濟南不久，就代理了高中部的文科主任。照此情形下去，如果兩人能好好支持到年底，自然各人皆會有成績。但兩人似乎還像年青了一點，從上海過濟南的信，大約總只說上海如何沉悶，如何無聊，從濟南過上海的信，大約也總只說濟南如何無朋友可以談話，事又如何忙，學生又如何好。這樣一來，濟南的這一個既不能過上海，卻已無理由不讓上海那一個過濟南了。
可是總共不到一百天，兩人又從青島回到上海了。兩人一來住在環龍路某同三十三號，一見面問他為甚麼又跑回來，就說濟南不是教書的地方，風潮鬧得不成樣子。第二天，我又去找他們，海軍學生方獨自告我，他們回來簡直逃脫的。只說省政府要捉他們兩人，為鬧風潮還是另外為別的事情，他不好好的說我也就不詳細去問。照我估計則實在如另外那篇文章所提及的事情！
「山東學生皆身強力壯，儀容可觀，也許因為風潮擴大，這海軍學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個兒，不能同誰比武，記起君子明哲保身的格言，故即早跑開吧。」
過幾天，我從馮沅君處多明白了些這兩人從青島逃出山東的原委，我當時可胡塗了。兩人雖同當時左冀作家中態度極誠實的姚蓬子相識，同另外一個×也常見面，他們的生活，他們的信仰，是不會同某方面組織接頭的。並且稍前一時作家的露面，已因為，加上種種由於自己理論自己態度，自己戰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時節。左冀文學從商人看來，從多數人看來，彷彿已過了時，大凡聰明人，皆不會再去參加熱鬧了。「文學左翼」在是時已經是個不時髦名詞，兩人到這時節還檢取這樣一個過時的題目，在熟人看來恐怕無人不覺得希奇的。
我因此另外聽到了些關於兩人態度轉變的說明，這說明當然是荒謬的，極不得體的。因為關於這轉變，海軍學生同我自己是也已談過了的。他們把別人認為已經稍過了時的問題，重新來注意，來研究，來認識，推動他們的不是別的，卻只是他們幾年來對於社會現象認識的結論。他們不欲明白這問題適不適宜注意，卻只看值不值得注意。他們覺得文學自由主義，與典型主義，一則容易使作者精力糟塌於官能感情的歌誦中，一則容易使讀者情緒沉浸於歷史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蕩，後者使人衰老。
好在上海不比濟南，既然回來了，在租界上是不會被捉的。上海方面熟人多，文章處置總還不很費事。兩人就照原來的生活方式，把日子打發下去，也許比教書還可以弄出點好成績來。
我們還想恢複《紅黑》，作出各種可以使這刊物出世的打算。又希望來辦個刊物，不需要什麼報酬來作這件事。一切計畫自然皆只證明我們依然還是小孩子，但憑了一點單純的信仰，只想把一個刊物來逼我們努力，在努力中把我們文章寫好，卻毫不知道寫文章以外尚有若干事情我們全不明白，若不明白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文章，我們的理想，也就永遠皆無出路。
兩人初回來時，光華方面似乎還可從蓬子處接洽，賣些文章給登在《萌芽》雜誌上，或將舊稿交給書店印書，但另外方面如《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文章就已生了問題。過不久，《萌芽》停了，書店又太窮，兩人已不能按時拿錢，海軍學生的稿件給《小說月報》的，給《新月》的，皆不合用，常被退回，丁玲文章送過《婦女》雜誌的，也有了不能載出的問題。究竟為甚麼呢？當時的各個編者是不說及的。照我想來則不外乎一，作者的作品切實了點，二，已到了不許商人從普羅作品賺錢的時節，因此兩人文章便無法出脫了。左翼文學在中國當時既已成了博註上的「冷門」，無人關心過問。商人所支配的各雜誌，皆不願再接收這種作家的作品，書店也毫無印行這方面作品的意思，寫成的文章不能賣出，已成集的文章更無主顧可尋，故兩人不久就陷入非常窮困里去。
兩人文章不能多寫，性情也彷彿有了些變遷。平時生活雖拮据萬分，卻有說有笑，精神身體，亦極其健康。從濟南回來便沉靜了些，不必說一方面自然是過去一切不堅實的感情和觀念，皆得在兩個人一種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方面則是社會使他們沉默了。
丁玲女士又應當自己來作娘姨廚子的工作，抹地板，洗衣，燒爐子，煮飯，為了經濟，樣樣事情皆派在頭上來了。
但同樣是這個人，在北方卻已十分著名。在北方，丁玲及《莎菲》《夢珂》，正成為大學生人人耳所熟習的名字。北方朋友來信時，總常常談到關於她一本書在北方的種種影響，以及各樣傳說。在北方她成功了。但成功卻不能使她的手不接近抹桌布。儘管有多少讀者皆需要讀她的新作，在上海方面，她卻無從找尋一個發表她新作的雜誌。北方她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南方的商人視線卻已注意到《小學兒童故事》《呆女婿》《三國演義連環畫》等等書籍編纂上，不再理會小說，更不願印有被禁被罰的小說了。
海軍學生是時大致已參加了某種活動，人更瘦了些，也更匆忙了些，走到任何處去總把眉毛凝聚成一條線，把手節骨捏得剝剝地響，且忽然又握緊了拳頭，向空揮擊。他似乎很容易生氣，但所受的氣來源卻很遠。好像這個人的理想有了一種事業把它凝固了，他實際上快樂而且健康，不過表面上看來與過去稍稍不同罷了。丁玲女士則表面上光潤了些，感情卻恬靜多了。有時兩人皆似乎在生氣情形中打發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們憤怒的，卻不是對面一個人的錯誤，只是為另外一樣東西所引逗。兩人已把情人們互相睨視的青年閑情拋去，共同注意到社會現象與未來理想上了。
兩人為了一點思索，需要比目前更多的學問了，便很努力來閱讀新出書籍，且重新預備要習英文日文。見了他們時，問他們「是什麼一種計畫，如此勤快用功」？丁玲女士總只是笑著，把一本日文讀本向身後拋去，「去！怪字母，我不念你，我不想從你知道什麼，我會自己跑到徐家匯楊樹浦去。」我問她：「你是不是研究婦女勞工問題？」她就說：「這要研究嗎？我才不必明白這些！我要學好日本文，看他們好翻譯好著作。理論是告給大學生中學生的東西，作品方是真正大眾的東西！」我或者問海軍學生：「你呢，你難道也……」那海軍學生最歡喜在人說話中間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