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幾個人準備出版的小刊物，既常在各種想像方便中產生，自然也就得常在各樣想像困難問題上夭折。某一時節對於這個刊物十分熱心的丁玲女士，刊物引起她的傾心處，與其說是這個人為了身為作家的快樂，卻不如說只是這個人對於未來生活的憧憬。一個人決不能永遠憑目前一切打發日子下去，目前即是很完美的，總不能不在「未來」與「過去」兩種世界裡，檢選出一些東西，方不至於被當前的習慣所疲倦。且為了點綴當前的生活，也就正需要一點未來過去的理想與同憶！兩個人那點過去生活，由於生活距離太遠，既不能使兩人共同徘徊得到快樂，故兩人得常把感情散步到「未來」世界裡去。為了方便，未來的生活，兩人想得同許多傳記上的文人生活一樣，那是毫不為奇的。
同時是目前兩人生活雖混合了熱情與瀟洒意味，但兩人的年齡，已並不完全是小孩子了。雖狂熱中對一切問題皆不大措意，比較冷靜時，慢慢的也會感到了愛情不儘是兩人親切無忤的在一塊吃喝接吻與擁抱，把生命消磨下去，還應當互相商量互相幫助一同來作點有意思有價值的事情，方不辜負這一個接連一個而來的日子，簡單說來，則此後兩人生活問題，也需要考慮一下了。
兩人已感到要在社會裡做點事業，不管所做的是什麼事，總得有件事可以去做方好。兩人皆有了「職務」與「責任」的慾望，不管推動這慾望的是物質還是虛榮，慾望卻已生根長成了的。創作小說近於兩人可以攜手同時走去的一條大路，故兩人便常常凝眸於托爾斯泰，哥德……以及文學史上一切眩目巨人所達的高峰，且作成種種向那高峰努力的姿式與設計。
但當時正是「文學研究會」的莊嚴人生文學，被「創造社」的浪漫頹廢作品所壓倒，北京一隅的空氣，已開始被悠閑小紳士們所提倡的幽默趣味文學支配，南方革命尚局於廣東，上海地方還無徵兆可言，一般現象皆轉入消沉時節。兩人既住在山中，早晚所見到的，不過是雨水，露珠，白白的日頭，閃爍的星子，以及沿了西山山腳綿延展開了無數灌木林，傍了灌木林一列一列小石屋裡皆住得是沒落窮困的旗人。所聽得的不過是蟲聲，鳥聲，駱駝鈴鐸聲，驢鳴聲，母雞產卵聲。（兩人生活中雖常常絕糧，絕糧時便得兩人中之一個，用散步方法走進城去押當或告貸，然從這方面所受的刺激，在愛情上已得到了抵銷的機會，絕不能改易其人生觀。）事實上便是：兩人同真實普遍的人生，還依然隔得那麼疏遠。故兩人所打算所準備的將來生活，莫不以個人感情為出發點，而缺少社會普遍出路的意識。要寫作，這寫作中心，是不能把它從本身愛憎哀樂拉開，移植到廣大群眾方面去的。
簡單說來，就是兩人那時節還只明白自己應當如何，方能把自己弄好，並不明白社會應當如何，方能把社會弄好。兩人只希望自己將來成就些什麼事業，並不希望將來能夠替社會做些什麼事業。兩人這種感情，不獨存在於一九二四左右，即到一九二七，從兩人生活嗜好上看看，也依然有種種痕迹可尋。兩人這種感情不獨影響及於當時的生活，還大影響於此後丁玲女士的寫作。看看《在黑暗中》書內各個不同篇章中，一貫表現的人物意志與興味，就可明白這個女作家哀樂所出以及愛憎所止的幅度。按一般經驗而言，當時展開在兩人面前的世界，並不過於狹窄，為了愛，卻把兩人感情觀念，皆弄得稍窄了。
至於這種感情觀念的形成，受新婚愛情拘束以外，似乎就應當是兩人書架上那幾本書了。在較前一節里，說及這兩個人所有書籍時，我曾說過那裡有三本特殊的書，一本為《茶花女》，一本為《人心》，一本為《父與子》。我忘了提及一本某一時節為丁玲女士所最稱道的書了。這是福祿培爾的《馬丹波娃利》，分量沉沉的一本書。她歡喜那個女人。她歡喜那個號稱出自最細心謹慎於文體組織與故事結構的法國作家筆下寫出的女人，那女人面影與靈魂，她彷彿皆十分熟習。她至少看過這本書十遍。不管本人由於異國知識的缺乏，對於本書有若干語句上的誤解，與若干描寫上無法理解，她卻仍然從這本書中，以及莫泊桑一本《人心》書中，學了許多。她跟那些書上的女人學會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書男人學會了描寫女人的方法。在她初期寫作成績上，加以檢察，如《在黑暗中》各篇章，文體的緻密，與每個篇章中人物的多情善懷處，任性處，憂鬱苦悶處，以及一個男子傍近身邊時節，如何應付那些男子處，若不能明白作者每個作品的背景，若不指出她與上述幾本書的關係，批評者惟用著冒險粗鹵的手段，從本書所表現的去胡亂推論她的為人，可以說是毫無結果的努力。批評過她的作品，且儼然懷了好意去批評她作品的，如錢杏村諸人，就莫不陷入那個錯誤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範所自來，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種時代何種環境里產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實際只那麼少，所說的卻又必然的那麼多，這種印象地得出若干論點，機械地說出若干意見，批評的意義，除了在那裡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說毫無是處。關於她的任何批評，登在什麼刊物上，為她所見到時，總常常皺了雙眉輕輕地說：
「活在中國許多事情皆算犯罪，但從無人以為關於這種胡說八道的批評文章是罪過。故第一個作了，還有第二個照抄來重作。沒有可作了，還在小報上去造謠言增加材料。中國人好講道德，一個女人不穿襪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評：『真不要臉』！為什麼有些人把別人文章讀過一篇，就亂來猜一陣作者為人如何，對於社會革命如何，對於婦女職業觀如何，胡扯那麼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不批評一句『真不要臉』？」
這個人在各方面皆見得十分厚道，對於文學批評者卻一提及時總得皺眉。那原因不是批評者對於她作品的指摘，卻常在批評者對於她作品荒謬的解釋。一切溢美之辭皆不脫俗氣的瞎湊，帶著從事商業競賣廣告意義的宣傳，她明白這點，加上她還留下了某一次被商人利用而增高其地位的不快印象，故在寫作上她日益出名，也日益感到寂寞。一九三零年左右，她有一次被一群青年大學生請去某大學演講時，到了那裡第一句話就說：
「各位歡喜讀我的文章，找我來談談，可不要因為我怎麼樣出名，因為我文章得到如何好評而起。請莫相信那些曲解作品侮辱作者的批評文章。我的文章只是為寬泛的人類而寫的，並不為寄食於小資本家的刻薄商人方面的什麼批評家寫的……」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她擬編《北斗》，寫信告我一切計畫，要我為她向北方熟人找尋稿件時，信中還說：
「我們的批評，只能求諸廣大的群眾，不在乎一二批評家。」
她歡喜出自各個觀點來自各方的批評，卻對於所謂批評家的無識與愚笨極其厭惡。這是不是由於每個集子的售出，商人方面莫不給她留下一個不愉快的印象，以及一般編者對於海軍學生的作品淡漠，而影響到她的感情？在這一點上，我已難於尋究較正確的解答了。
關於這個人的創作種子，雖全得海軍學生的熱情，同著生活的閑暇培養到，稍過數年，終於發生長成，作品印成後，顯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使她在勝利中，不能不微笑向老朋友說：「這全是頻的成就，沒有海軍學生也就沒有這本書。」然她那創作的勇氣，當初數年是常常得在那個海軍學生的遭遇中餒去的。海軍學生雖勤於寫作，對於作品又認真不苟，所有作品在編輯與讀者間，似乎就永遠不曾得到過所應得的注意。海軍學生作品的遭遇，雖曾激動過丁玲女士，使她覺得非努力寫作不可，但那種原稿璧還的經驗，實在使她有更多機會，把一枝骨桿筆遠遠摔去，廢然而止。說到這件事情時，似乎還應當把日子移後五年或六年，因為這種情形不僅是一九二四，兩人在西山小小石屋裡住下，那個女作家還被我描寫著「每日早晚皆得蹲在廊下用鬼頭刀劈柴，又用雙手抓煤球放入爐子」時節如此，直至一九二九，那海軍學生，尚依然得受書店編輯的刻薄。譬如兩人的書想賣去時，必署丁玲的名，方能賣去，兩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發表時，海軍學生的則常常被退還。因此情形，丁玲女士卻有若干業已行將完成的篇章，便在氣憤中撕去，行將寫出的，也不再能動手寫出，這些作品便永遠不能與讀者見面了。
海軍學生從書店編輯方面所得的寂寞，是那麼多，但同時對於他也並不是沒有益處。那分不公平的待遇，形成海軍學生另一時節對於社會已成習氣各方面，十分痛恨，且磨礪到這個褊持而又熱情的年青人，孕育了他反抗現狀的意志和勇氣。但對於丁玲女士，則除了使這個女作家不敢動筆以外，另外還得了些希奇經驗。海軍學生寫作的失敗，較後一時使丁玲女士常常失去寫作的興味，毀去行將完成的作品，較先一時，則尚影響到她整個生活的目的。
因為海軍學生作品無出路，碰壁的經驗餒盡了這女作家試作的勇氣，丁玲女士一再在「家庭教師」與「私人書記」名分上，找尋過她的職業。兩人還在西山時，某一天，丁玲女士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