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在中國台灣島上的特立獨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後患無窮」的，在這種先見之明下，我如何自謀，如何自處，如何在小島上生根、發葉、開花、結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觀、宇宙觀、宗教觀、國家觀、愛情觀、敵友觀、金錢觀、訴訟觀、旅行觀等等，也就別出心裁。
自來志士仁人，他們的苦惱都在面臨一項選擇。屈原見太僕鄭詹尹，說：「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他把「疑」說了一大段，重點只是兩句：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這就是一個選擇的當口。最後，屈原做了選擇，他不肯「從俗富貴，不肯「偷生」，走了與世俗相反的路線。三國的禰衡，也有同樣的問題，他也做了選擇。他的選擇是「寧正言不諱，以危身」的路線。他的路線是對的，至少在曹操、在劉表面前，你不能說他有什麼不對。問題是他最後碰到了黃祖，黃祖是沒有起碼水準的老粗，結果把禰衡殺了。我不太覺得禰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壽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他只是「寧正言不諱」而已。至於「正言不諱」以後別人殺不殺他，他無所謂。他沒有興趣去教育敵人，或揣摩敵人的水準。當然，這種作風，「上得山多終遇虎」，最後碰到了黃祖型的敵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謂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犧牲的危險也不躲避，並不因為有犧牲、有危險，就不幹了。我在台灣的處境，就是如此，我認為人生最大的目標是找出真理並勇於維護它，在維護過程中，並不因為有犧牲、有危險，就不幹了。
這就是我非常有勇氣的一個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個原因。
我雖然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絕非暴虎馮河式的血氣之勇，而是謀而後動的、先立於不敗之地的。有勇氣、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撐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基礎。在這方面，我是精明的「個體戶」、「單幹戶」，我討厭窮酸潦倒，絕不使自己陷入窮酸潦倒。富蘭克林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桿，跟我薄有財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闆臉色、不怕被封鎖有絕對關係。像伏爾泰一樣，我是有錢支撐的偉大文人，我早就脫離了「一錢難倒英雄漢」的窮困。每見有些窮光蛋侈談抱負，我就鄙視他們。這種人，連一己生計都弄不好，又何能獨來獨往做獨立的人？一個人行有餘力，才有資格做志士仁人，否則只是滿身煙味、滿口酒氣的吹牛屄傢伙而已。
當然，不自謀生計而有好友代勞，亦一佳事。當年馬克思能夠安心寫作，乃得力於資本家恩格斯的資助。現在時代變了，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這種身兼馬恩的生涯，可說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沒有這樣身懷巨資又深明大義的朋友。馬克思恩格斯雖然關係密切，但是後二十多年，卻很少見面，反倒經常通信。馬克思死後，恩格斯且為他編全集，我如今自編《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對馬克思，真做到了養生送死，真能從大義上支持朋友。清朝學者崔述在五十三歲時候，收了一位三十二歲的徒弟陳履和，兩人一生只相聚過兩個月，但陳履和卻一直為崔述傳布著作，在崔述死後九年，陳履和以六十五歲之年也死了，死前為老師刻書，窮得「宦囊蕭然，且有負累」。自己五歲的兒子，連家鄉都窮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學生，沒有比他再偉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國，也會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會對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無人是馬克思，我要找馬克思，只能照鏡子。
正因為我這馬克思可以挺直腰桿，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於痛斥偽善。1979年我復出後，皇冠的平鑫濤請我吃飯，由皇冠的幾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後，平鑫濤說：「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請她來了，就是三毛。」於是他把三毛介紹給我。三毛跟我說：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幫助那些黃沙中的黑人，他們需要她的幫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懷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說：「你說你幫助黃沙中的黑人，你為什麼不幫助黑暗中的黃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幫助啊！舍近而求遠、去親而就疏，這可有點不對勁吧？並且，史懷哲不會又幫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島留下別墅和『外匯存底』吧？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三毛聽了我的話，有點窘，她答覆不出來。她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麼？因為三毛所謂幫助黃沙中的黑人，其實是一種「秀」，其性質與影歌星等慈善演唱並無不同，他們做「秀」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比如說，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嗎？她在關廟下跪求籤，這是哪一門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運之學，這又是哪一門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無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雲鄉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國際路線和白開水式的泛濫感情而已，她是偽善的。三毛以外，還有金庸。金庸為國民黨捧場，跑到台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里講『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報恩經』、『未曾有因緣經』、『寶積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等等所說的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他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計上都沒問題，但他們有錢也不敢痛斥偽善，可見對偽君子說來，有錢和敢於痛斥偽善並無等號關係，而李敖能從挺直腰桿進入痛斥偽善層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偽善的人，並非不可救藥，如果碰巧「來電」，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歷史系老師方豪教授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雖是神父，但卻是「政治和尚」，他為國民黨辦《中央日報》，不小心馬屁拍在馬腳上，以涉嫌「中央日報鼓吹階級鬥爭」的罪名，被拉下馬：到台灣後，馬屁依舊，最後當上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我這裡說馬屁，並沒有獨責方豪的意思，到台灣來的有頭有臉的知識分子，不肯拍國民黨馬屁的，其實只有李敖等幾個人而已，其他人都是兩眼勢利一身媚骨。這島上知識分子已馬屁成風，在這一點上，不是方豪獨有的毛病）。至於他當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學術基礎，但也不乏馬屁之功。他顯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減少北大勢力的政風下當選的，至於投票前他奔走於學閥李濟、沈剛伯之門，自然也就不足論了。據說方豪從小家裡窮，他父親在教堂打雜，就把他給許願許進了教堂準備做神職人員，所以方豪做神父，並非自願。因非自願，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鬧，說：「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乾的！」這一據說，未必屬實，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關係。他有一次同我和蕭啟慶等逛陽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談他和侯榕生的事。說他在北京輔仁大學教書，沒穿神父服裝，第一天就被女學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訴母親，有所計議。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裝上課，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親大哭說：「媽呀，他是神父呀！」我問你怎麼知道的？他說後來在台灣，侯榕生告訴他的，侯榕生在台灣和他重逢，余情不斷，還寫過一篇《破碎的聖母像》，就是寫他的。言下不勝得意。
方豪從十一歲就進修道院，他這一輩子，總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窩囊氣，他在台大，辦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最後被耶穌會搶去，他氣得要死，被退離開了古亭教堂，他在溝子口經營了一座。我去溝子口看他新居，發現頗為豪華，我說你可真有錢，他說：「你不知道教會裡多殘忍！神父不自己設法，老了病了也沒人理，教會是不管我們的！所以一定得有點準備。」我說你在教堂里整天證婚、辦喪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獻」的錢，教堂又免稅，你們神職人員弄錢可能更有辦法。他說他沒有錢，因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擠。我說你學術地位這麼高，在天主教里卻不過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說他是土神父，當然吃不開。我聽了，會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紅，必須走國際路線。國際路線走得通，雖然學問「不修邊幅」（這是于斌自己說的），也照樣屍居高位，于斌、羅光等等皆是也。在這種處境下，方豪當然難免有一股怨氣。表達怨氣的方法中，口誅他是不敢的，但是筆伐——匿名的筆伐——聽說他就伺機干過，他匿名寫過攻擊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寫悔過書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聞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灣擠擠擠擠），裡面罵到吳相湘，也罵到我，吳相湘閱後大怒，間接質問國民黨文化特務卜少夫《新聞天啡負責人》是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