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像一顆鑽石，是多面發光的人物，可是由於環境的打壓，我的光環被單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寫文章的高手，卻不知道我在許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領，不止於寫文章這一單項，其他單項，我的表現，也像寫文章一樣優異。其中口才一項，就不為一般人所知。事實上，我是極會講話的人，談吐幽默、反應快速、頭腦靈活，片言可以解紛，當然也可以興風作浪。我往往覺得：我的口才，其實比我的文章更動人。對聽眾不幸的是，我這一方面的光環，一路被打壓了。以演講為例，不論在陸軍步兵學校受預官訓練時，或是在十七師做預官排長時，我的演講，都在掌聲雷動時被「長官」即時打壓；退伍後，台大學生陳宏正他們請我演講，台大校方甚至把場地鎖門。1965年5月4日，我給尚勤信中有這麼一段：
這幾個月來，台大學生請我演說，被校方駁回的，據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學院原訂今晚請我演說五四運動，結果被駁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兩人不準在台大演說。上次（三月二十六號），法學院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不先登記，請我演說《傅斯年與胡適》，聽眾擠得人山人海，結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從這一處境看，我「被封嘴」的情況，有甚於「被封筆」者。這一「被封嘴」情況，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稍有轉機。首先是清華大學請我演講，我講了《清華生與死》，後來各大學陸續請我，也不乏打壓之處，例如我在師範大學講《師大新與舊》，就遭到國民黨黨棍謝瑞智等的干預；我在輔仁大學講《輔仁神與鬼》，也有類似情形，只不過黨棍換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來台灣四十周年，由蘇榮泉糾合多家出版社聯合主辦「李敖來台四十周年紀念演講會」。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園以外的公開演講，不過在場地上還是被打壓了。——理想的場地都不給租，只租到狹小的耕莘文教院，結果人山人海，場外的人比場內的還多，連講台上都坐滿了人。演講廣告上登：
殘山剩水我獨行
四百年來，台灣在外國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盪下，已經變成了一個畸形的、膚淺的、荒謬的、走火入魔的島。李敖在這個島上，雖然不見容於朝、不見知於野，但是獨來獨往的氣概，「我手寫我口」的氣魄，卻老而彌堅。這次應邀演講，就是要在眾口一聲的時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講過後現場簽名賣書，價值五十萬的書一賣而空。我簽名時，黃菊文特別請來便衣「保縹」暗中保護我。菊文是我們發行黨外書刊時的第一線總司令，與警總周旋，為功至偉。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見的難友刁德善、李國龍等也來了。多年不見的台大法學院老學長黃奠華也來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時帶我們參觀過台北監獄，我一直記得他。
演講過後，蘇榮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現狀》錄影帶、錄音帶發售，頗受歡迎。我在《林治平先生來信書後》一文中，有這樣的回憶：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說：「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談生意，後來我給了他您演講的錄音帶，他也說：看您的文章，不如聽您的聲音。」
四十年來，由於國民黨封鎖我演講的機會和教書的機會，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講，根本沒有練習，沒有經驗。一旦演講，我只能搬出和擴大我日常的談吐——主導式地令「群衚衕笑、四座並歡」的談吐，應場而已。我的音調太高、說話太快，好處在提神醒腦，不像蔣氏父子演講那樣「慢動作電影」；壞處是常常使聽眾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躍的思路，甚至來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剛教授從美國打電話來，說看了我的演講錄影帶，發現鼓掌為什麼那麼少？我說：第一，我使聽眾快速跟著我跑，不給他們間歇的機會，他們來不及鼓掌了；第二，我的聽眾一半是仇人，他們不丟番茄就不容易啦，你還要他們鼓掌？潘毓剛聽了，為之失笑。林治平先生的弟弟說看我的文章不如聽我的演講，我認為他是真能發現我有這方面天才的人。在演講上，我的博學與機智會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現，那種氣氛與效果，在我文章中是看不出來的。
在「明白而立即」的表現上，我舉幾個例子。有一次演講，一聽眾義正辭嚴質問我：「你來台灣四十年，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長大，為什麼不說台灣話，是什麼心態？」我「明白而立即」地回答說：「我的心態，跟你們來台灣四百年還不會說高山族的話同一心態。」還有一次，聽眾紛紛以紙條遞上講台，問我問題，我有問必答、條條不漏，突然中一紙條，上寫「王八蛋」三字，別無其他。我「明白而立即」舉紙條面向聽眾說：「別人都問了問題，沒有簽名；這位聽眾只簽了名，忘了問問題。」我這類機智，不單表現在演講會上，私下裡也能片言解紛、化窘為夷。
由於「被封嘴」的情況漸入佳境，各路人馬請我演講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呂學海的「社會大學」最有計畫。有一次他請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貨頂樓演講，一個東吳大學法律系學生黃宏成去聽了，聽後大為感動，覺得這麼優秀的李先生，我們東吳大學真該請他來執教，由於黃宏成有無人可及的鍥而不捨的本事，最後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經過，他有回憶如下：
我打從高中開始就是李敖叢書的忠實讀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道我很佩眼李敖，於是介紹我去聽一場在太平洋崇光百貨所舉行的敖之先生的講演，在聽完李先生那精彩的講演後，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認識，於是我使出所有的看家本領來「對付」李先生，我憑著「死纏爛打」。「厚臉皮」的精神向李先生糾纏不清，又復以「緣隨願生」的箴言自勉，在經歷一番「坎坷」的際遇後，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能漸漸贏得李先生對我的信賴，並進而建立起相當的友誼。
在此同時，包斯威爾所寫的《約翰生傳》帶給我莫大的感動與鼓舞，乃將李先生比擬成約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爾自勉，我經常為李先生淵博的知識所折服，我和李先生交往認識愈深，愈是為他所受的際遇感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遺賢，何以不察？「國有」將才，何以不舉？我覺得忽視人才，就是埋沒人才，我年紀雖輕，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過校長的關係，或許能締造出一個「為國舉才」的機緣，那也未必可知。我實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輕自己，於是想請李先生任教於東吳的想法雛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根據我們的觀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長主動出面聘請敖之先生到東吳來任教的話，是一件再合適不過的事，於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於東吳，李敖之於東吳，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無不可；於私，李先生和校長「兩家淵源」很「久遠」，由孝慈校長出面請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深的涵意。
一旦想法確定以後，我們就分二方面去進行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長與李先生的會晤，另一方面是肥皂箱社的成立。有時候夾在二個大人物之間作穿針引線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尋味的事情。基本上，我們的性質有點兒像介紹人，又有點兒像媒婆，如果要讓雙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話，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花一番腦筋的。首先，我們必須讓雙方達成一致的共識與焦點——會晤的共識與晤談的焦點。因為，有了會晤的共識，才會有晤談的焦點；有了晤談的焦點，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們誠摯地希望，雙方彼此要都贏了里子，也都贏了面子才好。
於是我們小心翼翼地探求雙方當事人的意願，在一個偶然機會裡，我突然主動地問李先生說：「李先生，如果章校長來見您的話，您會不會給他難堪啊？」李先生笑著回答說：「他來了是我的客人，我怎麼會給他難堪呢？」聽完李先生這類似「保證書」似的回答，我暗自竊喜，似乎看到了二人會晤的遠景，李章會談已成功了一半。
接下來，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都轉移在孝慈校長的身上，透過許多的聊天機會，我們經常向校長談起敖之先生，覺得李先生很有才華，可惜一直被埋沒了，如果東吳有機會請李先生來學校教書的話，那不是很好嗎？剛開始幾次，校長總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說：「再研究、再研究。」於是我們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讓李敖的作品自己說話，當我們拿給校長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時，他終於忍不住告訴我們說：「其實我年輕的時候，李敖的書對我影響很深，很多李敖寫的書我都有。」可是當我們進一步建議他和李先生做個朋友，大家認識一下的時候，他又開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著我們，那時我們想校長可能有不便之處，所以也沒好再問下去，可是當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書時，他曾對我們說：《北京法源寺》寫得真好！真是一本才子之書，李敖真是有才氣！」當時校長對《北京法源寺》一書及李先生的評價由此可見一斑。
在1993年3月上旬一個下著小雨的午後，我看見校長自商學院大門步出，由於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