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寫作雖多，卻始終沒辦過自己的雜誌，過去主持《文星》雜誌，是鵲巢鳩占，不算是自己的雜誌。《文星》被封后，我申請不到雜誌執照，後來坐牢，一連十四年大霉運，高辦雜誌愈來愈遠。十四年後復出，在1981年申請雜誌執照，「行政院新聞局」在該年4月18日按出版法第九條給了我《千秋評論雜誌》執照，但在一個多月後，卻又快速按出版法第十一條「技術擊倒」了它，使我因冤案入獄而不得為雜誌發行人。這一內幕，值得細說。
我二十四歲拿到台大畢業文憑後，一連二十二年都長捐箱底，一直沒有用它，因為我沒有正式職業，文憑對我毫無用處。不過，到了1981年我四十六歲時候，它派上了用場，因為我想辦一本雜誌，申請雜誌執照要用大學畢業證書，我就申請了一張《千秋評論雜誌》執照（局版台志字第二七七五號）。可是，這個執照很微妙地害到了我，執照發下來（1981年4月23日）才五十五天（1981年6月17日），我在地方法院已判無罪的官司（蕭孟能自訴李敖所謂侵佔案），突然受政治影響，一夕之間，竟被台灣「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晃、黃劍青、顧錦才三人枉法裁判為有罪（1980年度上訴字第二四九八號）！這一判決，微妙反映了外界「選舉快到，快判李敖」的公論為什麼口耳相傳，也反映了爭取自由的長路上我所付出的苦心、代價與犧牲。妙的還不止這種巧於配合的枉法裁判，還有更妙的。在枉法判決後二十三天（1981年7月10日），我突然收到台北「1981府新一字第三一○三一號」市長李登輝的來函，說：「一、准『台灣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略以：李敖因侵占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二、依出版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被處二月以上之刑在執行中不得為雜誌之發行人。另同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新聞紙、雜誌……之發行人有出版法第十一條各款所列情事之一，未依同法第十條之規定申請變更發行人登記，註銷其登記。」收到這封來函後，我又大惑不解、又恍然大悟。大惑不解的是：李登輝如果希旨承風，想封殺李敖的《千秋評論》雜誌，儘管依例通知可也，何必抬出『冶灣高等法院」來呢？恍然大悟的是：不抬出「台灣高等法院」，封殺的依據，只能根據報上李敖判罪的新聞，這樣證據力就弱了一點，因此抬出「台灣高等法院」來，一切就都站得穩了。更妙的還不止台北當局這封來函，還有更更妙的。這來函中「說明」之「一」中，就完全露出了馬腳。「說明」之「一」指出，台北當局是「准台灣高等法院1981年6月29日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而要李敖「前來辦理變更發行人登記手續」的，但是，怪事來了，因為按照台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只是裁判書正本「送達於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受裁判之人」而已，又何必去「劍刑勇字第二六號函」給台北當局呢？「台灣高等法院」在本身忙得案犢勞形之時，居然好整以暇，寫信給台北當局，告以「李敖因侵占罪經判處有期徒刑六月確定」，這不是天下怪事嗎？難道法院承辦審理業務之不足，還要兼辦箝制言論的通風報信嗎？這種行文，豈不是太明顯的聯合作業封殺李敖嗎？更微妙的是：這一雜誌執照是「新聞局」局長宋楚瑜核發的，而李登輝給我的信中，卻明列「副本收受者：行政院新聞局」字樣，這又明顯有違行政作業的常規，因為在我尚未拒絕申請變更登記前，毫無知會「新聞局」之理，可見市長李登輝知會局長宋楚瑜，全是兩條蔣家走狗的串通法院的聯腳作業。當然，我是不會做變更登記的，但我略施巧計，就打垮了他們的作業：按照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二條，出版品分為三類：一。「新聞紙類」。二、「書籍類」。三、「其他出版品類」。再按箝制言論自由的「出版法」第三十六條，出版品如違反本法規定，主管官署得為行政處分：一、「警告」。二、「罰援」。三、「禁止出售散布進口或扣押沒入」。四、「定期停止發行」。五、「撤銷登記」。這一條中「定期停止發行」、「撤銷登記」，是箝制「新聞紙類」的致命法寶，但對非「新聞紙類」的「書籍類」，卻沒有什麼作用，因為「書籍類」既非「按期發行」，自然所謂「行政處分」，也就至多不過即時查禁了事。而「新聞紙類」卻可來個查禁一年，或撤銷登記。換句話說：對「書籍類」，處分只能及身而絕，不能延伸；對「新聞紙類」，處分卻能斷子絕孫，可以延伸。因此，理論上，一個作者，如果能定期（「按期發行」）出書，則在某種形式上，幾與雜誌無異；雖然在事實上，全世界幾乎沒有這樣多產的作者，能夠維持——經年累月的維持——每月十萬字這種寫作量。就這樣的，雖然《干秋評論》雜誌執照被封殺了，但我的《千秋評論》（全名《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就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出國民黨不意的情況下，「創世記」一般地出現了它的「創『書』記」。這種突破與成績，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矣！
《千秋評論》的開始，是典型的憂患之書，因為它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我正在第二次政治犯牢中。在我入獄前夜，「汝清」陪我預先編好了前六冊，在1981年8月10日入獄當天的清早，全部交給了林秉欽，轉給葉聖康的四季出版公司出版。這種作法，活像諸葛亮「預伏錦囊計」似的，只要林秉欽每月「拆開錦囊視之」，即可付印成書。在編六冊書的時候，原是以獄中新作無法外傳的準備下編成的。我入獄後，林秉欽為了配合時文，曾在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編入王小痴的《〈哀〉我的朋友李敖》和林清玄的《我所認識的李敖》。後來在獄中結識石柏蒼，他一手幫我建立了秘密運出稿件的管道，於是，從第四期起，每期都代換進我的獄中新作。像第四期的《題泰國漫畫》、《中國式好人》、《我最難忘的一個流氓》、《黨外是誰喊出來的？》、《給黨外人士上一課》、《文化美容、財政美容、司法美容》《只許我中央，不許你中央》；第五期的《夢做駱馬的自由》、《李詩四首》、《論褫奪狂——兼論政治犯是終身職》、《我的殷海光》；第六期的《「顯性偽君子」和「隱性偽君子」》、《「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從大軌跡評論人》、《這樣的法官配做院長嗎？》、《方神父的驚人秘密》、《喜歡的與該做的》，總計一下，一共十七篇，這十七篇從秘密管道流出來的文字，是《千秋評論》前六期中後三期的最大特色。到了第七期以後，其中雖有許多也是獄中偷運出來的，但那時我已出獄了，發表時候，「傳奇」上和「趣味」上，是不能同我在牢里相比的。
我出獄後，每月用《千秋評論》打擊以國民黨為主軸的魔鬼，從戒嚴打擊到解嚴，一路打擊不休、難分難解。國民黨自然負蝸頑抗，從第一期就予以搶劫查禁起，第十一期、第十六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六期、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三十二期、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六期、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第四十期、第四十三期（下冊）、第四十四期、第四十五期、第四十六期、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第五十二期、第五十三期、第五十四期、第五十五期、第五十六期、第五十七期、第五十八期、第五十九期、第六十期、第六十一期。第六十二期、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第六十五期、第六十六期、第六十七期、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第七十一期、第七十四期、均予以搶劫查禁。直到國民黨主子蔣氏父子死光，李登輝郝柏村等走狗接班，不管怎麼對我「五堵」「七堵」「八堵」式地堵塞，但《千秋評論》仍在排除萬難下「按期發行」，大體都在每月一冊的進度下飛躍前進、迂迴前進、匍匐前進。……在前進過程中，有時情況近乎拉鋸式的慘烈。以第五十八期出版為例，1986年7月23日國民黨派出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不屈服，再印，7月30日再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四千本；我還不屈服，再印，8月4日又大隊人馬直撲裝訂廠，搶走一千五百本。我還不屈服，又再印。……這種一次又一次你搶你的、我出我的的相持，足登世界紀錄全書而有餘，而我那種心之所善、九死無悔、就是要前進的剛毅性格，於此可見一斑。最後，走狗們力不從心，才告罷。最後勝利屬於李敖，李敖成了名副其實的「魔鬼終結者」。到了1991年9月30日，《千秋評論》在創造歷史十年以後，停刊進入歷史，前後追憶，不無滄桑之感，但是老了十年、贏得千載，卻也值得。《紅樓夢》開宗明義就點出：「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千秋評論》十年辛苦，字字看來皆喊打，自非吟風弄月的《紅樓夢》可比，但究其背後，亦血書也。
《千秋評論》以外，我在1984年1月起，又加出《萬歲評論》（「萬歲評論叢書」），每月一冊，與《千秋評論》錯開出版，等於每半個月出書一冊。三年兩個月期間，其共出四十期。除第一期、第二期、第六期、第七期外，其餘三十六期統統被查禁，查禁率是百分之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