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牢所在，應該是桃園台北監獄，但卻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監獄太擠，不能一人獨居，但「上級」認為李敖跟別人雜居，會知道得太多，實在以獨居為宜，所以就表面優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執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個例外，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領教了。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棟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見房和犯則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無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別有天地名曰保護合，人犯中身分極特殊的——像外國人、重要公務員、警察人員等等，也都保護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釋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雖然比起個個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來瞠乎其後，但也混跡其中。按說我這種半年刑期的輕刑犯，早該配到工廠去逍遙的，但「上面」說要「保護」我，就被獨自關在第三十二號國房。
因競選「國大代表」，被判違反選罷法等的劉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監獄前，獨自住在第四十六房，與外面來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經過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區課員，以至安全部門特別檢查、登記、抄錄或影印，如此「保護」，顯然已經逾越必要的程度了，當然令人恐怖與痛恨。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過他們。所以半年期間，他們只見來信，不見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愛的「女秘書」武慰先要來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數語，除此之外，他們無法從信上羅織出我的思想問題或任何問題。
有一次一封來信，因為手續失誤，他們漏了影印了，結果趁我在籃球場放風時，故意延長放風時間。以便潛入我房裡，找出影印後再放回；劉峰松的幾張稿件，以寫信方式處理，因手續失誤，一開始得以寄出，後來安全單位打官腔，承辦人員只好私下求劉峰松幫忙追回。這些妙事，若再說劉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分坐牢，若再說我們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說我李敖是「侵佔」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關在舍房裡的寂寞難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們要打發日子。打發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來做工。做工雖然苦，但是大家搶著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大部分時間關在軍法處看守所獨居房，有一次換房，因人太多，派進一個桃園大園的流氓同我暫住。此公叫許性德，我在看書，他大唱日本歌，我說你太吵了，你做一點工吧，他說沒工可做，我看到馬桶內外有多年累積的臟斑，我說你就洗馬桶吧，他說好，洗了一陣，臟斑洗不下來，他說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嗎？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墊鞋底的鐵片磨成的——交給他，他很高興，就慢慢刮起來了。颳了一下午，只颳了一點點，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說：「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著慢慢做，做完了怎麼辦？」許性德的話，一語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處。做工除了容易打發時間外，工廠活動範圍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煙等違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爭先恐後。從人犯的觀點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輕刑犯，卻關在獨居房中，這是典型的虐待，絕非優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這種待遇，正是「侵佔」罪其名政治犯其實的待遇啊！周清玉的《關懷》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獄中抱怨，說：「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廠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應被當作重刑犯處置。」王拓真是書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當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個月就被當成了！其實，做工與我無緣，但有緣我也不會去干，因為我要努力看書，哪有閑工夫去浪費？可是工廠那邊不知道，印刷工廠的許多大學生希望我過去，工廠主管們也向「名籍室」要求調我，「名籍室」的答覆是：「李敖這樣關法，是『部里』面交代下來的，不但你們調不動他，我們也調不動，甚至所長也調不動，少做夢吧！」——對這樣一個輕刑犯如此對待，除了政治性原因，還有什麼呢？1918年，羅素坐了四個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別關在「第一區」，讓他一個人住，少觀察別人，1981年，歷史在我身上重演。什麼1918，1918沒有過去，1981就是1918啊！
這個所關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編階的管理員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輪值，每班八十人，連同辦行政的，總額在二百四十人以上。這些人，照中國傳統說法，叫「獄吏」，漢朝周勃下獄後，感慨：「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我曾經做百萬大軍的總司令，但不知道獄吏竟是這樣威風！）獄吏威風是符合中國傳統的。傳統的「獄吏」中，所謂「禁子牢頭」，就是現在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內和監獄內行走，一出門就「脫掉這張皮」，因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況，引起尷尬場面：——有些情況警察要處理，而他們又非警察，自然尷尬。不過也有例外。當年法院為了配合國民黨文化特務徐復觀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來抓我，我笑著問這一毛四：「你們抓人，不通知管區警察嗎？」此公極有幽默感，他說：「我們『司法獨立』，不要通知了！」——好個「司法獨立」！這些「法警」多為欺善怕惡之徒，在他們眼中，李敖雖動筆不動刀，但與流氓無異，十足一惡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雖然關了三千三百人，但專任醫師只一人，專任護士只一人。平均每天醫生要給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難，但一個也不看，也就離奇。專任醫師即衛生課長金亞平，他要辦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給王護士，王護士也少看，就推給藥劑生和有醫療經驗的人犯。例如逮到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黃仁溫，就叫他看所有內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難雜症；逮到另一個因墮胎判罪的婦產科醫生晁煌，也照樣如法炮製。這種大全科醫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當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於牙病倒是另有牙醫，只有每星期一來一次，敷衍幾十人後，算是看了，所以理論上，人犯牙疼必須選好時候，牙齒如不識相，亂在星期一以外的時間疼，那可活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軍醫馮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獨人犯陳中統做大全科醫師代看，馮胖子在旁邊看武俠。牙醫是警總醫務室的工友，因為見多識廣，也就每周跑來自告奮勇一次。不過此公只會拔牙，不會補牙，我的一些牙齒都為警總所不齒，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對警總無法咬牙切齒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場面，是驚人的。大全科醫生進到舍房來，在管理員巢邊一坐，就以平均兩分鐘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後逐一蹲著前進，在大全科醫生膝前通過，就算完事大吉。感冒來的時候極容易傳染，所以打針場面更是驚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針管一根針，也不消毒就插入藥瓶吸葯，然後人犯一排排屁股先準備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換屁股不換針》，專寫這種今古奇觀。
福利社營利是禁子牢頭正式薪金、獎金以外的另一大財源，所以它的活動是洋洋大觀的。福利社營利的基礎，是跟管理上的「堅壁清野」直接有關，因為管理上「堅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資來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專賣和壟斷。例如，福利社要專賣和壟斷罐頭、糖果、糕餅了，於是接見室就拒收人犯親友送進來的罐頭、糖果、糕餅，但按「羈押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規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頭、糖果、糕餅，看守所豈不公然違法嗎？誰說不是呢？可是違了又怎麼樣？
按說水果總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難得你無法再送。葡萄嗎？不行！葡萄會使人犯遣私酒，請拿回去！橘子嗎？可以，但請你一個個把皮先剝開，我們才給你登記，因為橘子中間有空，可以把酒注射進去！你這位家屬，你看看我們的福利社就在我旁邊，為什麼不買我們的橘子呢？我們的橘子不要剝皮，買我們的好不好？
「羈押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五條只規定可以送水果，但沒「細則」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獄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後整人犯和人犯親友，想想看：一個人犯親友老遠的跑來土城，等了幾個小時，還送不進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個個代剝橘子皮，這是什麼景象；幾小時後收到橘子的人犯，獨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對十幾個全部沒皮髒兮兮的橘子，又怎麼處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裡有蟑螂、螞蟻代吃，第二天也爛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應罐頭、糖果、糕餅、水果外，還可供應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單是：香菇燉雞四百元。金針燉雞四百元、四喜拼盤四百元、牛肉拼盤四百元，諸如此類，至於內容，天知道那是什麼香菇、什麼金針、什麼雞！當然，如果再加錢，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們惜別聚餐，可以叫到上萬元的大菜，他們報請主管特准，也請我參加過，吃法是在走廊地k攤開報紙，上放諸盤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個小板凳），然後繞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廳吃飯，桌上有菜動人不動的大轉盤英文叫L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