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次軍法審判的時候，我雖一言不發，但卻留了一張書面的意見，可以顯示我採取「緘默權」的根源，全文如下：
審判長先生：
我只要花一分鐘就可以把話說完，我的話共分五點：
第一點：關於本案內容部分——我沒有話可說，我用法律裡面的緘默權。我想我也不必說明我為什麼不說話，一千九百四十六年以前，耶穌在被審判的時候，也不說話。
第二點：關於判決的部分——過去我不上訴，以後也不上訴。雖然我是無辜的，雖然我沒有罪，我仍願引用印度獨立的偉大領袖甘地在法庭上的兩句話：「我不願浪費法庭的時間，我承認有罪。」
第三點：關於我的態度部分——我現在聲明，我自被捕後，因被刑求而來的一切我寫和我簽字的東西，全部無效。也許我信心不夠，無法抵抗現代科學方法的刑求，但我知道五百四十四年以前，最有信心的聖女貞德在被捕以後，也犯過跟我同樣的無可奈何的錯誤。
第四點：關於所謂爆炸案部分——雖然跟我無關，但我願為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五個小朋友做他們「人品的證人」，這就是說，我相信他們不是做這種事的人，他們的誣服，是被刑求的結果。我請求審判長先生給他們做無罪的判決（附帶聲明一聲、，在進這軍法處大門以前，我跟他們並不認識，所以我的請求，可以說是客觀的，值得審判長先生參考的）。
第五點：關於我個人的刑期部分——我不要求做減刑的判決，也不對加重不滿。美國民間領袖尤金·戴布茲（就是坐在牢里還有一百萬人投票選他做總統的尤金·戴布茲）1918年在法庭上的三段話就是我的話：
「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流；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儔；
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
只要我在這島上，不論我在牢里也好，在牢外也罷；不論我是「名不副實」的「大作家」也好，或是「名實相副」的「大坐牢家」也罷，我都不會有自由的感覺。因此關於我個人這部分，我不請求減輕。
李敖9月15日
從這一書面陳述中，可以看出我四年多坐牢下來，心靈上所顯示的平靜與蒼茫，這一平靜與蒼茫，使我對刑期多少或出不出獄並不沾滯，但對我放眼的方向，卻別有洞天。1975年9月22日判決確定後，我寫了一封秘密的信給吳俊才老師，吳俊才在台大教我「近代印度史」，那時是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是當權派，我信中說：
俊才老師：
以十八年師生之誼，請老師先聽我一句——「李敖實非台獨分子！」
我十四歲到台灣，現已四十，但我至今不會說台灣話。不會聽台灣話。我二十七歲「暴得大名」，貴黨報紙罵我是「反派小生。」台灣人有政治野心者想「統戰」我這外省人，不足為奇。但我對政治乏味，因此，我拒絕了高玉樹。
台獨分子拿我做對象，我想至少有三派——（一）「台灣青年」派（他們不斷拿我在他們機關刊物上做主題）；（二）散發傳單派（散發「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三）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一）（二）兩派我根本不認識。第（三）派認識都在他們變成叛亂犯之前。他們出獄後，跟我有來往，我不相信他們會再做書獃子式的政治活動，所以不以為意，不避瓜李之嫌，現在證明了我比他們還書呆。
我在謝、魏被捕後三周被捕，他們把我說成「五分之一」（謝說「五委員」之一，魏說「兩個半」之半），說我同意加入組織，我完全莫名其妙。這時候正是火車站出現「歡迎李敖參加我們的行列」等傳單的時候……當然構成了辦案聯合小組（各單位組成）對我的合理懷疑，由於我多年做「反派小生」的紀錄太壞，使我無法取信於人。……大概十幾天後，我感到不遙為配合這「五分之一」的說法，恐怕不得了結。我出於無奈，編了一套說辭，我說我們開過加入的玩笑。我當時想，這一說辭，既可遙為配合加入的意思，又可因開玩笑而大事化小，既無法在「有無上」澄清，只好在「輕重上」取信於一時。
半年以後，調查局的劉科長來看我說：「好消息告訴你，查清楚了，我們知道冤枉你了。」後來我聽說台獨分子終於承認對我誣攀。一年後開庭，台獨分子當庭承認對我誣攀，「被迫咬李敖」云云。其實這時候，台獨分子的宣傳目的已達，他們終於號召成功他們有了一個金字招牌的外省同志，並且讓貴黨背害賢之名。
我自己坐牢，我沒話說；但陪台獨分子坐牢多年而不能自明，我為之茫然。
接著我提到：
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上，我和貴黨任何「愛國者」並無二致，雖然我被目為敵人。
我被目為敵人。我的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牛肉麵都賣不成了。……我淪為荒貨小販，靠老面子推銷古書和舊貨（即《紐約時報》說我的在賣舊電器）。當李翰祥太太看我滿身大汗同小工一起抬冰箱朝她廚房搬，問我：「一代大作家為何淪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最後十四個月軟禁到來，使我朋友嚇光，生意垮盡。我沒想到我放棄筆桿已六年，可是仍不見容於人。
我又衝動了，我認為貴黨不許我做拿筆桿的人，又不許我做不拿筆桿的人。我開始報復。這些報復都開始在沉默六年以後，都開始在軟禁發生以後。……我依稀看到悲劇的後果，我看到兩敗俱傷。
我又寫道：
從軟禁起算，我失掉身體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書被禁了，雜誌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門了……六年來，是荒貨小販做不成了，朋友嚇跑了，女人嫁人了，房子抵押了，親人變了，甚至弟弟也因債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色，面目全非。內在的自己已由絢爛趨於平淡，外在的關係已由平淡歸於虛無，六年煙雲，可使內外有如此奇變，我彷彿覺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自1949年到台灣，我在窮苦中長大，從寫蠟板到送報，到餓著早飯省錢買書，逐漸建立我的一點尚不尋常的「成績」，我做過錢穆寫信稱許的中學生，老師賞識的大學生，胡適限時信送錢贖當的研究生。我最後在極短的時間裡純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雲，所向披靡，使想用筆桿壓伏我的人為之失色，轉而以筆桿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顏色。「才如江海命如絲」，我從大作家降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燈黯淡，子夜獨思，李鴻章說這島是「傷心之地」，對我更有多重的感傷。
我自動申請斗室獨居，終年做宗教式的閉關隱遁。細讀老師的新作《甘地與現代印度》。在靈修方面，得益尤多。日遠的哲人星期一靜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靜默使我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達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初判十年，我不上訴，我認為，我該在「傷心之地」坐牢，我願用長年坐牢，償付我做的和我沒做的。我認為一切都已太遲。這次更審，在法庭上我一片緘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師書中的話——「我不願浪費法庭時間，我承認有罪。」
老師收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寫這封信的時機，已經到來。我願向老師表白如下：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春與困境——每況愈下的困境——償還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操戈，如今已將兩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貴黨同來這「傷心之地」，同樣的「愛國」、同樣的胼手胝足，雖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該是敵人。天下沒有不解的怨仇，何況我們同一血液，一切宜解不宜結。在這即將兩清的尾聲中，我願透過老師，站在「國家」利益的觀點，權衡我在這島上的去留。我們的敵國，經過權衡已算出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寬大本身就是雄辯，抵消出境後作家的「馬後炮」而有餘，在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爾仁尼琴也好，小作家馬克西莫夫也罷，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論，當然是借喻，不是拿蘇聯來比喻。因為我們不是放逐，而是歡送，是雙方在和諧氣氛下協議出我的好處，就是台灣的好處。我在這島上對台灣是多餘，對我是浪費。……
在以低姿態建言，提議出獄後放我去外國，我並告訴吳俊才老師，在我這政治案本案以外，還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出的案中案」，在「司法法庭」，以所謂詐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這種被誣的不名譽的牢，我請求老師代我政治解決。」全文最神來之筆是我向吳俊才老師提出的奇想，我說我去外國，可以協助彭明敏問題的解決，「我認為他回來非不可能。」這當然是我的一個餌，誘他們放我出去，我再徐圖後計，跟國民黨算總賬。君子報仇，「出國」不晚。果然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愛庄」被洗腦，所方忽然通知我，說保安處派車來，接我去台北一趟。上車後直駛基隆路警備總部招待所客廳，未幾吳俊才老師出現，他說他收到我的信很感動，為「國家」為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