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31日《文星》結束後，4月6日的英國《經濟學人》登出報道，這一報道，國民黨「新聞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內部刊物《國際輿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翻譯：
台北《中央日報》曾刊出一節廣告說：「購買文星書刊的最後機會。」這家台灣最富生氣和最有名氣的出版機構，就這樣地宣布它關閉之意。上月底文星書店關閉，國民黨保守派已把台灣發表自由言論的最後機構封住了。
文星書店的開辦完全為了商業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運，《文星》雜誌因刊載批評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學生廣泛地歡迎。該雜誌曾討論過關於西方和「中國文化」的價值問題，甚至論及政治自由化和給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雖然這些問題是以「中國」的含蓄方法來討論，但在台灣談到這些問題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
雖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爾與當局官員發生衝突而致被免職和下獄，可是《文星》雜誌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壽命較長，主要是因為它有朋友高踞要津。但兩年前《文星》觸犯了台灣不成文法，指名批評國民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並對「總統」亦有微詞。《文星》雜誌的登記執照被吊銷一年，《文星》書店董事會改組，使之容納更多的國民黨黨員。從此《文星》雜誌一直不准許復刊，但《文星》雜誌繼續有它影響力量，並對青年成為一種吸引力。
大約一年前，國民黨暗中支持和經常預言當局政策的《中華雜誌》攻擊《文星》「走共黨同一路線」。該雜誌要求以勘亂時期陰謀製造分裂的理由，關閉文星書店。同年三月替補的董事名單擬定了。
文星書店之關閉系根據最近台灣權力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命令，其理由是禁止浪費，「改良當前社會風氣」，並指令增加大眾傳播的愛國內容。「台灣當局」顯然』害怕日趨繁榮的台灣會受到更大民主的壓力，所以盡量減少台灣目前容許的自由限度。
《經濟學人》的報道，是很簡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國民黨暗中支持和經常預言當局政策的《中華雜誌》，正是胡秋原的雜誌。胡秋原也許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瀾的效忠工作，事實上，國民黨本身就是要消滅《文星》，沒有推波助瀾。波瀾本身還是波瀾，在波瀾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隱寫《碧城詩》，其中兩句是：「星沉海底當牖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與文星同歸於「禁」也同歸於盡的我，目擊了《文星》的一切，不論是「當牖見』還是「隔座看」，看見它生前死後，的確有不少滄桑。其中最滄桑的是蕭同茲，他真可謂無端受累，捲入《文星》，把幾十年培養的黨國關係與人事關係，毀於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願他靈魂安息；其次是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她為《文星》貢獻了青春，也是無端受累，捲入別人的理想活動，賠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業，最後還家庭破碎，與丈夫和「新女性」對簿公堂，老境堪憐，依子而居，我要特別祝福這位既婉且堅的偉大女性。
文星書店結束後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給蕭太太朱婉堅，我說：
回想十九年前，在國民黨掐死《文星》雜誌的時候，我曾說：「《文星》是一道主流，雖然這主流反對國民黨，但反對之道，還有規格可尋，還可聚合各路細流，成為高明的導向；《文星》一旦沒了，主流就會變成亂流，國民黨早晚會更慘，還要賠上「國家」的命脈和別人的青春。國民黨有一天會知道：當一切情勢改變了的時候，他們將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國》而不可得！他們那時候才會發現——遲來的發覺——《文星》。《自由中國》式的反對他們，是太客氣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國民黨永遠不會明白，他們總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馬歇爾說國民黨會做好事但總做得太遲，他的看法，真是一針見血了！」
我寫這段話正值黨外雜誌亂流四起、國民黨當局焦頭爛額的當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準確的預言家，還算吹牛嗎？他媽的國民黨，真是報應啊！
論斷李敖在《文星》興風作浪之功，不管《紐約時報》或《經濟學人》所登，都從正面著眼，實不足為李敖光寵，我該引一段負面觀點的論斷，以概其餘。1966年2月21日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登出國民黨文化特務徐復觀的長篇大論，其中「發展之程度，早經威脅到整個社會與民族之安全」項下，有這樣的話：
茲將其年來誹謗行為，根據初步不完全之統計，計其對個人指名之誹謗，自孔子以至胡適、錢穆，凡五十七人其對團體之誹謗，自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學會、「立法院」、「內政部」、各大學中文系、台灣研究中國文化者、全體較李敖年長之學人、「當局」官吏、國民黨員，以至整個中華民族。謂孔子之像為「恐怖」，將孔子思想與西門慶、魏忠賢，等列齊觀。對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詞穢語外，並謂「早應打耳括子」。對祭孔子之禮童，詆之為「小鬼」。對主祭之台北市長，指為被殺作祭品之「犧牲」。稱胡適為「大懵懂」，「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指錢穆為「大腦在休息，小腦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指台灣大學為「分贓」、「腐化」、「遮羞完畢」、「拚命撈錢」。「與家裡『歐八桑』先奸後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罵年老一輩之學人都是「吃閑飯黑心飯」「使他們的子孫因他們感到羞恥」；「我們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幾個耳括子」罵「內政部」是「愚昧」、「落伍」。罵「立法委員」是「妄人」、「可恥」。指全「政府官員」及全國民黨員是「這種人的耳括子早就該被打」；「沒人格的知識分子」。罵各大學中文系是「膿瘡」是「義和團」、「准義和團」；「非狠狠開刀一次不可」。罵台灣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國家所沒有的法律」。罵中國文化是「哪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罵我們民族是連「最野蠻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並向友邦挑撥「把洋鬼子綁起來，這是中華民族美夢之一」。所列資料，尚極不完全；而此處僅隨意摘舉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僅對一切用盡毒詞穢語；且欲見之於「開刀」「打耳括子」之行動，不僅誣盡中國一切文化；且欲挑撥台灣與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灣受到世界各國之輕視與敵視。共黨未到，而李敖所發動之鬥爭清算之陰影，已籠罩於全台灣。舉步方艱，而由李敖所出賣之民族立場，及向友邦之挑撥行為，已否定年來全朝野所作之「國際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復觀陳列的我的「罪狀」，我真該「感謝」他，「感謝」他真是我的知己。我這些短於自知的大成績和自己不好意思說的大成績，竟這樣簡單扼要地肯定於親愛的徐之口，足證我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驚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後，的確也看到不少的滄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戰友們（事實上是唯李敖馬首是瞻的人們），有的已經死亡，有的已經隔世，有的已經變節，有的已經自毀歷史，賣友求榮，手數著鈔票，腳脫離戰場，不識大體地重新自文化人變回到市儈。……但是，不論怎樣地浮雲事變，我李敖絕不心灰意懶，我不在乎那些戰友的來去，不在乎個人的浮沉，我關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標下，我不怕孤立，照樣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難的過程里，蕭孟能、朱婉堅夫婦對我言聽計從，沒有任何怨言，表現了蕭同茲的大家風度，這是很令我懷念的。現在我還保有蕭孟能寫給我的感恩信，說：「我是多麼地感謝你！」（1962年7月6日）說：「您使我揚名吐怨氣，萬分地感謝。」（196年12月17日）雖然這些感恩，在多年以後，都被「正人君子」忘光了！
《文星》的「星沉海底」並不等於李敖的「星沉海底」，因為國民黨對李敖的秋前算賬和秋後算賬一直沒有停止，所以李敖這顆文星之沉，還在進行式。首先是對我的書大撒禁網。從我在《文星》最早出版的《傳統下的獨白》，到最後自行出版的《閩變研究與文星訟案》等書，全被查禁。這時我三十一歲，眼看前路荊棘，似無靠筆桿維生的活路，乃宣布出版《李敖告別文壇十書》，得款做本錢，改行去賣牛肉麵，在9月3日我有信給余光中，其中一段說：
我9月1日的廣告知你已經看到。「下海」賣牛肉麵，對「思想高階層」諸公而言，或是駭俗之舉，但對我這種縱觀古今興亡者而言，簡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來，不為醜惡現狀所容的文人知識人，抱關、擊析、販牛、屠狗。賣漿、引車，乃至磨鏡片、擺書攤者，多如楊貴妃的體毛。今日李敖亦入貴妃褲中，豈足怪哉！豈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褲，誰入三角褲？
我又說：
我在舊書攤上買到一本宣紙的小折頁冊，正好可做簽名之用。我盼你能在這本小冊的前面，寫它一兩頁，題目無非「知識人贊助李敖賣牛肉麵啟」之類，然後由我找一些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