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蕭孟能、朱婉堅夫婦在台北開了文星書店；五年後，1957年，這對夫婦又創辦了《文星》。1958年，二十三歲的我寫信給馬宏祥，談到知識分子從事文化事業的構想，我構想大家「真不妨做『文化商人』」，以利「思想的傳布」。我在信中舉「台北文星書店及敦煌書店的主持人」為例，認為他們是優秀的「文化商人」。這封信中所構想的「文化商人」，其實我們那些窮大學生是沒能力做的，因為我們都沒有有錢的老子可以資助。所以，最後我們所能做的，是提升別的「文化商人」，使他們少一點商業，多一點文化。這一構想，我在新店山居時付諸實行了。1961年冬天，我寫了《老年人和棒子》一文，投到《文星》，雜誌發起人之一陳立峰那時做主編，看了我文章，對我極為傾倒，他介紹蕭孟能認識了我。至於蕭太太朱婉堅，我倒早就認識，因為我們到衡陽街逛書店，都會看到她。她親自照顧店面，每天十二個小時，既能幹又肯為理想吃苦，早就給我們很深的印象。那時候書店已開了十年、雜誌已辦了五年，可是成績卻很平平。原因很簡單：「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們雖「萬事俱備」，總是無法突破水準，真正的突破，有賴於「東風」型的人物，才能達成。無疑的，「東風」型的人物沒有比李敖更合適的，於是，在李敖進入《文星》以後，雜誌變色、書店改觀。
《文星》創刊在1957年11月；被封在1965年12月，共出了九十八期，它前後八年兩個月的生命，乍看雖不算短，細察卻並不長，因為它的生命，不是從第一年開始的，而是從第五年開始的。雜誌半年一卷，第五年開始正好是第九卷第一期（總號第四十九期），從這一期開始，李敖出現，《文星》改觀。
在李敖出現前四年的《文星》里，就是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的這段時間裡，它只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它雖然標榜「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號召「不按牌理出牌」，但事實上，它的表現卻可憐得很，在「思想上」的表現尤其可憐。大體上說，它是非常「按牌理出牌」的，而不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一個雜誌，那樣溫吞吞地辦上四年，不能鼓動風潮、不能造成時勢、不能一言而為天下法、不能使老頑固血壓高……這是在這個地區循規蹈矩「按牌理」的結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結果。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於第一年，而始於第五年。我進《文星》，首先以三篇文章定乾坤。在發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後，又發表《播種者胡適》、《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只憑三篇文章，就帶動了思想界文化界的高潮。當時正值胡適摔死，加上胡秋原等人對我疑神疑鬼等因素，於是不但高潮，且高潮迭起，形成了文化論戰。胡秋原等人在文化論戰中被「李敖之流」打敗了。因而遷怒《文星》，但《文星》在處理雙方論戰文字上，當時其實是偏袒胡秋原他們的。我在1962年4月，曾寫信給主編陳立峰（小魯）有這樣的話：
最近聽說有人批評你們偏袒「李敖之流」。我想，這些批評你們的人
的心眼兒一定長在胳肢窩裡！據「李敖之流」看來，你們偏袒的對象正好
相反。「李敖之流」深覺「陳小魯之流」在偏袒「他們」。蓋陳小魯蕭孟
能似絕捨不得拿六萬字的篇幅，讓李敖登篇「一瀉千里盡見渾水」的大文。
——但卻讓胡秋原空前絕後地開了例！同時你們似乎也絕不答應李敖寫篇
破口大罵的十二頁長文，直罵到別人的爹媽。——但卻讓鄭學稼毫無忌憚
地開了風氣之先！
唉！小魯尼！你不公平！
《文星》當時所以偏袒，因為主持人跟胡秋原他們有私交，跟李敖卻只是初識。胡秋原當時跟《文星》過從之密，已到了從小兒學費到房子押租到支票貼現，都要向蕭孟能伸手的地步（有三封他親筆信為證）。他翻臉後，對蕭孟能百般丑低，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胡秋原的密友鄭學稼也參加一份。鄭學稼說蕭孟能如何如何，但他為什麼不感謝蕭孟能為他砸招牌印他翻譯的《自由論》？這本書，譯得錯謬連篇、笑話百出，文星書店竟出版這種程度的書，真丟死人！（這樣子胡亂出書，直到我進入《文星》後，才替《文星》穩住水平。）又如徐高阮在胡秋原的雜誌上痛詆《文星》利用胡適，殊不知他早就肯定「《文星》對得住胡先生，只有《文星》對得住胡先生了」（有一封他親筆信為證。）……如今我翻出這些底牌，目的就在說明，《文星》本來未嘗不是胡秋原他們的園地，只是這塊園地，最後被李敖「優勝劣敗」了而已。
早在1963年7月18日，陳立峰就讓賢，薦我為《文星》主編，我不肯。後來陳立峰離職，蕭孟能找我幫忙，我不拘形式，替《文星》穩住水平。蕭孟能的長處是能欣賞人才，麻煩是他的人事關係太好，因人情而來的稿件太多，所以清除起來，頗費口舌。蕭孟能很容易被我說服，但是要一一說服，並把他的人事關係一一破壞，也太累太沒必要，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文星》只要穩住水平就好了，那是蕭孟能的雜誌，可憐可憐他吧！」於是，就在這種互相遷就下，《文星》一期期雜誌辦了出來，一本本書印了出來，嚴格地說，它不是李敖水平的產物，只是就原有水平，經李敖提升的產物而已。
有一次，蕭孟能受了壓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出「內政部」來函，函中要求「嗣後注意改進」不要攻擊醫師法及「肆意攻擊民意代表及整個輿論界」，我就大為不滿，在次期里，我就登出「李敖的兩句話：今後我對文星雜誌的編務，不再過問。特此聲明。」在10月8日的札記里，我寫道：「我極為這封窩囊的復「內政部」函惱怒。傍晚很不客氣地指責孟能。孟能夜來寓，談到清早五時，」在《文星》共事的日子裡，我和蕭孟能從沒吵過架，但為了維護立場，我也頗為堅持我的信念。那時蕭孟能極能表現禮賢下士的大家風度，我還是繼續替《文星》穩住水平，直到大禍臨頭為止。
《文星》在我的帶頭下，主張「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開明、進步、戰鬥等鮮明色彩，慢慢使「官方」串連出這些推論：一、《文星》是「賣國」者。二。《文星》捧漢奸，是漢奸。三、《文星》是「匪諜頭子」。四、《文星》走《自由中國》的路。五、《文星》是生活書店翻版。六、《文星》是判亂，協助台灣獨立。七、《文星》勾結國際奸人（費正清等）。八、《文星》鼓吹兩個中國言論。九、《文星》「在海外通共」。十、《文星》「為中共宣傳，與中共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對中國文化。十二、《文星》煽動青年。十三《文星》影響民心士氣。十四、《文星》誣衊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對當局。十七、《文星》反對國民黨。……就這樣的，《文星》成為《自由中國》雜誌以後，官方眼中釘的遞補者。在封殺《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尋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出身共產黨或左派的人兒，去羅織《文星》。沒問題，硬挑出問題，叫做「羅」；羅出問題再予以串連成罪狀，叫做「織」。就在這種羅織作業下，《文星》的被迫殞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例如說《文星》是「賣國者」。按照常識，有賣國可能的人是把握政權的，權在一國總統和外交部長等，《文星》有這種「資格」嗎？賣國所犯法律上罪名是刑法中的外患罪，國民黨的執法大將趙深，在「刑法分則實用」里已明說外患罪是「賣國」，《文星》既從未受過外患罪的公訴，又何能私予罪名？何況，一百六十多萬方公里的外蒙古，早就給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傑賣光了，留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台灣，仍舊在國民黨手裡，要賣也輪不到《文星》來賣吧？
由此可見，國民黨利用這些人兒所給文星的罪名，竟是這些人照著鏡子的自畫像。但是，為了打擊《文星》，國民黨競縱容真正的「隔海唱和」於不問。這些離奇的現象，直到主持宣傳、管制書刊的馬壁型人兒投共以後、乃至於政工頭子王異型的人兒「親共」以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怎麼回事了！
說「《文星》反對中國文化」，是有語病的。《文星》提倡現代化的使「中國」強大的方法，在現代化的偉大目標下，「中國文化」無助於「國富民強」，如果有助，清朝也不會國衰民弱地被外國欺負、被民國取代了。但《文星》這種立場，並不是反對研究中國文化，《文星》認為中國文化是學術的領域，所以有關中國文化的研究，《文星》反倒做得最多。翻開文星書店圖書目錄，一看便有上百冊的研究中國文化書籍，都是證據。至於出版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並加上現代化的索引，更是研究中國文化劃時代的巨帙。《文星》這些成績，比起誣衊《文星》的人兒來，真「好有一比」！胡秋原的中華雜誌社只印過兩冊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就是他們擁護中國文化的實績！僅能呈現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