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29日，舊年將至，姚從吾老師送來一千元，並附一信。兩天以後，又轉來陶希聖「擬請李敖同學參加『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輯事務工作按月津貼新台幣一千元」的信，姚從吾老師和吳相湘老師又分別給我一信，囑咐我「從此安心工作」，因為這一職務，「得來亦不易也」。
1962年2月1日，我去文獻會見陶希聖的時候，正是我在《文星》第五十二期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卜的同一天。這篇文章里已點名攻擊到陶希聖。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一個月，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發表《播種者胡適》，已先引起各界的重視，這種重視，是從《文星》第四十九期起發表《老年人和棒子》的一貫延續。姚從吾老師信中囑咐我「若過於放肆，不但樹敵太多，亦恐於工作有妨」；吳相湘老師信中囑咐我「切忌多言」，都是他們的先見之明。他們勸我「往事已過，今後仍應潛心學問」，「從此安心工作」，顯然期許我仍舊去走做學問的路，不要亂寫文章。他們把我安排在陶希聖那裡。目的都在希望那個職務使我得以糊口，並且，「藉此研究民國史，以期有些具體的成就」。事後回想起來，兩位老師似乎都太天真了一點。其實他們不了解陶希聖，也不了解我。不了解陶希聖的是：他們以為我們只是把李敖暫時「寄存」在你陶希聖那兒，李敖畢竟是我們的人、我們的學生，殊不知陶希聖才不這樣想呢！陶希聖慧眼識人，看到李敖是何等人才，焉有不拉為己有、拉為國民黨所有之理？不了解我的是：他們以為我會與陶希聖勉強相處，殊不知我才不這樣想呢！
我一去文獻會，心中打定主意就是要防被陶希聖拉我。陶希聖對我，果然備極禮遇。那時他正搬了新居，把舊宅留做文獻會工作人員宿舍，指定我住他的卧室那一間，可是我一直沒去祝他見我不去住，乃在文獻會樓上隔出三間房，由我住一間。因為與辦公廳在一起，比較單純，我就從新店遷回台北，住進杭州南路文獻會。羅家倫、陶希聖上樓來看我，並且參觀我這間卧室，看到牆上我掛的Playboy上的大幅裸體女人，兩人的有趣表情，我至今難忘。（我在1962年4月12日日記上寫：「上午羅家倫、陶希聖來參觀卧房，羅進即復出，陶見裸女不敢進，笑死人，陶哼了一聲，羅哈了一聲，真是哼哈二將。」）蔣君章在《傷逝集》中回憶說：「『五十年開國』文獻的編纂，一方面為紀念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另一方面卻含有提供正確的革命建國史料，使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國際學者，得到中國革命建國的原始資料，作為他們研究參考的根據。」「這個委員會的發起，是台灣當局的決策，得到『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持，其預算初時列在『國史館』的預算中，後來改列在『教育部』的預算中，陶希聖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羅志希先生擔任副主任委員，兩位先生看得起我，要我擔任總編輯的職務……兩位先生有意栽培後進，由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借調研究生若干人作為我的助理。」蔣君章的書是1979年出版的，我直到這書出版後五年，才在地攤上看到；直到看到後，我才弄清當年一些我所不知的真相。例如我一直不知道「這個委員會的發起，是當局的決策」，我一直以為它的預算只來自「國史館」，我一直以為羅家倫是主任委員（羅家倫在北大是陶希聖的學長），我一直不知道我是蔣君章的助理。事實上，我今天的感覺只是陶希聖想自立衙門而已，表面上托之於「當局」的決策、「國史館」的預算中、「教育部」的預算中，骨子裡卻是建立陶家班。蔣君章說：「由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借調研究生若干人作為我的助理」，這話有語玻我去文獻會，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其他全不是，後來龔忠武、張國興來，才有了研究生的局面（張俊宏是在我走後很久，才進文獻會糊口）。會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聖的同鄉、親戚居多。湖北人之天下也。我到文獻會之初，從沒見過蔣君章，整天也無所事事，上班時間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圍成一桌開飯，互開玩笑，倒也自在。會中由高蔭祖做執行秘書，高蔭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專員，編有《中華民國大事記》一書，為人篤厚，對我極為傾倒，常找我聊天，陶希聖也常找我聊天。聊天中有時話中有話，我總是裝糊塗。我知道他們想拉我入國民黨，我打定主意不幹，所以除了裝糊塗，也別無好法子。
從我進文獻會起，我就沒聽過姚從吾老師的囑咐，停寫「辯難文章」，我給《文星》寫文章，一直不斷。《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上就發表了《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第五十四期（4月1日）就發表了《我要繼續給人看看卜。……直到第六十期（10月1日）發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對『人身攻擊』的誤解」等，我的文章，筆鋒所指，一直風光與風波不斷。在被我批評的人之中，其中最吃不住的，不是別人，就是胡秋原。胡秋原早年參加共產黨CY，抗戰時加入國民黨做中央委員並辦黨報，大陸丟掉時「打算做共產黨百姓」，不肯出來，後來才到台灣。有一次被派出去，竟「在英國與共產黨有過接觸」而遭國民黨黨紀處分。他是一個反覆多變的人，由於反覆多變，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種「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高自大自我膨脹，過分重視自己，使他老覺得有人想打擊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物胡秋原？胡秋原何物？誰要打擊這樣一個宦海失意和學界走板的人呢？但在這種心病下，他總是刻意尋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開說文星「自恃有強大後盾，這後盾即我說的參謀團，其中有教授，包括一個教邏輯的，有我們的同業新聞界人士，還有政治上的權威人士等，這是一『奇異同盟』，毫無原則的，但不知為了什麼，也許由於一種『反胡秋原plex』，結成了一個『反胡秋原聯合戰線』」。又說反胡集團的組成分子為「青年後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輩。」又說組成分子的單位「是由一個教育機關，一個學術機關的人，組織了一個參謀團，還加上一個後勤機關，不斷集會三個星期。……這些自高自大自我膨脹，過分重視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開始就不相信批評他只是李敖一個人的事。他用盡對我人身攻擊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後有中年有老年」，「有傳授有計畫」、「有組織攻擊」、「有參謀團、顧問」、「危險打手」、「幕後人」、「僱傭誹謗者」、「奉命罵人」、「問了顧問」等等。一口咬定許多機關和人士利用李敖來打擊他。胡適死後，他首先懷疑的，就是姚從吾。但他也不照照鏡子，姚從吾打擊他幹什麼？姚從吾是學界的「當權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沒當上，是學界走板的人物，誰要打擊他啊？可是，沒有用，一個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沒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記如下：「姚先生在課堂上說佩服我矛盾戰術，使胡秋原氣焰不敢太盛。並說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蓋以姚李一氣故也。」這表示說，胡秋原早在四月間，就認到姚從吾頭上來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認到陶希聖頭上，但他又不照照鏡子，陶希聖打擊他幹什麼？陶希聖是政界的「當權派」，是國民黨中常委、坐文學侍從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沒當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誰要打擊他啊？可是，沒有用，一個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沒救的。陶希聖告訴我說：「胡秋原說我打擊他，我打擊他幹什麼？大陸撤退時，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當時不能來台，還是我設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擊他，我會這樣幫他嗎？」可是，當時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麼都要一口咬定了。
為了反擊胡秋原對我的人身攻擊。為了尋求歷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發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記如下：陶轉告以後行文務必多小心，蓋胡秋原等或將以李敖思想違背三民主義來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頗有連陶也被扯下水之勢。他們總以為我寫文章背後有人主使。他們過去以為是胡適，再是姚從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吳相湘、再是陶希聖，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獨來獨往，胡姚殷吳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記如下：下午高蔭祖、陶希聖分別找我談。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擇手段」以後為文須小心，蓋已聞彼現在搜羅我文字中句子，以構成違反主義及
「總裁訓詞」之罪名。
二、胡有牽陶入此漩渦之勢。
三、陶絕不理胡等欲逐出我於文獻會之陰謀。查材料事文獻會藉助我，並非我藉助文獻會。
10月4日，報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記如下：陶希聖轉告：一、他可介紹二律師（端木愷，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義感，唯先不必與人言。
二、盡可放心打官司，文獻會絕無問題。
表面看來，陶希聖對我實在夠意思。但是骨子裡，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