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4年以同等學力參加大專聯招，第一志願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幾分之差，卻誤入台大法律專修科。法律專修科在報名簡章中明列台大各科系之一，我不明就裡，在圈選的一大堆科系中，也順便填了它，不料放榜之日，吾名在焉。入校以後，才知道全班有的是成績足以分發到法律系卻被誤分到此班的（如陸嘯釗等人）；有的是因入學成績少考了三到五分而被名列此班的，並且知道我們這班是第二屆，頭一年還有一班第一屆（蘇秋鎮那班），兩屆一共有一百五十人，當時考大學是四校院聯招，四校院是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省立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省立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我們這一百五十人考試成績都在後面三個學院學生之上，卻不能如他們那樣念四年。戴方帽子，當然群情憤激，認為無異上當。班上同學謝世聞，以「陋聞」為筆名，在1955年6月15日香港《自由人》上投稿《談台大的法律專科》，就指出「該科設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議……經費由『司法行政部』撥給」、「『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學來了」、「適見自亂體制，破壞教育之行政系統耳」。以上種種，經同學一再反映，再加上教我們「刑法總則」的林彬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長、教我們「中國司法組織」的徐世賢（李無簇的丈人）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長，他們也從善如流，贊成改制，於是，法律專修科決定改為法律系司法組，原有的法律系改為法學組，一百五十位同學聞訊歡喜，一兩年的慪氣，頓時一掃而空。
我個人本來志在學文，不在弄法，只因幾分之差，沒考入台大文學院，淪入法學院，心有未甘，決定重考。但台大學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動退學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動退學了。一百五十人中，我是唯一一位因興趣不合，敢於退學的。由於胡家倫為我惡補數學，考了五十九分，得以在1955年考入台大文學院歷史系，從此我告別了法學院，但是並未告別法學院的許多朋友，朋友中陸嘯釗者，此中之尤也。我初與陸嘯釗長談，在念法律專修科的一天清早，我在教室看書，他走過來聊天，並拿他寫的一篇署名《青鳥》的文章給我看，我不客氣地提出意見，他頗為折服，從此成為好友。陸嘯釗又精明又聰明，對我了解最深。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我趕回台中，全班同學捐了一大筆錢送我，捐錢時人人都捐，唯獨陸嘯釗不肯，理由是：「李敖個性耿介，他絕不會收你們的錢，不信你們送送看！」不出所料，當史靜波、邵顯章攜款趕到台中時，果然錢被我拒收。
爸爸是我二十歲生日後兩天死的，死於腦溢血，晚上死在家裡。第二天午前，我得到「父病速歸」的電報後，趕返台中，一下火車，看到李華俊在等我，告訴我死訊，並陪我到停靈處，因為天熱，當時爸爸已入棺，棺蓋已釘，未能見到最後一面，我為之淚下。晚上我找譚潔力，她有照相機，我請她為棺材拍了兩張照片存念（譚潔力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我暗戀她，她生病住院時還去看過她，可是一言未發就走了）。
爸爸當時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因為在這個學校教了近六年的書，又在校外教補習，教過譚潔力等幾十人，所以「桃李無算」。他是一個好教師，公祭的時候，場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長、市議會議長以下，有兩千人。這兩千人，不但當時目擊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時還目擊李鼎彝先生的寶貝兒子李敖，表演了一次犯眾怒的喪禮改革！那時我受了胡適的影響，堅持改革喪禮，按照傳統，要燒紙、誦經，拿哭喪棒彎下腰來裝孝子、要給來弔喪的人磕頭，我統統不來這一套，並且當眾一滴眼淚也不掉，真有我老子的老師所寫「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味道。這次經驗使我深深感到：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讀起書來容易，若真正實行起來，可就需要大勇。這次經驗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於特立獨行，都伏機干此。但這番特立獨行，卻使我從此橫背「不孝」的惡名。惡名後來愈背愈大，穿鑿附會，像一個愈滾愈大的雪球。其中一個好笑的說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氣死了！」散布這種說法的，李濟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濟向姚從吾說：「聽說李敖跟他父親意見不合，最後把他父親氣死了。」姚從吾說：「這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我知道李敖的父親是我們北大畢業的。北大畢業的學生，思想上比較容忍、開通。李敖的父親若能被李敖氣死，他也不算是北大畢業的了！李敖對他父親的態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對母親很好，一個對母親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對父親不孝吧！」爸爸死後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遺著《中國文學史》書前寫了一篇序，談到所謂「不孝」之事，我說：
據我所知，李濟先生現在「沒有兒子」，因為他的兒子已「潛返大陸」了。所以李濟先生是屬於「教子無方」的類型。李濟先生當然不願歸咎於這是他自己的「教子無方」，他當然說這純粹是他兒子的「不孝」，他當然在飽受刺激之餘，油然而生一種「不孝過敏症，——對「不孝」的謠言神經過敏，並盼望別人的兒子也「不孝」。李濟先生這種毛病，我們也不必怪他，因為這本是一個失敗的老年人的心理變態。所以當我們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不走向「學術研究」
而走向「標榜孝道」的時候，我們除了該佩服外，沒話可說。
不料這篇序提到「潛返大陸」之事，引起「調查局國特」們的過敏和不滿，強令文星書店撕去這篇序才能賣書。所以，我二十歲這次喪禮改革，不但禍延顯考，並且禍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禍延我進不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真是後勁十足。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出陳養吾的「教師節為教師請命」，其中說：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學的教師李鼎彝，平日嚴守崗位，熱心教學，他在校中教兩班中文，每周功課十二小時，由於家庭負擔太重，而薪俸收入又太有限，迫不得已，於是只好在課外替學生補習功課，每日四小時，連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口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強得到解決了，但時僅三年，卻由於操勞過度而致疾以死了。
這話大致不差，事實上，爸爸是累死的。
爸爸對我寄望甚殷，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我想要看的書，並且從來允許我自由意志的自由發揮，最鮮明的例子是坐視我不過舊曆年的舉動。我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就要移風易俗，不過舊曆年。我認為過舊曆年是一種不進步，並且違反現代化。爸爸是最通達的人，他最能知道我的卓見。他說：「好小子，你不過就不過吧！你不過，我們過！」於是爸爸、媽媽以及姊姊妹妹弟弟們，便開始興高采烈，大過其年。他們吃大魚大肉，我偏要吃炒飯；他們熬夜，我偏要早睡；他們送來糖果壓歲錢，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過舊曆年的時候，爸爸面臨理智與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我做得對；感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遷就。到了第二個舊曆年來的時候，爸爸習慣了，也就不再矛盾。從此一連五個年頭，直到他死以前，我從沒有把那混賬的舊曆年過過。不過，他死後，媽媽陷入一個寂寞的處境。當第一個舊曆年到來的時候，當媽媽習慣性地替我安排大魚大肉以外的炒飯的時候，我沒說一句話，放棄了炒飯，加入了「過年派」的陣營。有一次過年時，我向媽媽以下的各位，講述李濟說我氣死老子的話，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我開玩笑說：「我若真有氣死老頭子的本領，那我首先該把別人的老子氣死幾個，我是絕不會遵守傳統，『氣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死後，自台中市長林金標以下，到一中師生，大家捐了錢，做子女教育基金；東北同鄉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錢，其中高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當時都是大數目，總數捐了三萬多，由媽媽放在彰化紗廠生利息，後來不足維生，不斷提取本金，三四年間就提光了。媽媽在爸爸死後不久，即去一中做職員，在訓導處掌管全校操行登記，當時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課不行，媽媽常常拜託老師們給予方便；但當別的老師反過來拜託她放寬操行登記時，她卻鐵面無私，其公私標準，煞是有趣。
爸爸留給我二項有形的遺產：一、兩套《資治通鑒》，一套是殘缺不全的鉛排胡三省音注本，一套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窮困時賣掉了，前者由同寢室的孫英善買去送給張玉法了；後者由台大歷史系買去了。二、一隻普通的手錶，由於是火葬，手錶拿了下來，那時我窮得沒錢買表，爸爸戴的，最後留給了我。
1955年我二十歲，暑假後以第一志願入台大歷史系，表面上如願以償，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別人、不喜歡上課，連考試都懶得應付。大一時八門課，有三門不及格，甚至連中文都差點不及格。原來中文是葉慶炳教的，第一次繳作文，他雖在班上公開誇獎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可是我一直討厭他，認為他沒有學問卻裝腔作勢，後來我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