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暑假後，十三歲的我進了北京第四中學初一上，那時我計畫寫一部《東北志》的書，並開始收集資料，從謝國楨的《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到張綸波的《東北的資源》、鄭學稼的《東北的工業》，乃至於外人寫的《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個初一學生，有這種水平與氣魄，洵屬罕見。有這種程度的少年人，其驕傲自負，也洵屬當然。不過我的驕傲自負，都在我心裡，待人接物，我仍舊一片沖和。不但沖和，並且還常開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惡作劇，摟住一位兩眼含情臉蛋泛紅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愛潘金蓮！」即屬此類。
可惜摟「潘金蓮」的好景不長，國民黨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這次學乖了，決定全家逃難。他計畫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東北時候，曾幫了一位台灣朋友翁鎮的大忙，翁鎮回到台灣，寫信來勸為什麼不直接去台灣呢？爸爸說他判斷國民黨雖戰敗，但剩餘的力量，諒可維持和共產黨「隔江（長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對台灣不大放心。他不願見國民黨殺台灣人；他也怕台灣人報復，一陣亂殺，殺到他頭上，所以，廣義地說，我們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們不直接來台灣而落腳上海，在上海耗盡了機會和財力，最後倉皇來台，是一件錯誤的轉折。
爸爸是坐飛機到上海的，接著媽媽、大妹、小妹、弟弟、老吳（跟了我們一二十年的老傭人，一位無家可歸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飛機到上海；然後是三姊、四姊。我第三批，為了省點錢，轉到天津，坐輪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為大姊剛考上輔仁大學醫學系，剛選上系花，正在高興；二姊在貝滿女中念高三，畢業在即，認為可晚一點再走。這一決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緣故。四姑父叫丁錫慶，是陳納德的飛虎隊要員（陳香梅《往事知多少》書中有一段特別提到丁錫慶），他跟爸爸說，如果局勢急轉，他有辦法找到機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當然相信。不料，局勢急轉的速度，也就是國民黨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圍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槍在手的高級國特如前調查局局長張慶恩等人之外，誰也搭不上飛機了！
等到我再見大姊、二姊時候，已經是四十四年以後，我請她們來台灣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準備搭船去上海。我們在天津住在旅館裡等船，三個都是初中學生，由五叔陪我們。天津的街道很乾凈，這個城給我的印象是清涼的。在這城裡，我記憶不出任何一張面孔。記憶中，我好像住入一個沒有人煙的死城。不過那時候，局面很亂，說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為補辦一些事，必須回一次北京，我就隻身搭火車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車開得奇慢，鐵路是剛剛搶修好的，舊有的鐵路被共產黨給扒了，鐵路兩邊，到處是劫後瘡痍，一片戰亂的景象。
在天津，最後等到了一班船——錫麟輪。在碼頭上，已經是一片亂局。許多傷兵聚集在那裡，五叔和一位傷兵談戰局，敬了傷兵一支煙，傷兵感謝得溢於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戰亂下的苦難百姓。傷兵口中的國共之爭是內戰、是兄弟之戰。其實，要說內戰、說兄弟之戰，可有比這更具體的。當時河北省東邊有兩個兄弟，哥哥被國民黨軍隊接去當兵了，弟弟在共產黨軍隊里當兵，結果竟在戰場上相對開槍，互相把對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當時寫了《冀東兄弟行》，有「兄彈弟腹穿，弟彈兄腦裂」的描述，原詩凄慘，我至今不能忘記。
錫麟輪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輪船，不斷地在甲板上張望。船開出渤海，經過山東，遠遠的一片大陸，引起我一番對比：半個世紀前，爺爺那一代從山東北上，出發到東北；半個世紀後，我們這一代卻繞山東南下，出發到江南。好像爺爺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廢了，陶淵明「根株浮滄海」的詩句，正是準確的預言。
到上海後，我們全家住在工地附近，準備遷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樓。三樓是六叔頂下的，一二樓是爸爸頂下的。地點在上海虹口提籃橋附近，對面就是上海監獄，當然是個很爛的地點，但這一小房子，卻已佔掉爸爸全部積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嚴事緊縮。因為六叔和我們兩家十九口人中，誰都沒有職業，這當然是很令人擔心的。當時物價又波動得大，所以爸爸就買了可供幾個月吃的麵粉，堆在家裡，買來美國救濟品（大多數是大罐牛肉醬式罐頭）做為主食，準備長期苦撐待變。
雖然嚴事緊縮，但是有一筆錢，爸爸卻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學費。爸爸堅持我的學業不可中輟，於是我就在姊妹們都沒錢念書的時候，獨自上學了。那時緝規中學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從初一上念起。
緝規中學原名華童公學，是第三個成立中國童子軍的學校，歷史悠久。胡適在上海落魄的時候，就曾在這個學校教過書，後來因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動辭職。這個學校後來為紀念清朝在上海的頭兒聶緝規（曾國藩的女婿），就改名緝規中學。我第一次走進這學校的時候，它漂亮的建築大大吸引了我，因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來，的確太貴族了。它的建築既優雅又精緻，十里洋場的學校，與文化古都的學校，風格完全不同，貧富也完全不同。
註冊以後，2月15日開學，一上課我就傻了，因為老師學生多講上海話，我不懂上海話，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課，上海地區小學就念英文，英文課本是沿用幾十年的「英文津逮」，內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語」深，我簡直跟不上。英文老師是女的，講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話，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話也不懂，上課時候簡直受罪。幸虧每天回家爸爸為我惡補，過了一陣，總算穩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國文、歷史成績突出，使老師對我另眼看待，同學也不敢低估我，所以還勉強不受上海佬的氣。不料好景不長，一天中午休息時間，我正在教室刻圖章，馬面班長過來說侮辱我的話，我說你給我停住，再說我就不客氣了。可是他還說，我就隨手舉起刻印刀來，他邊退邊說，我就來個「小李飛刀」，他一跑，刀正好扎進他的腳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來。大家趕忙把他抬到醫務室，我也跟在後面，只覺得腦里昏昏的，心想這下子可闖了大禍。訓導主任長得人高馬大，過來問我：「是儂乾的？」我點點頭，他哼了一聲，掉頭而去。後來馬面班長給送到醫院，住了好幾天，費用全由我負擔。學校方面，說我行為粗暴，以刀傷人，記大過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專心念書，沒有任何遊樂，我沒去過電影院，只是應邀去了一次王家楨家。王家楨字樹人，吉林省雙城縣人，是張學良走紅時候的紅人，他早年在北大念書後轉日本慶應大學，1930年做外交部常務次長、1931年出席國聯、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國民黨抗戰勝利接收東北時，做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點「誅九族」也誅不到的遠親關係。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後，在北京局勢惡化前，我家搬離了內務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後院。他有兩個兒子叫大弟、小弟，年紀跟我接近，我們常在後院一起爬樹。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來，這位客人，不是別人，就是爸爸參加那個秘密抗日團體的領袖——馬占山將軍。馬占山將軍字秀芳，吉林省懷德縣人，短小精悍，外號「馬小個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後來入伍，驍勇善戰，直升到黑龍江省陸軍步兵第三旅旅長（相當師長，因為東北軍沒有師編製，只以旅做作戰單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在嫩江橋戰役里，孤軍抵抗，日軍死傷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將兵敗切腹，消息傳來，全國振奮，因為這是中國人對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視，日本鬼子感到太沒面子，發動對馬占山將軍的總攻擊，由多門中將總指揮，展開大規模的陸空作戰。因為眾寡懸殊、武器懸殊，馬占山將軍在11月19日，轉入游擊戰，在拉哈車站擊斃日軍八百人，東北義勇軍之名震動中外。1933年，馬占山將軍被逼將部隊從滿洲里撤入蘇聯，他先由蘇聯轉歐洲，再由歐洲回上海，全國歡迎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馬占山將軍給中國人帶來了信心和希望，這是八年抗戰的最大基矗在這基礎上，馬占山將軍的孤軍抗日，證明出兩點：第一，他告訴中國人，我們肯打、能打、打不過也要打，而打游擊是對付日本人的最好戰術。他孤軍抗日後，在關內，各地青年在國民黨「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1937年8月8日國民黨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紛紛請纓北上，要加入義勇軍，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國民黨嫡系部隊十九路軍，也自動要求北上；在關外，各地義勇軍風起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