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文
1949年後中國的詩人看起來有大大的一批，其實只是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大我」。因為當時的理論指導寫文學不能有「小我」，只能有「大我」。每個詩人必須用「我們共同的」調子和「我們共同的」語言寫「一個人」的詩。無論賀敬之還是郭小川等人，現在回頭看他們的詩歌，都沒什麼根本區別，沒有藝術的個別性和特殊性。一個國家的文學一旦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特別的個體的「我」的文學，而變成「大我」寫的文學，那麼這樣的文學其實是不存在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輕人出現，想表達他們自己的審美觀、人生價值甚至生命的吶喊。這個群體的出現是不約而同的，沒有任何人去刻意組織。他們的（文學）營養來自哪裡？一個是來自中國的古典詩歌，一個是來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派的詩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還有一個來源是當時內部出版的一些「白皮書」、「灰皮書」，裡面有一些外國現當代詩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們主要依靠的是個人關於生命的覺悟和想法，寫出了很多不一樣的詩歌，後來文學史上就給了這些詩一個名字，叫作「朦朧詩」。
他們的詩歌當時投稿到《詩刊》去時，《詩刊》的編輯有一些是喜歡的，有一些則是反感的。而當時恰逢「四人幫」被打倒，社會在思想上相對有一點點的開放。於是，北島、顧城、舒婷的詩歌陸續被發表。我記得當時顧城已經發表了《一代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些詩歌發表後引起了軒然大波。理論界有人批評，這些詩歌不但不是「詩歌」，而且還包含了很多負面的、非革命的傾向。但也有一批人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詩歌，是詩歌應有的樣子。於是就引發了一場詩歌論戰。最大的一次論戰在1980年，當時的《詩刊》和《文藝報》把這兩派人招到了北京的一個招待所里，組織辯論。當時參加的有幾十人，但真正參與辯論的也就是十人左右，四五人贊成，四五人反對，贊成者有謝冕、孫紹振、吳思敬、我等人。當時爭論十分激烈，往往一天辯論下來，喉嚨都啞掉，但儘管觀點不同，倒也不傷個人感情。
我當時是贊成「朦朧詩歌」的一個「急先鋒」，也正是這個原因，我才認識北島、楊煉、顧城等人的。當時我和北島等人常會探討一些關於詩的話題，顧城很少會加入進來。顧城是一個少言寡語的人。1981年，我還在成都的大學教書，北島帶他的一群兄弟們來成都做詩歌串聯，我給北島等人設宴接風，我把成都的一群詩人歐陽江河、翟永明、柏樺等人介紹他們認識。後來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吃飯、遊玩的時候，大多數詩人都會單獨行動，唯獨顧城是永遠跟在北島身邊，一步不離，把北島看成一個「大哥」，忠實地跟在後面，話也不多。後來幾次接觸下來，我發現顧城就是這樣一個需要被保護的「大孩子」。
1987年底，第二次和顧城接觸是在香港，當時他已經和謝燁結婚，他們是去了紐西蘭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應我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朋友黃繼持邀請來香港訪問的。當時顧城很想回北京，因為在紐西蘭生活得並不好，謀生很困難。但他的態度很猶豫，所以問我和黃的意見，我和黃繼持都不好表態。那次見面之後，他們還是決定回到紐西蘭去。顧城很少和人談論詩歌，但我知道當時朦朧派的那些詩人的作品他都是看過的。那次見面時，我印象很深的是顧城疑惑地問我：鍾老師，你說詩歌是可以「做」出來的么？我反問他，你說呢？他說：我認為是不可以「做」出來的，做出來的詩不會是好詩。
當時已經出道的一些朦朧派詩人中有人已經在寫史詩、大詩了，顧城還在寫他的小詩。所以，顧城才耿耿於懷，向我詢問。我對顧城說，詩歌是不能「做」的，做出來的詩歌明眼人可以看得出來。就好像徐志摩《再別康橋》這樣有名的詩，因為它有太多的「做」，所以，它也不是上品的詩。上品的詩一定是天然去雕琢，是自然流出來的，這樣上品的詩才有生命的真正力度。我對顧城說，你一定要堅持你的詩歌寫作，你的詩歌是自然「流」出來的詩，是自然的詩。
我和顧城的第三次見面，是1992年的冬天，天特別寒冷，他們夫妻倆到巴黎來。我介紹他們到朋友的飯店裡去吃飯。當時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整個聚餐的過程里，顧城顯得非常落寞，一點精神都沒有。整個飯局中，夫妻兩人沒有任何的互動。飯後，謝燁偷偷把我拉到一邊，第一次對我訴了很多苦，傾訴各種她和顧城在生活中無法調和的矛盾。當時我很驚訝，問她：你們之前感情那麼好，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矛盾呢？她說：鍾老師，一言難盡。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讓他到了飯點給小木耳（兒子）喂我調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來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給兒子準備的奶糕。他就是這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的人。我對謝燁說：小謝，你當初嫁給他時，就應該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孩子」，永遠不會長大，生理上會長大，但心理上不會長大，所以才能寫詩。
謝燁當時和我說：「我正在想一條生活的出路，走出現在的生活狀態。」這句話已經預示了她將要離開顧城。我想，她一定是沒有意識到這個決定的後果會那麼嚴重。
除了這三次之外，1985年冬天，北京召開一個文學會議，會間我生病住在北京的協和醫院。顧城和北島、楊煉、唐曉渡（詩歌評論家）等人一起到醫院來探望我，但當時並沒有太多的交流。印象中，他非常有禮貌，也很懂人情世故，對於他感激的人一定會表達感恩之情，並沒有人們傳說中他的冷漠和自私，他更不是被妖魔化的殺手。顧城最後的悲劇是一種「玉石俱焚」，並不是一種報復性的殺人事件。
如果用西方現象學的理論去研究，可以對顧城的這種性格特徵和最後歸宿做出某些解釋。現象學有一個觀點：我們每一個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面臨著一個「他人/他者」的問題。拉康的鏡像理論這樣解釋：當一個孩子第一次照鏡子時，他就發現鏡子里的那個「我」是一個「他人」，即便他的父母告訴他，那就是「你」啊，他都會覺得那不是「我」，而是「他人」。拉康的這一理論說出了一個道理，即是：我們不論多麼強調「自我」，都面臨著一個他人的問題。
現象學裡還有一個例子：一個裸體模特在工作的狀態下是沒有羞恥心的，因為她進入了一個「自為」狀態，並沒有意識到旁邊出現的是「他人」；而一旦她進入更衣時則進入一個「自在」的狀態，如果此時突然闖入一個男性（他人）直面她赤裸的身體，她就會驚慌失措，恥感和羞感產生了，因為「他人」出現了。「他人即地獄。」法國哲學家薩特曾如此極端地說。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把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常人」，不在「存在」狀態中的人，對自己與「存在」的關係懵懵懂懂、渾渾噩噩。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常人」。還有一類是「本真、本己的人」，本真、本己的人是時時刻刻意識到「我」與「存在」的關係。海德格爾說，詩人一定是後者。只有本真的人才是真正的詩人，所以要做詩人是很難的，因為周圍有那麼多的「他人」，他們要麼來侵犯你，要麼來異化你。
一個真正好的詩人一定要寫「本真、本己」的詩歌，所以，他們在「我」的周圍會不自覺或自覺地建立一面圍牆，把「我」保護起來。這種圍牆的建法有幾種，一種就是依靠個人強大的意志力來抵禦「他人」的侵犯；或是依靠一種責任感、擔當、自信，輕視那些大眾化的俗化的東西。
北島就是一個意志十分強大的人，他不會輕易地受外人的影響。而顧城則相反，他要保持他的「本我」，只有靠他人來幫他，也就是說，身邊要有一個比他強大的「他人」（比如北島這樣的「大哥」）；還有一種就是他需要「愛」，需要愛來築起一道圍牆，依靠一個異性的愛來保護他的「本我」。謝燁就充當了這個「愛之他者」的角色。
謝燁很愛顧城，這點毫無疑問，在國內的幾次接觸中我都可以完全體會得到。她是一個熱愛詩歌的人，同時，又把顧城當成一個弟弟一樣來保護和疼愛。只是他們去了海外之後，整個生活環境完全變化了，逼著小謝（謝燁）不得不做出這樣「出走」的決定。但顧城又是十分依賴女性關愛的「大孩子」，從小和父親關係一直不好，只是從母親那裡得到了許多的「母愛」，所以他十分依賴謝燁的愛的保護。
顧城是詩人里為數不多的完全用「本真的我」來寫詩的人，這是他先天的特質。回顧顧城的詩歌，我認為他寫得又多又好的就是1982年到1985年期間的作品，而這段時間正是他和謝燁戀愛到結婚的過程。（出國後的詩歌我認為就不如這段時期那麼理想。）
一旦這道愛的保護圍牆倒塌了，一個幫助他的、愛他的「他人」不在了，那麼他的「本我」也要消亡。所以，顧城可以容許「婚外情」和「第三者」的存在，但他不能允許「愛之他者」離開他，因為如果那樣，他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