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北島囑我寫顧城，紀念紀念他。一轉瞬，顧城他已經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時間，正是從青年到中年，倘若活著，應是向晚的年紀，而如今，留在記憶中的，還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顧城會是什麼模樣，要是小去二十年，卻能想得出來。
顧城的父母與我的父母是戰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親詩人顧工，常到我家來。「文革」期間，帶來他在上海的堂妹，顧城應該稱表姑的。巧的是，這一位親戚與我們姐妹同在安徽一個縣份插隊落戶，那個縣名叫五河。後來我離開了，我姐姐則招工在縣城，顧家妹妹凡進城都會上我姐姐處休整休整，過年回滬，也要聚，之間的往來一直持續到現在。所以，要這麼排，我又可算在顧城的上一輩里去。事實上，這些關係最終都爛在一鍋里，結果還是以年齡為準則，又因相近的命運和際遇，與顧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並未見過顧城，他父親雖為熟客，雙方的兒女卻沒有參與大人的社交。我母親見過顧城，彷彿是在北京，詩人顧工招待母親去香山還是哪裡遊玩，顧城也跟著。顧工帶了一架照相機，印象中，他喜歡拍照，在那個時代擁有一架照相機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們家，進門就嚷嚷著要給我們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當場表示拒絕，結果被母親叱責一頓，硬是照了幾張。奇怪的是，儘管出於不情願，又挨罵，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開懷，厚顏得很。顧城出事以後，母親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遊，父親讓兒子給大家照合影，那孩子端著照相機的情形。小身子軟軟的，踮起腳，極力撐持著從鏡頭裡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經灰飛煙滅不知何鄉何野，他的父親亦一徑頹然下去，度著幾近閉關的日子。原來是個何等興緻盎然的人啊！做兒女的令人齒寒，全不顧生你養你的血親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賦異秉，即投生人間，就當遵從人情之常。
賈寶玉去做和尚，還在完成功業之後，並且向父親三叩謝恩。哪吒如此負氣，也要最後喊一聲：爹爹，你的身子我還給你！而顧城說走即走，沒有一點回顧，天才其實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聽顧城講演，是在香港大學吧，他有一個說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說，他常常憎惡自己的身體，覺得累贅，一會兒餓了，一會兒渴了。當時聽了覺得有趣，沒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這累贅。不知脫離了身體的他，現在生活得怎樣？又在哪一度空間？或者化為另類，在某處刻下如何的一部「石頭記」？
二十年的時間，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塵世間卻是熙來攘往，紛紛擾擾，單是詩歌一界，就有幾輪山重水複。我不寫詩，也不懂詩，感興趣的只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麼奇妙，有的人，可將虛實釐清，出入自如，我大約可算作這類；而另一類，卻將實有完全投入虛無，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從這點說，對顧城的責備又漸漸褪去，風輕雲淡。他本來就是自己，借《紅樓夢》續者高鶚所述，就是來「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闖進某家門戶，東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頭。這一淘氣，「哄」走的可是尋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與顧城遇見的記憶有些混淆，總之1987年，是5月在德國，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德，他單獨受德國明斯克詩歌節邀請；還是後幾個月秋冬季節的香港，他和妻子謝燁從德國直接過來舉辦詩歌講演，我則在滬港交流計畫中。不論時間前後，情景卻是清晰和生動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國，經歷頗為笑人，方一下飛機，時空倒錯，不免暈頭暈腦，踩了人家的腳，對人說「thank you」，然後，接機的到了，替他搬運行李，他說「sorry」。其時，顧城在北京無業，謝燁從上海街道廠辭職，就也是無業。八十年代，許多問題，如就業、調動、夫妻兩地分居的戶籍遷移，都是難以逾越的關隘，一旦去國，便從所有的限制中脫身，麻煩迎刃而解。沒有戶籍之說，夫妻能夠團聚，至於就業，看機會吧，顧城這樣新起的詩人，正吸引著西方的眼睛。單是詩歌節、文學周、寫作計畫、駐校駐市作家專案，就可接起趟來。當年張愛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這些計畫安下身來，站住腳跟，再從長計議？不僅生計有許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觀。所以，看得出來，顧城謝燁既已出來，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樣子了。就在旅途中，謝燁懷孕了。
謝燁長得端正大方，因為即將要做母親，就有一種豐饒、慵懶的安寧和欣悅，地母的人間相大約就是像她。有一回我們同在洗手間，聊了一會兒，像洗手間這樣私密的空間，人與人自然會生出親切的心情。她在鏡前梳頭髮，將長發編成一條長辮，環著頭頂，盤成花冠。這個髮式伴隨她一生，短促的一生。這髮式讓她看起來不同尋常，既不新潮，又遠不是陳舊，而是別緻。我問她原籍什麼地方，她聽懂我的問題，一邊編辮子，一邊說：反正，南方人也不認我，北方人也不認我——這話說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個無人認領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進陌生的生活。那時候，一切剛剛開始，不知道怎樣的危險在前面等待，年紀輕輕，憧憬無限。
生活突然間敞開了，什麼都可以試一試，試不成再來。具體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鄧友梅叔叔，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主任，率代表團訪港，汪曾祺老從美國愛荷華寫作計畫經港回國，還有訪學的許子東、開會的吳亮、顧城夫婦、我，全中途加盟，納入代表團成員，參加活動。倘沒有記錯，代表團的任務是為剛成立的中國作協基金會化緣，接觸面很廣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們這邊的作家色彩越豐富越好，也是時代開放，頗有海納百川的氣勢。團長很慷慨地給我們這些臨時團員發放零用錢，雖然不多，可那時外匯緊張，大家的口袋都很癟，自然非常歡迎。在我們，不過是些閑資，用來玩耍，於顧城卻有生計之補。不是親眼看見，而是聽朋友描繪，顧城向團長請求：再給一點吧！好像糾纏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張夜遊太平山的照片，閃光燈照亮人們的臉，背景卻模糊了，綽約幾點燈火，倒是顯出香港的蠻荒，從大家吹亂的頭髮里，看見狂勁的風和興奮的心情。顧城戴著他那頂牧羊人的帽子，煙囪似的，很可能是從穿舊的牛仔褲裁下的一截褲腿，從此成為他的標誌。帽子底下的臉，當然不會是母親印象中，小身子很軟的男孩，而是長大的，還將繼續長大，可是終於沒有長老，在長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時正在中途，經歷著和積累著生活的，一張臉！如果不發生後來的事情，就什麼預兆沒有，可是現在，布滿了預兆。彷彿彼得·潘，又彷彿《鐵皮鼓》里的那個，不願意長大的孩子。到處都是，而且從古至今，幾乎是一種普遍的願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艱困，拒絕進入。生存本就是一樁為難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終結，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誰又想阻滯而不取進，所以也不好；沒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麼？暫且不說這與生俱來的虛無，就是眼前手邊的現實，如我們這一代人身陷的種種分裂和變局，已足夠讓人不知所措——顧城選擇去國，是為從現實中抽離，豈不知抽離出具體的處境，卻置身在一個全局性意義的茫然中，無論何種背景身份都脫逃不出的。抽離出個體的遭際，與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從某種程度說，現實是困局，也是掩體，它多少遮蔽了虛無的深淵。我想，顧城他其實早已窺視玄機，那就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他睜著一雙黑眼睛，東走走，西走走。有時在酒店，有時在大學宿舍樓，有時在計畫項目提供的公寓，還有時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個詩人憂鬱的感受里，這動蕩生活本身和隱喻著的，必將得到兩種方式的處理，一種是現實的，另一種是意境的，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終至安全；抑或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不幸而挑戰命運。
後來，聽說他們定居在紐西蘭的激流島上。這一個落腳之地，倘不是以那樣慘烈的事故為結局，將會是美麗的童話，特別適合一個戴著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話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時又覺得天註定，事情在開始的時候就潛藏危機。這個島嶼不知怎麼，讓我總覺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並非從實際需要出發，更像出於刻意，刻意製造一種人生，準確地說，是一種模型。所以，不免帶有虛擬的性質，沙上城堡怎麼抵得住堅硬的生活。
1992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學社做講演，顧城和謝燁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計畫里，那幾日去荷蘭鹿特丹參加詩歌節，回來的當晚，由一群大陸留學生帶路到我住處玩。房間沒有多餘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個圈，好像小朋友做遊戲，氣氛很輕鬆。
當問起他們在激流島上的情形，我深記得謝燁一句話，她說：在現代社會企圖過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從天命的觀念看，謝燁就是造物贈給顧城的一份禮物，那麼美好，聰慧，足以抗衡的想像力，還有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