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顧城謝燁來到鼓浪嶼，說是度蜜月。我的兒子不到一歲，體質荏弱，住院掛瓶，我每天奔波醫院。遂讓他們住在百米外的我父親家。朋友們來鼓浪嶼，基本都由我父親接待，從最早的艾未未、後來的芒克到江河。北島曾多次說要到鼓浪嶼看我，後來他聽邵飛說，鼓浪嶼不過是座大花園，就不來了。哼，我記恨著呢！
顧城謝燁爭著和我說一個小故事（他們兩人向來爭著說同一件事情，互相插嘴互相補充互相糾正，故事結局讓人辛酸，說起來卻是興高采烈聲情並茂）。
八十年代顧城四處投稿，連福建最偏僻的縣文化館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隨便挑著發吧。於是稿費三元五元零星地匯來，白菜粉絲中可以加土豆了。有次居然來了一筆50元巨款，小兩口商量後，手拉著手步行穿過八一湖公園，去小儲蓄所存錢。次日，不幸車輪胎爆了要換，兩人相挽去取十塊錢；第三天，正逢白菜大賤賣，又取十塊錢；再一天，他們剛進儲蓄所，還未開口，櫃員先發話了：「你們能不能把明天的十塊錢一起取走？」說的也是，正是因為他們每天這樣來回走路，鞋子又破了。
一個美麗聰明的上海姑娘，這麼多年來的漂泊操心，約制天性，我想，謝燁身心都累了。
那麼多雞肉該如何處理啊？我替他們發愁。顧城說，雞肉都寄存在毛利人的大冰櫃里，和他們的獵物凍在一起。謝燁用雞肉做春卷，拿到集市上去擺攤。顧城閑著無聊，也想出力，就在旁邊畫肖像，每張標價8塊錢。可是謝燁說：島民互相認識，畫好了，基本都是白白贈送，收不了幾個錢。但是顧城喜歡。兩千多個島民畫著畫著認識了不少。顧城不懂英語，孤獨很久了，因為畫像，有了一些朋友。
我曾經問：孩子叫什麼名字？木耳。哪個木耳？白木耳的木耳。哦，顧木耳？不，沒有姓，就叫木耳。
1992年5月，《今天》的大部分同仁被邀請到美國巡迴朗誦演講。老朋友們之間的距離和隔閡更加明顯，當然，和我沒什麼關係，我向來不在那團亂麻裡面。一幫人從舊金山到紐約，共同旅行十多天里，還是顧城謝燁與我親密，他們描述紐西蘭日子時，語氣幽默快活，實質依然艱辛坎坷。
破碎萬花筒
黑子的運動，於
午時一刻爆炸
鳥都已平安越過雷區
日蝕雖然數秒
一步踩去就是永遠的百慕大
最後一棵樹
伸出手臂
悄悄耳語
來吧
美麗生命僅是脆弱的冰花
生存於他人是黑暗地獄
於自己
卻是一場曠日持久
左手與右手的廝殺
黃昏時他到水邊洗手，水
不肯濯洗他的影子
只有文字的罌粟斑斑點點
散落在
他的鞦韆下
一頂
直筒
布帽
靜靜坐在舞台中央
燈光轉暗
他
不
回
家
1993年10月13日凌晨
於是顧城、江河等朋友都來了，玩得很開心。顧城總是賴在海灘上不走：我就埋在沙堆里，你們明天來刨我吧。東山的魚蝦蛤蚌又鮮又肥，眾人每日里呼嘯碰杯大快朵頤，唯顧城悶悶不樂。那晚見他站在窗前鬱鬱寡歡，問他。他答：這裡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謝燁想吃個炒雞蛋都不容易。
即使根據目擊者的作證、警察部門的結論，事後得以理性地剖析那一幕悲劇，但，誰能真正還原黑子運動的軌跡，那個深淵的無限黑暗，那一腳踩下去的萬念俱灰？
顧城約我去踩浪，江河會意地微笑著，他知道顧城有秘密要告訴我。挽起褲管順著淺灘漫步，顧城掏出一個小紅本，翻開內頁，嵌著一張女孩的相片。長長辮子，明亮大眼睛，是謝燁。
關於顧城在紐西蘭的生活，旁觀追憶很多。顧城自己也在接受採訪時侃侃而談。二十年來，這方面的資料陸續整理出版，我收到的也不少。可是我並不大瀏覽它們。這塊傷疤挖掘起來還是疼痛不已。
大概1985年吧？福建東山舉辦「蝴蝶島詩會」，我代為邀請了江河、顧城、楊牧、傅天琳、陳所巨等老朋友。顧城信里問：能不能帶謝燁？主辦方沒有多少經費，東山詩人劉小龍很為難，我便硬起心腸答：不！
我太內疚了，至今不能釋懷。
1987年，邀請函發來，我的護照申請卻被斷然拒絕。原因是1986年那次出訪，由於當時我正在美國，中國作協讓我順路參加洛杉磯大學的「中美作家第三次會談」。我已經提前離會匆匆返程，沒有精準計算到時差，還是比期限延誤一天，因之嚴厲受罰。不怪當時經辦的官員，蓋因鐵規如此。
雖然他們在國外多年，買地置屋，安家生子，給我的感覺還是吃不飽。顧城鄙夷那些「滿世界都是吃來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個人，就是一個必須吃東西的東西。」
詩會把尾聲放在北戴河，而今回想，這應是最經濟實惠、最具效益的公費旅遊。（我的第一次公費旅遊，當算「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大串聯了。）
不料執法人員突然露面，意外的困難再度發生。原來根據當地法律，每戶人家只允許養殖12頭雞（想起我們當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吧？）。他們被勒令三天內處理這些有翅膀的新島民，不管它們看上去多麼斑斕多麼無辜多麼與世無爭。
距離顧城去世只有一周左右。
「種二十回蘿蔔就可以了此一生」的夢想既已破滅，顧城夫婦想到養殖。他們去集市買了兩百多隻小雞，壘了石欄圈養。雞苗兒由機器孵化，幾代下來都是農場模式流水線養殖，沒有母雞教誨，遺傳密碼里的自主覓食功能早已喪失殆盡。小雞們集體發獃絕食。
這首標明寫於1980年4月的手稿，應當修正於1981年。因為我第一次見到顧城，是在詩刊社舉辦的第一屆「青春詩會」上，那是1980年夏天。年輕詩人們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從四面八方陸續來到北京。詩刊社在虎坊橋的舊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樸素簡易的小樓房，海棠果已經累累枝頭。
可以說，顧城不在意烹調，也不僅僅是珍惜食物。他能餓，所以深知能吃飽的時候，一定要努力吃飽。好像永遠不知道下一頓在哪裡似的。讓人回想起來更加難過。
我陪著顧城落在後面，作為干姐姐，我首先要數落的自然是顧城了。顧城解釋著：舒婷，如果不能按期還貸，我的小島就要被拍賣，我們就無家可歸了，所以每一塊錢都要存下來啊。小木耳一直寄養在毛利人部落里，酋長雖視為己出，但是根據西方倫理，酋長還是以遺棄罪把顧城告上法庭。說到木耳，顧城漸漸有了笑容。因為顧城付不起錢，毛利人竟然代顧城雇了一名律師。聽起來，那毛利人彷彿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似的。在他們的觀念里，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只是要求父母承擔一點責任。法庭仲裁結果是，顧城必須每年付毛利人一點點撫養費。顧城說：雖然只是象徵性的，但如果不付這一點贍養費，他們就要失去木耳的監護權。
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國見到顧城，就指著那頂布帽子大笑：「顧城，那是什麼東西啊？」謝燁說：有個外國老太太送顧城一頂直筒羊毛織帽，顧城很喜歡，老戴著脫不下。帽子扯壞了，他靈機一動，剪下舊牛仔褲一截褲管，試著當帽子，喜歡得不行，從此帽子彷彿長在腦袋上，成為象徵。
聽朋友轉述一則逸聞：說數年之後顧城夫婦輾轉英國，邀請時間結束後，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合家旅遊去了，待他們回家，發現家中只要是能吃的東西都被徹底消滅。朋友開玩笑地說：像被小老鼠們洗劫過。
詩刊社不開伙食，我們被安排在歌劇院（話劇院？）搭夥。在排隊打飯菜的時候，江河告訴我，顧城很鬱悶，因為安排的輔導老師嚴詞厲色訓了他。我們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師，把顧城調到邵燕祥老師的麾下，顧城就此獲釋。我們幾位女詩人都劃歸嚴辰老師，他像菩薩一樣慈眉善眼，對我們呵護有加。
在舊金山期間，我們被邀請到美國女詩人卡羅琳·凱瑟家中做客。卡羅琳·凱瑟得過普利策獎，與趙毅衡共同翻譯我的英語詩集。客人們在他們家的戶外游泳池裡撲騰，謝燁的游泳衣里還加穿內衣，我覺得好笑：在國外許久了，還這麼遮掩嗎？她努著嘴示意顧城。顧城不下水，臉色陰暗地悶坐在蔭棚里。我走過去故意大聲說東說西，再小聲罵他太過分，直到他心情明朗起來。
這個小島退潮時露出沙地，可以步行或驅車通過，抵達民風淳樸的毛利人部落和熱鬧集市。漲潮即汪洋一片，真正成為孤島。沒有料及的是，小島向陽那一面亂石疊嶂，背陰這一面長不出莊稼，顧城的農場計畫因此泡湯。矗在半山斜坡上的小屋已經破敗，他們倆沒有力氣，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