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們曾向我保證「法律不可能修改」，四年之後，法律修改了。我不再是受保護的租客。我問律師，怎麼會這樣？他說，恩，這種事情的確會發生。馬上就有一個開發商跑來看我的公寓。整套公寓——一個很大的房間，兩個中等大小的房間，兩個小房間，還有一個廚房、大小剛好可以讓大家坐下來喝咖啡、聊天——將被改造成十二個房間，單單我的大房間就可以被一分為四。不久我就得搬走，我的腦海中想像著一群遊民一樣的澳大利亞年輕人擠在這些小格子房間里的情景——因為整個伯爵府區將被建設成「小澳大利亞」。
那麼我要住到哪兒去？那是1958年，我來倫敦已經九年了，我發現，平均起來算，我的收入跟普通工人的工資一樣高——每周二十英鎊，我想是這個數目。我對錢一向抱著漫不經心、「最後總歸沒有問題」的態度，這一直很適合我的生活方式。但當我需要找住處時，這種態度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每個人都知道，作家的收入不穩定，你從來不知道自己明年會有多少收入。我記得有一次，個稅徵收員到瓊的房子里來找我，問我為什麼還沒有繳稅。我告訴他，我去年掙的錢夠繳稅，但今年沒掙那麼多，我只有三百英鎊。他很和氣，想辦法幫我應付過去，但他的反應就像所有的維持秩序的人和監考官一樣，對我的不穩定的生活感到不自在。他認為我應該設法有份穩定的收入，也許可以去當秘書。
那時候，除了寫長篇小說和故事，我已經有機會通過其他途徑掙錢：廣播和電視正在向我招手。總的來說，我抵制它們迎合大眾的傾向。那時候我們相信，為錢寫作就是在出賣靈魂，在稀釋寶貴的蜂蜜，這會觸怒你的繆斯，她會懲罰你，讓你不辨良莠，最終淪為受雇的寫手。這種看法是對的，但在今天的風氣面前，連提一提這些寶貴的過時的想法都很困難。那時候我們還相信，作家應該過著安靜、私密的生活，拒絕成為公眾人物。
我母親留給我一千英鎊。她還留下了一棟位於索爾茲伯里郊區的房子，以前她把它租了出去。我告訴弟弟，房子屬於我的那一份我不想要了，都歸他。我知道，分房產和家私會引發很多不愉快和難處。我還說，照片、整盒整盒的銀餐具、銀托盤，我都不要。現在看來，這是個很糟糕的決定，特別是因為我弟弟根本不在乎那些東西。很多年後，我向他問起那些東西在哪兒時，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經忘了，在那座農場的老房子里，那個碩大的銀托盤曾經怎樣擺在汽油箱做的寫字桌上，保持著自己的英式氣派；他也不再記得那些鑲嵌在銀相框中的照片怎樣立在插著香豌豆花的滾邊花瓶旁邊，靠在犁具旁，靠近一些也許含有黃金的小石塊。
我的收入支付得起租金低廉的房子或者是小筆的抵押貸款。我開始一天接一天緊張兮兮地找房。在倫敦找房的經歷讓我看遍了倫敦的很多地方，以至於現在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腦子裡常常閃過這樣的想法：瞧，就是那座房子，我本來有可能一直住在那兒。
有兩個地方從那段記憶中浮現出來。一個是位於切爾西洪水街的一棟房子，有三層，房間布滿灰塵，牆皮黯淡骯髒而且不斷剝落。租金很便宜。儘管曾經有很多名人住在洪水街，但那個地方讓我感到壓抑。我又要花幾個星期來粉刷、修補、印染；另外還有這條街的名字：洪水——泰晤士河就在街底流淌。另外一座房子位於賀蘭園的皇家新月街，當時的賀蘭園遠不是今天的時尚居所。因為那裡遭到過轟炸，或者說看上去像是被轟炸過。那座房子乾乾淨淨，是粉刷過的。但為什麼這麼便宜？我動了心，我說我會再回來看看，但當我走到門口時，隔壁房子里的女人招呼我過去，低聲告訴我——她一隻眼睛望著房產中介，他一臉慍怒地站在旁邊——如果我買下那座房子，不出一年它就會在我耳邊倒掉：以前，干朽濕腐的霉塊像爛蘑菇一樣斑斑點點地爬滿牆壁和天花板，裝修工把它們刮掉了，里里外外都刷白了。
我的出版商救了我。我已經有了兩個出版商，這在當時並不常見，但很快就變得常見起來了。我需要錢，於是請出版商預支我的短篇小說集《戀愛習慣》的版稅，但邁克爾·約瑟夫不肯。這是他們的愚蠢之處，因為我的上一本小說集《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賣得不錯，而且仍然在賣。當時仍然在麥吉本&基出版社工作的湯姆·馬斯庫勒一直在等著這樣的機會，給了我這筆錢，但我希望他徵求過霍華德·薩繆爾斯（出版社的老闆）的意見。霍華德·薩繆爾斯是個百萬富翁，但他不是個普通的百萬富翁：他是個社會主義者，安奈林·貝文的密友。他在幫助《論壇報》，那是工黨左翼的宣傳喉舌。他白手起家，出版是他僅次於政治的摯愛。他擁有朗廷街上靠近BBC的霍爾拜因大廈。他租給我一套公寓，租金是每周五英鎊。這個價錢非常低，不僅就這個地段來說很低——這裡步行可以去劇院區、蘇荷區、牛津大街、梅菲爾、泰晤士河——放在整個倫敦都算很低。公寓很小，有六個小房間，而且整棟建築也很醜，樓梯是光禿禿的灰色水泥砌的。來到五樓，你打開一扇門，就能看到一條把整套公寓一分為二的窄窄的過道。對著門的是一個很小的廚房，緊挨著它的是浴室，裡面配著噝噝啪啪作響的煤氣熱水器，兩個小房間也在這邊。臨街的一邊是我的小卧室，還有一個大一點的房間，那是起居室。整套公寓沒有改善的餘地。搬家時，克蘭西和湯姆·馬斯庫勒都來幫忙。我在沃里克路的傢具太多了，於是我把它們送給了生活困難、用得著它們的人。我只帶走了兩張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還有書架。我的卧室是個閣子間，三面牆是亮粉色的，壁爐牆的鑲板上畫著稀奇古怪的鳥兒。我把房間刷成了白色，因為房間很小，這活兒一上午就幹完了。但那個壁爐實在太丑，我忍不住總要去看它。我把壁爐牆染成了烏梅色，而且設法讓人看不出壁爐。到了今天還有人跟我說，你還記得你把卧室刷成了黑色嗎？我覺得這類似於這種情況：一個畫家在畫布上補了一小塊紅補丁，如果你沒有特別湊近去看，你就會想，這幅畫全是紅色。那個房間唯一的優點是有個大窗戶，上面掛著漂亮的深藍色棉布窗帘，營造出舒適安靜的光線效果。窗帘全是我在那台古香古色的辛格縫紉機上做出來的。
我覺得，便宜的房租和這裡的地段讓這套公寓無論多醜都有理由使我們喜歡它，但彼得討厭這裡。他也討厭沃里克路，但那裡至少空間很大。從我們搬進新公寓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央求我買一棟房子。他渴望保障，房子意味著保障。銀行也在給我施壓，讓我買棟房子或公寓。這真讓人瞠目結舌，因為歐洲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在英國，如果你有按揭的房產，你就是個好公民，銀行會對你笑臉相迎。但定期付款讓我感到恐懼，況且我還得籌錢給彼得付學費。彼得現在上寄宿學校了，他十二歲時去的。我不想這樣做，因為我記得自己當年去寄宿學校時的感受，但十二歲畢竟不同於七歲。事實上，這是個不錯的決定。很多小孩子六七歲時被送到寄宿學校，當時他們感覺痛苦不堪，但長大後都喜歡上那裡了。
那棟樓裡面還住著兩個妓女，但我一直沒有注意到，還是克蘭西告訴我的。她們都符合妓女的標準，但又分屬不同的類型。一個屬於（或者說曾經屬於）有點鬆鬆垮垮的金髮女郎型，她的房間里到處都是玫瑰色的角落，粉色的窗帘，粉色的坐墊，粉色的鴨絨被，挑逗的布娃娃和毛茸茸的玩具。她經常等在自己的過道里，這樣她就可以攔住我，跟我抱怨海倫。否則我根本看不到她，因為她似乎不在這一帶工作，而是在蘇荷。我把她寫進了一個故事，題為《福特斯酋太太》。海倫的膚色偏深，黑色的頭髮像高更畫上的人物，烏黑的眼睛中充滿了見多識廣的「懷疑」的神情，克蘭西和我認識的其他美國人都對這種神情大加讚賞。女人眼中的這種「懷疑」表明她深諳世故，知道怎樣照顧自己，這意味著雙方可能受到的損害是有限的。我只需對美國客人提一下「有兩個『姑娘』住在這棟樓里」，他們就會覺得自己貼近了真正的生活體驗的源泉。我喜歡海倫，我們會友好地聊上幾句。有人告訴我，當霍華德·薩繆爾斯還是個孤獨迷茫的小夥子的時候，海倫是他的好朋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她住在這棟樓最好的公寓里，為什麼他總要照顧她。有時候，你會在樓外的街上看到一個鬆鬆垮垮的老妓女，就像一隻脖子上套著蝴蝶結的小梗犬，跟一個沒精打采、舉止優雅、精通世故的深膚色妓女擦肩而過，互相投去冷冷的、厭惡的眼神。
朗廷路周邊的街道引來很多好奇和閑逛的人，這裡是地氈交易中心。沿著電車軌道望去，半地下的房子里擠滿了拿著低工資的姑娘們，在縫紉機上做著裙子和女上衣，但這個行當大部分已經搬到別的地方去了。這裡的店鋪都是批發商，店裡的陳設都是為了吸引採購商，而不是來逛街的人，如果你往裡面瞥一眼，就會看到激烈的討價還價的情景。幹這一行的主要是猶太人，附近有個餐館在為這些生意人提供吃的。在沃里克路，物美價廉的餐館是印度餐館，但在這裡是猶太餐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