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
世界各地的共產黨圈子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都表達在「個人崇拜」這個字眼裡。人們居然選出這樣的字眼作為一面旗幟，認為我們應該高舉它，同黨內的錯誤做鬥爭。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是我們的思維能力已經敗壞的標誌。因為他們在暗示：讓黨內民主崩潰的是過度的個人主義。但事實恰恰相反。糟糕的並不是一個人是暴君，而是蘇聯內外成百上千、成千上萬的黨員放棄了他們的個人良知，允許那個人成為暴君。
我們現在在討論，應該在黨內建立什麼樣的規範，才能防止官僚主義和獨裁的出現。很多憂慮不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章程上面，希望能通過某種章程來杜絕暴君的出現， 但規則和章程都取決於人如何制定它。蘇聯憲法是一部讓人景仰的憲法，但它的頒布恰恰伴隨著最為恐怖的暴政時期。世界各地的共產黨的黨內規範（我相信）都是大同小異的，但各黨的發展卻千差萬別。
我認為，關於修改規範的這些討論是一種徵候，反映了我們每個人想要放棄個人責任的慾望，想要把個人責任推卸到外在於我們的事物上，這樣，一旦出了問題，我們就可以指責這些外部的東西。對一位敬愛的領袖懷抱著朦朧的信任，這種感覺是讓人愉快的；僅僅因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衛士」就相信它一定是好的，這讓人感到既愉快又舒適； 只要在會上通過了決議就以為所有的事情都會好起來，這同樣也讓人感覺很好。
但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可以一勞永逸地確保我們永遠正確的決議。也不存在一套規則，可以讓我們再也不需要每天重新做出決定，決定我們把多少個人責任交付給一個中央組織——無論這個組織是共產黨，還是我們所生活的國家的政府；無論是共產主義政府，還是資本主義政府。
在我看來，過去的三十年已經告訴我們，共產黨的成員除非是一些始終在多疑地捍衛著自己的獨立判斷的個體，否則共產黨組織必定退化為一群唯唯諾諾的人。
因此，防止暴政的武器一向都是突出個體性，強化個體責任，而不是把個體責任託付出去。
多麗絲·萊辛
這封信的語調平靜、不帶感情色彩、謹慎明智，這跟當時所有私下裡的談話差異極大。
它寫於1956年，發表在《新理性人》上。黨組織立刻通過莫里斯·康福斯做出回應，他對愛德華說，這一定是一封私人信件，不應該發表出來。他們居然這樣想，這證明他們對普通黨員中正在憤怒蔓延的情緒幾乎一無所知。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各種會議、電話和來自國王大街的威脅圍繞著我，我手上的這批信一定會讓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讀起來覺得引人入勝，但沒經歷過的人會覺得它們枯燥無味。
第二封信：我本來打算寫一部諷刺的小長篇，題目叫《我生病時原諒我》，取笑新湧現出來的不折不扣的偶像攻擊者金斯利·艾米斯等人（約翰·韋恩後來成了我的好朋友）， 但我對那部小說又失去了興趣。
沃里克路58號
倫敦SW5
1957年2月21日
親愛的愛德華：
先談幾點現實問題。
（a）《我生病時原諒我》。不要因為你的負面評價讓我難過而自己覺得不高興。反正我對它已經失去興趣了。我認為，如果我真的把它寫完，它會是一部很有趣的小長篇，會有一些人喜歡。但很顯然，它的基調跟一大批本應是它的自然讀者的感受很不合拍。這樣一本書是一種智力玩笑，其價值在於反對被人普遍接受的道德價值背景。如果沒有這樣的背景，也許還是放棄為好。但我認為，從某個方面講，這本書不能寫完仍然是一種遺憾。但一篇措辭激烈的作品——即便表面上看起來不夠嚴肅——能為雜誌撐起半壁江山，顯然《新理性人》不是這樣的雜誌。
當然，我們對它的不同態度反映了我們之間更深入的分歧，這也是為什麼這封信讓我如此難以提筆……
不過讓我先談談你（我記得是）第二封信裡面的提議。我喜歡艾利克斯·沃思提到的那篇文章。我對哈維的文章很感興趣， 很希望能讀上一段《僅有麵包不夠》，但你一定要先確認這本書的完整譯本還沒有出版過——如果譯本沒有很快在英國出現，我會覺得很驚訝。他們出版這類書總是很快，《解凍》就是這樣。《訪客》也很快搬上了廣播。
我認為自傳是一個很好的想法。真正誠實地寫下自己在風雲突變的時刻的黨內經歷，那將是無比珍貴的文獻。但如果說人們已經準備好了，可以成為誠實的作者和讀者，我會感到十分驚訝。人們對誠實的本能抗拒現在依然很強烈。
我認為，由金斯利·艾米斯這樣的人來認真寫下他跟共產黨打交道的經歷會很有意思 。那將是成千上萬反對英國共產黨的人的典型經歷。但這些憤怒的年輕人說不出任何有哲學意義的話。可是他們為什麼要說出有哲學意義的話？他們都是藝術家，不是哲學家。
但是，親愛的愛德華——你的信的中間部分尤其提到很多要點。
《為遭人痛恨的死去女人申辯》 這首詩是十年前寫的，跟最近的政治境況沒有任何關係，是我在憎恨我母親的狀態下寫的。
至於我最近的小說《回歸純真》 ，我認為那是一部壞作品，因為我沒有面對任何實質問題——我沒有真實地面對自己，儘管我想像我做到了。因此這本書缺少堅實的內核，過於多愁善感。我受不了它，儘管書里也有些不錯的片段。
但我想說的東西比上面所有這些都複雜得多：
你看，我讀著你的信，我覺得你像是在向我索要某種結論性的話或陳述，彷彿想要從我這裡獲得什麼，於是我問自己，為什麼？這是什麼？
首先，我們的狀態大不相同。
我清楚地知道，我現在所有的反應都是因為（如果我可以用這個我十分痛恨的詞的話）我是個藝術家，過去，充當一個共產主義者耗盡了我身上對「藝術家的我」有用的全部體驗和情感。有人說，人們離開共產黨是因為他們覺得膩味了。這種說法非常輕浮。你知道，弗蘭克·皮特克恩總是會忘記自己的真名，但他說這是因為他是個藝術家。
如果我不能從禁錮我們的思想和感受的緊身衣中擺脫出來，我就會枯萎、死去，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它禁錮了我們所有的人，禁錮了很久了。
但我的態度不是一種政治態度。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你不應該要求我加以澄清的原因。
而且按照我的猜測，你也是個藝術家，如果是這樣，你應該通過動筆寫去發現你的想法。
那天下午，我覺得你和蘭德爾的態度是一致的——如果你不再能像過去的十五年（無論多少年）那樣，出現在眾人面前，證明自己所持的正義性，你就會讓自己極度失望。是這樣嗎？但我們每個人都捲入了這件非常腐敗的事情，而且沒有什麼能夠為捲入其中的人獲得的好處辯解。你們，愛德華·湯普森和蘭德爾·斯溫格勒並不因為你們現在的解釋而屹立或傾覆……如果你認為，把你的要求視為對哲學上的澄清的要求，這太感情用事，我會反駁說，你的態度的深處根本不是在要求一種哲學，而是你極度需要對自己進行的辯解。
你曾是純粹的、有著很高的道德立場的共產主義者，直到最近仍然不願意接受共產主義中的邪惡。你的理想主義受到了傷害，你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遭到毀壞。
讓自己坐到打字機前，親愛的愛德華。你可以在藝術中交流你的經歷，交流可以這樣實現。但你失卻的感受與哲學何干？
我們生活的時代，我相信，任何哲學都不會對它保持忠誠。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哲學，而是一種政府體系，隨國家的不同而不同。
這是件好事。任何延續了五十年的哲學一定是壞哲學，因為每件事情都變得飛快。
我知道我是個社會主義者，而且我相信，適當的時機出現時，革命是必要的。但肯和約翰這樣的經濟學家或歷史學家是否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正確，我不知道。一個人怎麼會知道？在我看來，很多被我們稱作「馬克思主義」而且非馬克思主義者也贊同的概念，只是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壓力的反映。
我不想再製造更多的概念——我指的是為我自己。
我想讓自己浸潤在某種知識當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除了在極少數人眼裡，「成為共產主義者」從來都不是一個智識立場的問題，而是是否具有同樣的道德狂熱的問題——對於這樣一種看法，你是否想說些什麼？
我身上的道德狂熱已經消失殆盡。任何一個感到自己應該對過去三十年來的血洗和憤世嫉俗負有責任的人，都無法再對資本主義的殘忍懷有道德義憤了，是不是？無論如何，我做不到了。
我感覺到的是巨大的歡樂和滿足，世界正在飛快地前進；中國的農民不再挨餓；世界各地的人關心自己的同胞，為他們時下所認可的正義而奮鬥。我感到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