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公寓位於沃里克路，這條街醜陋得出奇，整個白天和晚上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有貨車轟鳴而過。公寓里有一個大廚房，一個非常大的起居室，樓上有兩間很像樣的卧室，外加兩間小卧室。這是一套「複式公寓」。在我住過的那麼多房間、公寓、房子中，這是第一個屬於我的地方。房間裡面全是棕色的木傢具和奶油色牆面，二十年後這是最別緻的色調，但在當時卻是俗氣、保守眼光的代表。我不能住在那種色調里。我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把所有的牆壁都刷成白色。我平衡地站在梯子上、窗台上，有時站在梯子、椅子和木板搭起來的奇妙組合上。有時我的登高裝置甚至橫跨樓梯井，現在只要想想我當時的舉動都會讓我發抖。樓下的粉刷工上來瞧了幾眼，因為他聽說有個女人在搶他的活兒。他看了看我用的粉刷滾筒，滾筒在當時剛剛發明出來，他說，沒有哪個正經工人會用這種破玩意。「沒有誰能用滾筒干出漂亮活兒。」專家們說。
公寓自帶的傢具糟透了。我重新油漆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房間里掛起了物美價廉的窗帘，把古舊的地毯染成了綠色。一位朋友有天告訴我，她到我公寓里來，看到我的床上蓋著黑色的床罩，吃了一驚。但那是紅色的，不是嗎？我記得曾經把一條「凸花織錦」床罩染成了深紅色。一開始，我把樓上的一個小房間當成卧室，被傑克甩了之後，我就搬到樓下，大起居室成了我睡覺、工作、生活的地方。
當我搬進這座公寓或「複式公寓套房」（它真的很像一棟小房子）時，我的做法跟有些人征服一小塊蠻荒之地有很大區別嗎？這座公寓是我的，不是在別人家裡租下的一個角落。我們用窗帘、顏色和傢具在新房子、新公寓里打上我們的印記，但我沒有錢把這些事情全部做到。我掛在窗戶上的東西不是我本來要選的。我的印記是覆蓋了每寸牆面的晃眼的白色。我曾以為我的廚房是我的——藍色的漆布地面，白色的木傢具，紅色的牆紙——但傑克站在裡面，微笑著說：「多像個顏料盒！你跟我妻子的共同點比你以為的要多。她在廚房裡貼的牆紙跟你的一樣。」那時候，市場上不像今天這樣有很多選擇，看不到幾百種不同的廚房牆紙，所以這種巧合一點也不奇怪。但他的話讓我很泄氣，真的是這樣。
如果不出租一個房間，我負擔不起這套公寓，至少一開始是這樣。出租的租金很低，今天即便是在外省也已經沒有誰會出租這樣的房間了。房間里有剛好夠用的床、梳妝台和衣櫃，地面是塗著油漆的木板，所有的東西都色調明快、價格低廉。盥洗室和馬桶是公用的。彼得住的是大卧室中的一間。我有一連串房客，因為它們，我從此進入了一群迷失、孤獨和不適應社會的人的世界，這些流浪者和邊緣人在龐大的城市中從一間出租屋漂向另一間出租屋。這是一段令人厭惡的經歷。我是個年紀輕輕的獨身女人，這對整個處境沒有什麼好處。我作為女房東獲得的最高社會禮遇是遇到兩位法國房客，他們是法國大使館的低階外交官，租了一個大房間和一個小房間。他們很有魅力，充滿撫慰人的法國式男人對女人的情感。這些當然鼓舞了我的士氣。他們送花給我，幫我干各種我幹起來吃力的零碎家務活，比如搬動笨重的傢具。他們對彼得也很好。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者——我指的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當時法國正與越南進行最後一搏，他們稱越南人為喪膽的棕色小兔子。這兩個漂亮的年輕人在樓上四間屋子裡玩抓兔子，嚇唬彼得，因為他們喜歡暴力和惡作劇，儘管只是在開玩笑。他們是傳統的排猶主義者。他們抱怨街上那些黑人：「他們應該從哪兒來到哪兒去。」出租房間的經歷讓我無比沮喪，幾個月後，我決定冒險放棄出租，有多少花多少，希望我的進賬夠用。真的夠用了——或多或少。
彼得過得不開心。他在第一個學校里成績不錯，喜歡在學校的時光（或者說看上去喜歡）。到了選擇高年級學校時，我想，既然這樣，為什麼不讓他繼續留在他一直表現不錯的學校呢？彼得的學校在諾丁山門附近，大多數孩子都從學校的低年級部直接轉到高年級部，中間只有一門之隔。但彼得一進入高年級部就開始悶悶不樂，可憐兮兮的，成績也在班裡墊底。然後他告訴我，校長打過他。以前從來沒有人用巴掌打過他。我去見校長，他是個身材矮小的霸道的人，讓人不快。他說，省了棍子，慣壞了孩子，而且管彼得叫「有福氣的萊辛」。我知道彼得受懲罰是因為他是我的兒子，這遠遠不是他生活中最後一次因為這個而受罰。成功人士的孩子有時候會因為父母的身份而吃些苦頭。這位校長身上最糟的地方是他那冷冰冰、尖利的挖苦聲調，我小時候聽到這樣的聲調就會發抖。他有氣無力、滿懷嫉妒地評論我寫的書。彼得換了兩所學校，情況都不好。我想，這個最合群的孩子經常跟我一個人待著，這對他很不好。他仍然每晚不到九十點鐘不睡覺，早晨五六點鐘就起床。他平時在學校寄宿，周末回家住，但他不喜歡回家。他不喜歡沃里克路，跟我一樣不喜歡。我有房客的那段時間，彼得對他們心懷不滿而且不信任他們。他已經習慣了待在有活潑家庭氛圍的房子里（瓊的房子），現在他必須保持安靜，因為擔心會打擾住在他自己家裡的陌生人。我犯了個錯誤，不肯買電視機，雖然他百般央求我。我的想法是，他每天要看幾個小時的「漫畫書」，這已經夠糟了。結果他養成了習慣，放學後總是去朋友家裡看電視。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展開了一場意志對抗，後來似乎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也變得如此。我知道，彼得需要的是一位父親。當哥特弗萊德丟下他時（就那樣丟下了他），他難過極了，於是我特意在他心目中塑造了一個英勇的哥特弗萊德的形象，把他描繪成一個為窮人和孤苦無依的人而戰鬥的英雄。這幾乎一點也不真實，但我相信讓這個孩子知道太多共產主義的失敗對他不好。我編了很多故事，講他——彼得——跟哥特弗萊德如何一起戰勝了重重艱難險阻：從解決貧民區的住房問題，到跟地主做鬥爭（那時候，地主瑞奇曼的名字仍然是對佃戶的殘酷剝削的同義詞），乃至擊潰納粹的一整支部隊。後來，等到彼得長到十多歲去看望哥特弗萊德時，他發現他爸爸用盡各種辦法對我惡語中傷，而且他這樣做已經有好多年了。這一點也不罕見，失敗婚姻中的一方（通常是女方，但並不總是女方）在孩子面前為不在身邊的那一方描繪出一幅「正面的」、恭維的肖像，最後卻發現對方在孩子面前將自己描繪成惡人。
怎樣才能改善一下這種糟糕的狀況？這段時期，艾希納夫婦幫了我和彼得的大忙。在東格林斯特德，在石叢中的農舍里，在其他孩子中間，住著一個真正正常的家庭：有媽媽、爸爸和孩子們。他們一家在彼得的生活中起到了平衡作用，跟我的狀態相平衡：我是單身媽媽——這在當時比現在罕見得多——不合常規的媽媽、寫作的媽媽。而彼得正處在最看重體面和生活常態的年齡。艾希納夫婦帶著自己的孩子和來做客的孩子到各地旅行，足跡遍及英國，也去了國外：法國、西班牙。彼得跟著他們一起去。
在艾希納家裡，彼得也成了一項推廣活動的一部分。弗雷德·艾希納有些天賦，他發明了一種他稱之為「塑料泡沫」的東西，一共有兩類：一類是塊狀物質，裡面滿是小氣孔，像海綿一樣；另一類是各種尺寸的小球球。他有一座小工廠。他認為這些東西可以用於包裝，對花店也有用。這支有大人也有小孩的大篷車隊一邊周遊英國，弗雷德·艾希納一邊嘗試著做點生意，同時也在尋找銀行或有遠見金融家為他提供資金支持。然而在我知道的那幾年，他總是失敗。他也許最後取得了成功。
他們的長子邁克·艾希納是彼得的朋友，他來倫敦和彼得一起出去玩。到了假期，我自己帶彼得，有一年夏天去西班牙住了一個月，彼得很喜歡那裡，但我不是很喜歡。
樓下的公寓里有段時間住著一個跟彼得年齡相仿的男孩。家長們希望兩個男孩能交上朋友，這是家長常有的想法。但這兩個孩子都不喜歡對方。有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我曾幫彼得一起用集郵冊集郵，我們買郵票，還寫信向人討郵票，並且彼得也跟人換郵票。樓下的小男孩拿了彼得的集郵冊，偷走了裡面一半的郵票。彼得很可憐，像一般小孩感到自己落入了環境的陷阱時那樣充滿了難以遏制的憤怒。我讓那個男孩的媽媽把彼得的郵票還回來，但她只是說「可憐的小男孩」——她指的是她兒子。這很不公平，讓彼得很受傷害，而我只感到再熟悉不過的心灰意冷的氣餒：彼得經常遭受委屈，我卻無能為力。
這個主題就寫到這裡。靠自己一個人把兒子帶大的女人都知道這有多困難，而沒經歷過這種事情的人根本無法體會。一個人也許可以很容易地描寫單個的戲劇性場景，比如，一位來倫敦旅行的人出現在門口，給彼得捎來一份爸爸送他的禮物，例如一隻塑料鯨魚，但卻沒有爸爸的隻言片語，沒有信，什麼也沒有。一個人也可以寫出這件事情讓孩子感到的痛苦，描寫他的不解和母親的惱怒，但沒有誰能寫出日復一日的艱辛：努力做不可能的事情，既當父親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