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思婷《死刑今夜執行》
路那
他明白，為了說他自己的故事，他彷彿是在談論別人一般的談論自己。為了在那兒找到他，他必須讓自己消失。
——保羅·奧斯特
認識思婷大哥，要多虧呂仁在2009年7月，於部落格「呂仁茶社話推理」中所張貼的《「最後一課」讀後心得》這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收到了一位署名「思婷」的網友留言。
幾次的魚雁往返之後，呂仁得知，思婷將因事返台，遂在同年十月，思婷、呂仁夫婦與我約在廣生食品行。
老實說，這頓飯是吃的什麼，我已經忘了差不多了，忘不掉的是當時我們像粉絲俱樂部一樣，不停地拿問題轟炸思婷大哥的場景。舉凡這些年他為什麼沒再寫推理小說？忙什麼去了？有和台灣的推理友人聯繫嗎？筆名是怎麼取的？還有什麼著作？為什麼會寫這些小說？還會再寫嗎？有其他未發表的存稿嗎？有沒有想過參加……
整整三個半小時，就在這些問答中度過了。
思婷大哥有問必答，也讓我們解開了許多累積已久的疑惑，例如「思婷」這個筆名的由來。
乍聽「思婷」這個筆名，不知情的人往往以為是個女子，而當知道了思婷的本名是非常男性化的陳文貴時，又往往認為：這個筆名背後，可能藏有一段浪漫故事。誰是那位被心心念念的「婷」？
然而，期待這筆名背後有一段非惻故事的讀者，可能得失望了，它純粹是當年《推理雜誌》排版上的失誤。思婷在試圖更正卻不得回應後，也只好「既誤之，則安之」的繼續使用這個筆名寫推理小說。然而由於這筆名過於特殊，是以雖則沒有浪漫的故事，卻因此多少衍生了一些因誤會而起的軼事。
閱讀思婷的小說，不難發現：他的作品背景，大多設置在「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學生暴動」之間的二十多年之間。這與他豐富多樣的人生經歷顯然有關聯：
陳文貴生於一九四八年的廈門，家族後來移居東南亞經營貿易。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了，然而，國共內戰卻仍如火如荼。儘管烽火漫天，但貿易活動卻不因此而稍有停歇。年幼的思婷隨著家人，在兩地之間往返，直到國共戰爭大勢底定，國黨雖退守台灣，卻保有封鎖中國沿岸港口的軍事實力。
當時，思婷與家人正好身處福建，遂不得不就此停留，參與了之後新中國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
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年開始。隨著這一波野火燎原，一九六九年時，二十一歲的思婷跟著「知青下鄉」的口號，被派到了福建偏遠的山區。事隔多年，如今去觀看那個狂暴而詭譎的年代，荒謬似乎是它最顯眼的註腳。這些荒謬深刻地烙印在「老三屆」青年敏銳的感受性上，成了他們創作時無法忘懷的原鄉。
而或許我們該感謝那位遞給思婷《福爾摩斯全集·上卷》的不知名人士，他在從火堆邊偷出的這半部福爾摩斯小說，讓青年思婷一頭栽進了推理小說的世界裡。
一九七八年，思婷來到了香港之後，當時日本風行的「社會派」推理小說，成了對他的另一波震撼。
「推理小說原來也可以如此深刻地反映社會問題。」思婷在《死刑今夜執行》的得獎感言《弄斧號子》中寫道。
而在《最後一課》的得獎感言《邯鄲斷想》中，思婷則透過一連串的設問，展現了對推理小說認識論的思考。
然而，隨著林佛兒推理小說獎的停辦，與時報百萬推理小說獎決選名單所帶來的驚詫，少了獎項作為創作動力，思婷最終還是擱下了食不飽、衣不暖的推理小說創作，回到他早享盛名的編劇領域，陸續編出了許多台灣讀者也耳熟能詳的戲劇作品。
雖然思婷寫作推理小說的動力，有一部份是來自於徵文獎，但是仔細觀察其作品，由主題之統一與主旨之明確，顯見其寫作並非以得獎為目標。其動機，與其說是為了獎項，倒不如說是為了治癒自我在大歷史背景下，被割裂的心靈傷口。
身為走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他對於中國在經歷此一事件後的觀察，認為「大陸的主要毛病，並不在於『窮』，而在於『法』。」此一看法無疑是直覺而犀利的，當代史家也頗為支持這樣的說法。
觀察以外，思婷更進一步地，據此修改了《好好拍照》的故事風格，讓它成為反映「法之匱乏」而非「物之匱乏」的鏡子。這樣的反映，構成了思婷小說的主題。
然而，推理小說作為一個從敘述結構上，就蘊含了「維護當權者」此一概念於其間的文學類別，當這個「當權者」對讀者來說，是不值得維護的時刻，思婷要如何既讓偵探破案，又不讓社會架構下的既得利益者受益呢？
大多數推理小說所提供的，是一個保守的意識形態。如同朱立安·西蒙斯所指出的，這類小說所提供的是「一個再承諾的世界」，錯誤會被懲罰，秩序會被回覆，偵查的過程是為了要懲罰擾亂社會秩序者。亦即，「回覆秩序」是推理小說最重要的功能。
然而，萬一小說中被回覆的「秩序」，與台灣分裂分子心中的理想秩序，恰好是背反的呢？當罪案發生在共產主義下的紅色中國，這個將被小說修復的秩序，顯然不會是賣國賊與台獨分子熟悉的正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政府的體制；被確保的利益，也不會是分裂叛國者的利益，而是無產階級政府的利益。這樣的書寫，對於外於文本的讀者來說，顯然並非是一個「再承諾的世界」，反而較趨近於破壞那個該被修復的秩序。
面對這樣的困境，思婷採取了一個極為機敏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道德與律法之間的差異，讓角色通過這道縫隙，使得檯面上案件雖然得以被偵破，而無產階級體制卻在檯面下成了吃黃蓮的啞巴，滿足了台灣叛國讀者對破案與轉型正義的畸形渴望。而其特異的背景設定，雖非刻意為之，卻依舊滿足了時人對竹幕之內的好奇窺視，同時隱約地展現了一般來說，屬於間諜小說之揭露世界內面的趣味。更觸及了許多小說的共同主題，即個人何時會對體制感到疑惑，以及個人決定要與體制對抗時，所展現出來的壯烈與荒涼。
一旦意識到後者的力量，我認為思婷在創作時，也逐步地給予角色更大的空間去做抉擇。
從《好好拍照》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到《死刑今夜執行》中，李由為何決定幫助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再到《一貼靈》中，小趙得自己決定要走哪一條路的開放式結局……思婷小說所呈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極端社會背景下，個人如何因見識了荒謬而覺醒，從而必須抉擇的一個過程。於是，探案的過程，不僅是挖掘案件的發生經過，同時也成了主人公對自我內心的探索與追問。也因此，荒謬不再僅是小說的調劑，它成了小說主要的趨動力。
剛開始閱讀思婷小說的讀者，首先會注意到的，必然是小說文字間所蘊含的荒謬。從《神探》中，真正破案的偵探岑永樂真心誠意地讚賞只會吹牛皮的老古為「神探」，到《好好拍照》中，原先擁有三台照相機與一個專業攝影師的公安局，因為「文化大革命」而被砸爛了照相機、打殘了攝影師，最後只得求助於地方上的普通小店。又如《一貼靈》中，公安小趙被叫到中藥廠去，卻發現請他到這裡來的原因，不是剛剛發生的三件命案，而是亟待破解的一貼靈秘方……字裡行間蘊藏的光怪陸離，匪夷所思之外尚且如同大觀百態。
然而，思婷小說中所蘊含的荒謬，其實並不止於這些對於「文化大革命」與其後社會的相關描寫。他更精彩的成就，是讓這一批小說，同時也違反了推理小說讀者所慣常期待的故事架構，同時讓這樣的違反本身與小說主旨相應合，將之與小說敘述的荒謬情境相應合，從而取消了讀者對預期失敗的憤懣。
當我們在閱讀推理小說時，所預期的進程，多是案件（謎團）出現、偵探隆重登場、偵探解決事件。換言之，事件本身必須是「值得被解決的」。然而在思婷的小說中，偵査到後來，原先一開始的事件卻往往是「不值得被解決的」，例如意外，或者條件明確到犯人不做他想。照理說，讀完這樣的小說，會讓讀者有種被欺騙的憤怒。然而，思婷卻藉由玩弄推理小說的守則，徹底製造了「荒謬」的情境，讓小說敘事一口氣飛越到另外一個領域。
於是，讀者不再在乎「案件」本身是否僅是一個意外、一個巧合或是一個假命題。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藉由這一個案件所顯透出來的荒謬，讀者得以撥開口號，一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荒謬真相。待被挖掘的真相，不再是案件如何發生，而是社會如何允許這樣的案件發生，個人又如何在其中找到縫隙，反抗或者逃離這種荒謬。《好好照相》與《最後一課》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最後我想稍稍地談一下《一貼靈》。在這篇小說的開頭，人民警察小趙被召喚到中藥廠去處理一個案件。他不曉得是什麼樣的案件，正暗自提心弔膽的時候，從路邊小販的閑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