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封建時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國國力鼎盛時，連羅馬帝國也無法望其項背。羅馬帝國覆滅後，就再也沒有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而唐帝國滅亡後，中國還在，後面還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這現象無疑值得思考，正如錢穆先生所言：「這是中國歷史最有價值最堪研尋的一個大題目。」
無能的皇帝，囂張的宦官，腐敗的朝廷，跋扈的藩鎮。大唐晚年所面臨的，始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後，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長安。此時，黃巢已經兵敗身死，然而，黃金甲過後的長安，已經成為一座荒涼破敗的廢城，再也無法承載一個帝國京師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滅亡的尾聲。實際上，在公元880年這一年，在僖宗僅攜宦官逃離長安的時候，大唐帝國最後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
公元880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正月十五，整個長安城籠罩在凜冽的北風之下。時逢佳節，長安又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岸的城市，卻不見絲毫節日的喜慶氣氛，反而呈現出一派蕭疏蒼涼的氣派。顯然，這是相當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節，亦稱燈節。唐朝自立國以來，京師長安一直有個習俗：正月十五日前後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個長安的大街小巷，燈明如晝。百姓們無不夜遊，車馬塞路。後來，唐宮廷也加入了觀燈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導的上元燈火極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後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於京城安福門外設置高二十丈的燈輪，燈輪披掛錦綺，飾以金銀，錯雜五萬盞燈，燈輪如萬花開放的巨樹。宮女上千人，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又從長安、萬年兩縣少女、少婦中挑選千餘人，在燈輪下踏歌，三夜縱歡。這在古代是非常罕見的狂歡盛景。為了裝飾京師盛大的場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費巨資。一花冠，一中帔，價值萬錢，場中每一個女藝人的服裝首飾費就達三百貫。民間少女少婦的衣服、花釵、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顯然，唐玄宗的開元盛世被人懷念為唐代最光輝的時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僅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氣象已風光不再，就連京師的上元燈火也成為了陳年舊跡。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愛改名字，李儇原名李儼）下制書，改乾符七年為廣明元年，制書中說：「自古繼業守文之主，握圖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發號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範，固萬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舊唐書·卷十九下·僖宗本紀》）其實，這不過是唐朝廷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而已。僖宗選擇在內憂外患的時候更改年號（年號起源於漢武帝，後成為皇帝當政的時代標誌），無非是希望通過改元，結束先前倒霉的年頭，從頭有個新的開始。
此時，天下確實很不太平。關東（指潼關以東）民變蜂起，尤其以黃巢勢力最大，實力最強。民間有「金色蛤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的歌謠廣為流傳，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動。正因為是多事之秋，所以長安才一派凄涼氣氛，沒有多少過年的喜慶氣氛。絕大多數人都小心翼翼地貓在自己的家裡，圍在火爐旁，有些膽戰，有些心驚，只是期待早些度過這個實在不平靜的寒冬。
幾乎所有的長安人都在擔心未來，有能力有門路的人則暗中開始為自己謀取後路。可當今天子僖宗卻是個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興緻高昂，冒著嚴寒出了大明宮，趕去兄弟們的王府。不過，十九歲的僖宗急忙趕去王府並非為了什麼軍國大事，而是要去與諸王蹴踘、擊馬球、鬥雞、賭鵝。
歷史上有「洛陽紙貴」的佳話，說的是西晉太康年間左思做《三都賦》，描繪三國時魏都鄴城、蜀都成都、吳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辭華麗，氣魄宏大，在洛陽廣為流傳。人們嘖嘖稱讚，競相傳抄，一下子使洛陽的紙昂貴了好幾倍，原來每刀千文的紙一下子漲到兩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陽紙還是傾銷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買紙，以抄寫這篇千古名賦。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發生了「長安鵝貴」的笑談。因為大唐天子性喜賭鵝，長安的鵝價也跟著水漲船高，甚至叫賣到五十緡一頭。緡為古代貨幣單位，一緡為一串銅錢，一串一千文。這鵝的價格，已經遠遠超過了最貴的洛陽紙。
縱觀中國歷史，皇帝荒廢朝政、只顧享樂者並不少見，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朝代興亡更替的事發生，就不會出現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謂二十四史，實際上就是二十四個姓氏家族的統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遠於異常人，甚至已經到了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儇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開始受封為晉王。在懿宗的八個兒子中，李儇毫無出眾之處：既非長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後，獨寵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還造成了唐朝的一樁大冤獄，此事後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幹也不突出。按理來說，皇位無論如何都不會落到這樣一個人身上，史書卻記載說，懿宗病危之際，下詔立李儇為太子。制書中特意強調說，李儇「孝敬溫恭，寬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規，動必由禮」（《舊唐書·卷十九下·僖宗本紀》）。表面上看來，李儇得以繼承皇位，是因為其人才出眾而為其父皇懿宗所賞識。而實際上，他是在懿宗病歿後，為宦官神策軍左軍中尉劉行深和右軍中尉韓文約所立。神策軍是一支朝廷禁軍，創立於天寶年間。
劉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紀小，性情貪玩，便於宦官控制；第二個重要原因則是因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賤，且王氏早已經病逝。這樣，即使李儇長成，也成不了氣候，朝政依舊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導致唐朝滅亡的有兩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鎮。唐朝一度軍事極盛，開邊不已，因此藩鎮之疾有一定的歷史背景，而宦官專政擅權則是在朝廷中央集權與藩鎮鬥爭的夾縫中滋長起來的另一大腫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亂後，自肅宗李亨開始，宦官開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後與藩鎮一樣，宦官成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勢力，不僅左右朝政，甚至還操縱皇帝廢立大事。僖宗李儇並非宦官所立的第一個唐朝皇帝，也並非最後一個。關於宦官和藩鎮，後面還有專門的篇章論述。
李儇即位當日，封定鼎功臣劉行深、韓文約為國公，並由他們在宮中執行政務。其時，僖宗只有十二歲，年紀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務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點他的弟子們說：「皇帝不能讓他閑著，要經常用美女歌舞和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變花樣，這樣他就沒工夫想別的事了，我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事了。同時盡量不讓他讀書，更不能給他接近書生的機會，那樣他會看到前朝的滅亡，心中一旦憂慮國家前途，我們這些人就要被疏遠遭斥責了。」少年繼位的僖宗就在這樣「天天變花樣」的環境中長大，只知道一味貪玩，與宮中宦官、優人狎昵。與僖宗最親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還是晉王時，田令孜為晉王府小馬坊使宦官，二人關係親密，已經開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後，擢升田令孜為神策軍中尉，把政事悉數委付給他，還親切地稱他為「阿父」。
對於一個突然擁有了巨大權力的宦官而言，權勢只能激發他更大的慾望。田令孜恃寵而驕，為了徹底把持朝政大權，他極力慫恿僖宗玩樂。比如僖宗賞賜無度，動不動就賜給樂工和伎人錢財，而且數目巨大，多以萬計，因而導致國用匱乏。國庫沒錢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勸僖宗採取沒收長安富商（包括外國和本國商人）財產的辦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這時候的皇帝比土匪強盜還要厲害，不僅是明搶，被搶人稍微不願意還要送命。整個長安一片混亂，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這樣，靠田令孜的餿主意弄來不少錢，好糊弄僖宗繼續玩耍。
京師的富商被搜刮光了，田令孜又想打京外富戶及胡商的貨財。這時候，與田令孜私交甚好的鹽鐵轉運使高駢急忙上書阻止，說：「天下『盜賊』（指黃巢等起義軍）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田令孜聽了覺得有理，這才停止了強取豪奪的行為。
自懿宗時起，唐朝廷的政治已經開始腐爛。懿宗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陝州（治陝縣，今河南陝縣）大旱，百姓無法生活，選出代表向朝廷派來的觀察使崔蕘「訴旱」，要求減少賦稅。崔蕘為人「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他滿不在乎地指著院子中的大樹說：「此尚有葉，何旱之有？」（《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一》）並下令杖責前來「訴旱」的百姓代表。陝州百姓得知消息後大怒，群起圍攻衙門。民情洶洶，崔蕘被迫逃走，半路上因口渴，到民舍求水喝。主人聽說他就是崔蕘，立即端來了一瓢尿給他喝。官民間關係的緊張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這還只是冰山下的一角。懿宗時期擔任翰林學士的劉允章在《直諫書》中已用「國有九破」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