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知己而必別，縱暫別其必深。
冀白首而同歸，願心志之固堅。
——柳如是《別賦》
這位稱雄於學界和文壇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愜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禮，收於我聞室中。既得章台，欣然有終老溫柔鄉之願，如黃宗羲所云：「柳姬定情為錢老平生極得意事，纏綿吟詠，屢見於詩。」情場得意，春風滿面。存此佳話，不亦善乎。
孔子有言：「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實現「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北宋慶曆年間，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名為《朋黨論》。其核心觀點是：不獨小人有黨，君子亦有黨。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如果君子們聯結起來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國上都更能相得益彰。皇帝應該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大治。
這篇奏章行文從容不迫，氣勢充沛，被公認是歐陽修最好的文章，亦是傳世政論散文中最佳作品之一。在文中，作者引證了大量史實，來說明國家興亡治亂與朋黨的關係，對君子交朋結黨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如此大費周章地論證朋黨一說，也從側面反映出北宋一朝黨爭激烈的事實。
所謂黨爭，是指朝中官員為了爭奪權力，黨同伐異，結成黨派，為爭取政治利益互相攻擊。中國歷史上，有兩大著名的黨爭——
一是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牛」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大多是庶族出身，靠寒窗苦讀考取進士而獲得官職。「李」是指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門第顯赫，依靠父祖的地位而步入仕途，稱為「門蔭」出身。「牛李黨爭」的本質，其實就是庶族官僚與士族官僚之間的權力鬥爭；
二是北宋年間的「新舊黨爭」。宋神宗時國家積弱，國庫空虛，王安石為相後積極實行改革，稱為「新派」。但由於新法執行不當，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歐陽修、司馬光等重臣反對新法，稱為「舊派」。王安石和司馬光本是相互仰慕的好友，卻由於政治立場不同，變為針鋒相對的死敵，各率一派追隨者攻伐對手，爭鬥不休。兩派輪番執政，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深受其害，投機小人反倒在其中遊刃有餘，左右逢源。最終，由君子爭原則演變為小人爭權力，遂成難解黨爭之局。
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唐代「牛李黨爭」加深了晚唐的統治危機，促使本已衰弱的唐朝走向滅亡。北宋「新舊黨爭」則導致朝堂成了斗場，國事日非，直至靖康之變而亡國。可以說，這兩起黨爭，是直接導致唐宋各自亡國的重要根源。
而明代萬曆年間的黨爭，激烈程度比唐宋黨爭有過之而無不及。黨爭的主角，便是被天下人視為「清流」、「善類」的東林黨。
萬曆二十一年（1593）是癸巳年，亦是六年一度的京察 之年。此次京察由吏部尚書孫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主持，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文選司郎中顧憲成從旁協助。京察結果出來，有大批官員因不合格被罷免，其中有些是內閣首輔王錫爵的親信。王錫爵當然不肯罷休，指使言官彈劾京察不公，由此引發了軒然大波。萬曆皇帝事事唯內閣是聽，親自下旨，質疑吏部「結黨擅權」。一批吏部官員被罰或罷，顧憲成也在不久後被削職為民。
顧憲成回到故里無錫之後，在東門外東林書院講學 ，自負氣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每與政府相持。他曾憤慨地說：「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對當權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由於顧憲成等東林講學者以關注現實社會為主，不空談性命，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並敢於抨擊朝政，訾議權貴，符合民眾利益，得到了廣泛支持，在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一時「士大夫抱道杵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亦遙相應和，朝野相通，互為倚勢。由是東林聲望大振，逐漸匯聚成一股影響社會輿論的政治勢力，時人稱顧憲成等人為「東林黨」。
在東林黨之外，還有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等，皆以鄉里命名，各聚羽翼。如浙江寧波人沈一貫以善於奉承得明神宗歡心，遂入閣為相，成為浙江派官僚首領，人稱「浙黨」。又如宣黨首領湯賓尹是宣城人，昆黨首領顧天峻是崑山人等。這些黨派相互之間也有矛盾，但他們都「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門戶之禍遂起，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為明朝的衰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筆。而黨爭起源，看似是東林黨人為國為民，大義凜然，其實與唐代牛李黨爭並無實質區別。
明朝萬曆三十八年（1610）正月二十八日，內閣首輔葉向高上疏陳時弊，稱大端有二：第一、時政雍塞。如大僚不補，遷轉無期，章奏留中不發，州縣官選補積滯等；第二、議論滋多。如朝中大臣互相告訐，各立門戶，樹黨紛爭，顛倒是非，不辨黑白。
第一條，是婉轉指責明神宗朱翊鈞不肯上朝，不批奏章，致使各衙門官缺員極多，朝政日趨腐敗。第二條，則是指出朝中黨派林立，黨爭迭起。奏疏上後，明神宗依然故我，置之不理。
就在這一年，廷臣樹黨相攻之熾熱程度達到有明以來的最高峰，達到了空前慘烈的程度。
因內閣缺員，需要推選內閣大學士人選。部分朝臣建議改變過去單從翰林院提拔毫無實政經驗的詞臣作宰輔大臣的慣例，改從地方上有豐富經驗的官僚中加以選拔。彼時地方官員中，數鳳陽巡撫李三才名聲最響。然李三才是東林黨重要人物，深為朝中浙黨等反對派人物忌恨。這些人紛紛跳了出來，上疏彈劾李三才，全力阻止他入閣為相。如工部郎中邵輔忠攻擊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並列數其「貪、偽、險、橫」四大罪狀。
按照常例，官員受到言官彈劾後，就要辭職迴避，等待皇帝的最終裁決。但李三才不但沒有忍氣吞聲，反而「盛氣陳辯，不自引去」，從而招來了更多的非議和更深的敵意。
東林黨領袖顧憲成為了讓東林黨人在內閣中爭得一席之地，不顧輿論洶洶，親自致書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極力推薦李三才。然而這兩封信被好事者附載在邸報上，在朝野廣為流傳，結果適得其反，成為反對者攻擊李三才結黨的重要證據，進而發展到攻擊整個東林黨。
李三才是否入閣的問題，直接導致了東林黨和反對黨之間的正面交鋒。由於情勢徹底失控，李三才只得上書請求辭職。然而他一連上了十五次疏章，都沒有得到明神宗的迴音。他乾脆自動離職卸任，回老家去了。而明神宗依舊對一切置之不理。內閣首輔葉向高先後上疏百餘次，力陳「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見皇帝依然故我，便自己也辭職還鄉。
葉向高離任後，齊、楚、浙三黨把握了朝政，大肆斥逐東林黨人，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成為黨爭的工具。朋黨之爭，愈演愈烈，無人能夠獨善其身。太常少卿吳麟徵嘆息道：「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黨，便只一半身份。」「社」指文社，如後來的幾社、復社等。「黨」即指東林黨、浙黨等黨派。
常熟才子錢謙益曾評論李三才一事道：「物議旁午，飛章鉤黨，傾動朝野。從此，南北黨論，不可復解，而門戶之禍，移之國家矣。」
萬物皆變，世事無常。此時此刻，錢謙益還不能預料，在不久後他本人亦因門戶之禍而捲入黨爭，從此再也無力自拔。日後他所遭受的誹謗、非議等，將遠遠超過李三才百倍千倍。
同年科考取士，錢謙益本為第一。發榜前一天，錢謙益已收到司禮監喜帖，知道自己將成為頭名狀元，喜悅可想而知。然而次日唱名典禮，湖州歸安考生韓敬搖身變成了狀元，錢謙益僅排第三。一時間，輿情大嘩。
原來一切都是考官湯賓尹在暗中搗鬼。湯賓尹中過解元，萬曆二十三年（1595）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內外製書詔令多出其手，號稱得體。朝中結黨之風盛行後，湯賓尹成為宣黨首領，在黨局中樹赤幟二十年。他曾在家鄉宣城強奪諸生施天德之妻為妾，施妻抵死不從，自殺身亡。湯賓尹弄出了人命，引起公憤，在家鄉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到浙江避風頭。旁人不恥湯賓尹人品，對他均是退避三舍，唯有富家子韓敬仰慕湯氏文名，拜他為師，懇求指點文章。湯賓尹由此對韓敬另眼相看，視其為心腹門生。
韓敬字求仲，號止修。其祖父曾為邑中皂隸，為人寬厚，以行善聞於鄉里。曾經有一酷吏任其長官，要求對犯人用刑時，行杖必須三杖見血。韓祖父為執杖者，為了減輕受杖者的痛苦，便暗中在刑杖底部鑽一小孔，灌豬血於其中，再以竹片封上。每次行杖，常常不及三板，便有鮮血濺出，長官極其滿意，而犯人少受了許多苦楚。韓父名韓紹，是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官任長樂縣令時，韓母在縣署生下了韓敬。韓紹以為政寬善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