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格斯，我那位不討人喜歡的秘密記者，正試圖將斯邁利的注意力拉向我們工作中不道德的一面。他是想讓斯邁利承認，只要能脫身，什麼事都可以做。我懷疑他其實是想聽到這條行為準則，好將它公然適用於生活中，因為他既冷酷又無禮，而且還想在我們的工作中得到某種特許，以便將他身上所剩無幾的顧忌全都拋開。
但是斯邁利不會讓他稱心如意的。起初他顯得快要發火了，我倒真的希望他這麼做。如果他真有了怒意，最後他還是克制住了，沒讓它爆發出來。他開始說話，但是又停了下來，吞吞吐吐地，這不禁使我忖度著是否該結束這場討論會。然而讓我感到寬慰的是，他終於還是打起了精神。我知道他只是想起了他所經歷過的某段私密往事。那些往事包羅萬象，不可勝數，因而構成了他那種神秘的自我。
「你們知道嗎？」他解釋道——他總是這樣，回答問題的精髓而不是問題的字面意義——「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從事我們這項工作的人應該更有原則才對。這一點真的非常必要。我們非得和魔鬼打交道不可，而且還常常要深入虎穴。根本無法讓自己保持適當距離。而如眾所知……」我偷偷瞥見邁格斯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和神比起來，魔鬼這個同伴要有意思多了，是吧？但是不管怎樣，我們對美德的迷戀是不會消失的。自私自利與權宜之計自有其發展的局限性。」他又頓了一下，繼續沉湎於自己的思緒里。「事實上我是在說，如果人類的慾望經常來影響你，我希望你不要認為這是自己的弱點，而應該給它一個公平的驗證。」
我靈機一動，想到了「袖扣」。喬治想起了那個老人。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弄不懂，為什麼這個故事仍縈繞在我心頭如此之久。後來當我和我兒子艾德禮安之間的關係處於低潮時，我才恍然大悟。他嚷著不想上大學，要去找一份薪資豐厚的工作。我將他的急躁不安誤解成是崇尚物質主義，將他的渴望獨立誤認為是想偷懶怠惰，有天晚上我便大發脾氣，羞辱了他。幾個星期後，我真的為此感到羞愧。而也就在這幾個星期內，我發現了這個故事。
之後我還想起斯邁利膝下無子，也許就某種程度而言，他對這件事所表現的曖昧態度，與此不無關係。每當我想到他會藉著矯正一種他從未擁有的關係來填補自身空虛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寒而慄。
最後我又想起在拿到那些資料之後沒幾天，我就接到了一封匿名信，指責可憐的弗利文是一名蘇聯間諜。在面對愚忠的問題和那些逝去的世代時，弗利文和那個老人之間的確有某些神秘的共通處。不過你們得明白，這些都是經由許多背景資料推論而得，因為我從不知道哪個案子不是由百餘件其他的案例營造而成的。
最後的事實是——就像我生命中經常發生的——斯邁利再次成為我的前輩。因為我才剛在陌生的審訊處安定下來就發現到處都有他的蹤跡：在我們那些塵封的檔案里，在我們那些過期的值日日誌里，在我們那些資深秘書回憶的微笑里。她們談起他來帶有老小姐的一種甜蜜的敬畏感；她們說他有點像神，又有點像玩具熊，還有點——雖然她們總是急著掩飾他性格中的這個部分——像食人鯊。她們甚至會向你展示由南奧德里大街的托馬斯·古德公司——還會是哪兒？——製造的骨瓷杯組。她們以溺愛之情解釋著，這是安妮送給喬治的禮物。在他暫時得到緩刑，回總部復職後，喬治便把這件禮物送給審訊處——而當然，斯邁利的杯子就像聖杯一樣：永遠都不可能讓凡夫俗子使用。
審訊處——如果你們對它了解不多的話——素有情報局的西伯利亞之稱，而我很欣慰地發現，斯邁利不只一次而是曾兩度被流放至此：第一次是因為他痛心疾首地提示第五處也許養肥了一隻莫斯科中心的鼴鼠；而第二次則是發生在幾年之後，不過這次來到這兒卻是因為他是對的。審訊處不但有著西伯利亞的單調，而且跟它一樣荒僻。審訊處並未設置在情報局的主要大樓里，而是位在一幢山形牆的底層那一排洞穴狀的辦公室里；這幢高樓矗立在諾森伯蘭大街上，地處英國行政中心北端。
而且審訊處也如同其周圍的多數建築一樣，有過輝煌的歷史。它成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用來接收陌生人的投訴，聽取他們的疑點，並平息他們的恐懼，或是——如果他們真的無巧不巧地碰到了真正的大案子——那就誤導或是唬唬他們讓他們閉上嘴巴。
譬如說，如果你認為你瞥見你的鄰居在三更半夜彎腰撥弄一台無線電發報機；如果你看見某個窗口閃著奇異的燈光，而你既膽怯，又不太放心，所以不敢通知當地的警察局；如果有個奇怪的外國人在公共汽車上問起你的工作，然後又在你家附近的酒吧里出現；如果你的秘密情人向你告白——可能是出於孤獨無依、故作勇敢，或是一種迫切的需求，只為了使他在你眼中顯得更有魅力——他正為德國情報機關工作，那麼，在和某個從未聽聞的行政中心次長的助理聯絡之後，某一天傍晚，你就極有可能勇敢地冒著猛烈空襲，膽顫心驚地被領進一條到處堆著沙袋的走廊，來到九〇九室。在那裡假冒的某某少校或上尉將會很有禮貌地請你坦誠陳述你的問題，而不必害怕遭到報復。
有時候，正如審訊處記錄中的秘史所記載，大事的確就是源自於這些不祥之兆，即使直到今天，這種情形也依然偶爾會出現。所以儘管情況已和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審訊處的大部分工作也還是專門處理那些不請自來的麻煩，類似這封將矛頭指向弗利文的匿名控告信，甚至還有——為支援遭人唾棄的安全部門——全面的審查詢問，這是所有西伯利亞式作風中最糟的一環。
同樣地，從這些懲戒中不是只能學到謙卑而已。如果一名情報官員不願意聽人說話，那麼他就毫無可取之處了。而喬治·斯邁利——他身材圓胖，總是愁容滿面，他謙沖為懷，始終鍥而不捨，這位遭妻子背叛，習慣悶頭抽煙，用領帶里襯擦拭眼鏡，陷於無盡困惑中長吁短嘆的喬治——是我們這些人中最願意聽別人說話的人。
斯邁利能夠帶著睡意惺忪的眼睛聽人說話；他能微傾著那肥胖的身軀，心平氣和地傾聽，臉上並露出善解人意的微笑。他能聽別人說話是因為除了一個人——他的妻子安妮——以外，他對其他人並不抱什麼希望，也不作任何批評。早在你全盤托出之前，他就已經寬恕了你最糟糕的過失。他聽話的效果比一隻麥克風更強，因為一旦遇到關鍵處，他的大腦就會立刻警覺起來；就好像他有辦法預知關鍵性的話題何時何地會出現，並能予以切實掌握一樣。
這就是喬治傾聽亞瑟·威爾弗雷德·霍桑說話的方式——他家住在賴斯利普區德尼大街十二號。那還是距我半輩子之前的事，而且就發生在我現在坐著的這間九〇九室里。當時我正好奇地翻閱著一份上面標有「隨即銷毀」的泛黃檔案，這是我從審訊處的保險庫里翻出來的。
我悠閑自在地開始了我的探索——你們甚至可以說我是漫不經心——就像一個人在俱樂部里隨手拿起一本舊的《閑談者》雜誌翻閱一樣。突然之間我意識到自己一頁一頁地閱讀著的正好是斯邁剎那熟悉的筆跡。他的字寫得極為工整——蒼勁的德文字，彎曲的希臘文，還有他那傳奇性的親筆簽名。在他迫於無奈，一定得在資料中交代自己的情況下——你可以感覺到他是多想逃避這種鄙俗的折磨——他提到自己時只寫上了「DO」兩字，這是值星官的簡稱。而他又素以痛恨字母縮寫而聞名，由此你便可以再度體會到他那就算並非全然孤僻無常，但遺世獨立的個性。發現這份檔案，就如同發現了一份遺失的莎士比亞手稿一樣讓我雀躍不已。所有的資料都在這裡：霍桑的信件原稿，斯邁利主導的談話錄音，甚至還有霍桑收受旅費和臨時開支時所簽下的收據。
我不再漠不關心了。我不再因為調職而感到抑鬱不振，連這棟大房子的冷清氣息也不再讓我抱怨而覺得有壓迫感了。我與喬治分享這些資料，並等待著亞瑟·霍桑踩著堅定的步伐走下長廊，來到斯邁利的面前。
「敬啟者，」他寫了一封信給「國防部情報負責官員」。基於我們英國人的慣例，他的階級已經在報告里註明——如果只根據這種濫用字母大寫的古怪筆法來判斷，這通常會是未受教育的百姓所慣用的方式。我可以想像他在動筆時著實下了一番功夫，也許手邊還放著一本字典。「先生，我希望與你的人員面談，此事涉及一位曾為英國情報部門進行特種工作的最高層人士，他的名字對我的內人和我都非常重要，也許對你們也一樣重要，因此恕我不能在信里提及他的名字。」
內容就是如此。檔案還被簽上「A·W·霍桑，備役二級士官長」。換言之就是指亞瑟·威爾弗雷德·霍桑，這是斯邁利查詢選民名單時所發現的。他接著又去調查陸軍部的檔案。斯邁利在霍桑的個人資料記錄上用心地寫著：生於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九年入伍，曾隨第八軍從埃及轉戰義大利。前士官長亞瑟·威爾弗雷德·霍桑，曾兩次於戰役中負傷，因此獲得三次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