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邁利自個兒打斷了他的故事——故事中敘述一位中美洲外交官酷愛某個年代的英國火車模型，於是情報局就派遣蒙帝·奧爾勃克一行人設法從倫敦一家玩具博物館裡偷來了一個珍貴的蒸汽火車引擎送給他，因而換得了這名外交官對情報局的終生效忠。大家聽了都放聲大笑。一直到斯邁利突然地沉默下來，陷入沉思，大家也才跟著緘口不語，此刻斯邁利正以憂慮的眼神盯著屋外的某處。
「只有在偶爾出現的時刻里，我們才會去面對自己一向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現實。」他平靜地說道。「一直到事情發生，我們都只是冷眼旁觀。我們手下的間諜替我們實現我們的夢想，而我們這些專案主管卻只是安全而愜意地坐在單向後視鏡後，告訴自己只要親眼看到事情完成，就和親自去做沒有兩樣。然而當真相大白時——如果你曾遇過這種情況的話——從那刻起我們就會在要求別人為我們做事時態度更謙和些。」
在他說這段話時，他看都沒看我一眼。他並未暗示他心裡想的人是誰。但是我們自己都知道所指何人，而且也清楚彼此都知道這是在說傑茲上校。
我看見他了，但是我什麼也沒告訴梅貝爾。也許是這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也或許是我習慣什麼事都藏在心裡。即使到了今天，如果發生任何意外事件，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先抑制自己的反射動作。我們正在看九點的電視新聞。這些年來對梅貝爾和我來說，這已經像是某種形式的晚禱般，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別問我為什麼。突然間我看見了他，傑茲上校。我並沒有從椅子上一躍而起，然後大叫：「天啊！梅貝爾！看站在後面的那個傢伙！那是傑茲！」——這應該是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正常反應——相反地，我繼續看著電視，啜著我的威士忌加蘇打水。接著，當屋裡只剩下我一人時，我就在錄影機里裝進一卷新的空白帶，這樣就能在晚間新聞重播時將這段錄下來。從那時之後——這已經是六星期前的事了——我想自己一定將這卷帶子看上十幾回了，因為每看一次總會找出一些細微的不同。
不過這個故事的部分內容我要放到結尾才說。我想最好還是照事情發生的順序向你們敘述比較妥當，因為在慕尼黑除了西奧多教授的事件外還有其他的事件發生，而且在比爾·海登被揭發之後，我們不能光是等待傷口癒合，更要加緊進行更多的間諜活動。
傑茲上校是波蘭人，我一直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波蘭人願意為我們工作。我們再三地出賣了他們的國家，這種行徑真讓身為英國人的我覺得是奇恥大辱，如果我是波蘭人，我一定會對著每個路過的英國人的背影吐痰，不論我是否曾經深受納粹德國或蘇聯的迫害——英國人曾經將可憐的波蘭人丟給這兩個國家。而且我一定會設法在英國外交部所謂的「精英部門」安置一枚炸彈。我的天啊，我在寫什麼鬼話嘛？就在我寫這些東西時，波蘭人又再次被出乎意料的俄國熊和早可預期的德國牛兩面夾攻。不過你們可以百分之百地確定，如果波蘭人需要一位好朋友幫助他們脫離困境，外交部里的那個「精英部門」一定會虛情假意地表示遺憾，並聲稱他們有更重要的工作得做。
儘管如此，我們的情報局在波蘭卻有著與此不成比例的成功斬獲，一大批的波蘭男女——數量多得讓人感到尷尬，而且個個都具有波蘭人那種大無畏的氣概——竟甘冒個人及家人生命的危險，去為英國人從事間諜活動。
在海登事件之後，如果我們的波蘭間諜網發生意外的頻率相對地提高一些的話，那也不足為奇。感謝海登，英國人在出賣波蘭人的一大串罪狀上又添了一筆。接踵而來的挫敗似乎是無法避免的，慕尼黑站所籠罩的沉痛氣氛極其明顯。我們既感到羞恥慚愧又覺得彷徨無助。每一個人都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海登垮台之前，波蘭的安全部門——在他們行動部主任傑茲的有力領導下——一直對海登叛國之事守口如瓶，只自滿於打進我們現有的間諜網，並利用它們作為傳播假情報的管道——或者說，一旦他們成功地策反這些間諜，他們就能巧妙地利用他們來對付我們。
但是海登垮台以後，上校覺得再也沒有必要忸怩作態了，於是短短几天之內，他們無情地殺害了那些效忠英國的間諜，在這之前他一直默許他們的存在。死亡人數逐日上升，我們稱之為「傑茲的鎮壓名單」。我們沮喪受挫，並對那位殺害我們手下那些可敬間諜的兇手恨之入骨。有時，他根本不依循正常的審判方式，而是讓他的審問員尋開心似地將他們凌虐而死。
將慕尼黑視為是進入波蘭的跳板也許有點奇怪。然而數十年來，慕尼黑卻一直是一系列波蘭行動的指揮中心。郊區那座綠樹成蔭的領事館附屬建築處屋頂的天線，不分晝夜地監聽我們的波蘭間諜發出的信號——常常都只是夾雜在公開廣播節目里出現的嗶一聲，至於要發出回應時，我們會依照預定的時段，我們向他們表示慰問並傳達新的指示。我們也會從慕尼黑寄出其中摻雜了密語的快信到波蘭。如果為我們提供情報的人能到波蘭境外來，我們就從慕尼黑飛過去聽取他們的彙報，並設宴招待他們，聽他們訴說心中的苦惱。
如果情況緊急，我們站里的人員也會從慕尼黑出發，進入波蘭。我們只派一個人去，而且通常扮成參觀某個貿易展的商人。我們的密使會在路邊的野餐地點或者是后街的咖啡館裡，和我們那些寶貴的間諜面對面地進行短暫的晤談，在確定間諜們重新受到鼓舞之後，他們便交代任務然後離開。沒做過間諜的人是很難想像得出一個間諜所面對的信心煎熬。適時地和一位優秀的專案主管喝上一杯咖啡——哪怕是難以入口的劣質咖啡——也會使其手下間諜的士氣維持數月之久。
這就是這件事發生的前因，當時我在慕尼黑的任期才剛進入後半段沒多久（而且值得慶幸的是，西奧多教授和他的家屬都已去了美國）。某個冬日裡，我從華沙搭乘了一架波蘭航空公司的客機欲前往格但斯克。我所攜帶的荷蘭護照上寫明我是一位住在奈美根的弗蘭茨·約斯特，年約四十，而根據我的商務簽證申請表上所填，我的任務是代表一家西德農業財團去視察一些預製式農業建築。由於我又懂得一些工程方面的知識，因此便得以和他們的農業部官員交換名片，互相認識。
我的另一項任務就更複雜了。我在找一個叫奧斯卡的間諜。我們原先以為他死了，但是六個月後我們卻收到了他的消息。走出情緒低潮後，奧斯卡用他秘密的書寫工具寫了一封信寄到我們一個舊的掩護地址，信中詳述了從他聽到有人遭到逮捕的消息那天起，到目前為止所做的每一件事。他保持警覺，堅守工作崗位。他以匿名方式告發了他所任職的檔案科里的一個共黨間諜，以便轉移視聽。他靜觀其變，幾個星期之後那位共黨間諜果然失蹤了。精神為之一振的他又繼續等著。接著他所聽到的謠言是那名共黨間諜已經招供了。這件事他曾得到傑茲上校的協助，因此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又萌生了安全感。如果現在上級願意給他任務指示，他已準備重新出發。為了表達誠意，他在我們事先約好的定點位置——文中的第三個、第五個和第六個句號中——嵌進了微縮影片，放大以後，共計有十六頁波蘭國防部對上校那個部門所下達的極機密任務指示。情報局的分析人員宣稱這些資料「極有可能，可信度很高」。這話既然是從他們的口中說出，就那表示他們一定是欣喜若狂地認定這些文件是絕對可靠的了。
你們現在可以想像一下奧斯卡的來信在站內所引發的騷動：雖然我從未見過他，我自己卻也激動不已。奧斯卡！那些推崇他的人狂叫著。那個老鬼還活著！而且還在瓦礫下奮力掙扎著！奧斯卡一定能幸免於難！奧斯卡，我們這位剛毅的波蘭海軍總部辦事員，駐守在格但斯克的海岸防衛司令部，他是站里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一位間諜！
只有那些最頑固的人，或那些就要退休的人，提出駁斥認為那封信是誘餌。在這種情況下，說「不是」很容易。但說「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然而，大家總是最容易聽進那些說「不是」的人的意見，尤其是在海登垮台以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局裡陷入了沒人敢對海登的叛變表達意見的僵局。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寫信給奧斯卡，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佐證。他在回信中怒氣沖沖地要求我們明白說出是否還信任他，而且這次他堅持要與我們會面。「不見面，什麼都沒有。」他說。會面地點在波蘭；近期見面，否則不再來往。
在總部一直拿不定主意時，我請求上級允許我去見他。站內那些抱持不信任態度的人說我一定是瘋了，而那些抱持信任態度的人則說唯有這樣做才是對的。雙方的意見都不能使我信服，不過我倒是很想弄清楚真相。也許我這麼做是為了自己，因為梅貝爾近來流露出一些跡象，似乎是有意疏遠我們之間的關係，而我也不想太高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總部不表同意。我提醒他們注意我曾在海軍服役的背景。然而總部還是猶豫不決地說：「不可行，但不排除未來的可能性。」我又提醒他們我會說兩種語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