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將至，但是斯邁利仍興緻勃勃地說著一些人們從未聽聞的精采故事。我覺得他就像是一個興高采烈的聖誕老公公，一邊送著禮物，一邊卻散發著煽動性的傳單。
「有時候我認為冷戰時期中最卑鄙的事情就是我們學會了很快地掌握我們的宣傳內容，」他說，臉上並露出了極為慈祥的笑意。「我並不想說教，然而，當然啦，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們歷來總是會這麼做。在冷戰時期，我們的敵人撒謊是為了掩蓋他們制度上的缺失。然而當我們撒謊時，我們卻掩蓋了自己國家的美德，甚至忽視了每個人本身的長處。我們抹煞了很多使自己站在『理』字這邊的事。我們尊重個人，我們樂意聽到不同的意見及爭論，我們相信只有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同才能夠治天下，我們還以為自己有能力明了其他人的觀點——最為明顯的就是在那些我們所剝削的國家中；我們為了自身的利益，幾乎把這些國家剝削至瀕臨滅亡的地步。在我們自以為正直的意識形態中，我們卻漠視這一切悲慘的遭遇，絲毫沒有一點同情心。我們濟強欺弱，偏愛向公眾撒謊的伎倆。我們與真正的改革分子為敵，而幫助那些最令人厭惡的當權人物。我們幾乎不肯停下來自問，我們還能用這些手段保衛我們的社會多久，並且能使這個社會仍然值得去保衛。」他又瞥了我一眼。「所以，奈德，如果我們向每一個舉著反共旗幟招搖撞騙的騙子敞開大門的話，那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是吧？我們活該網羅了那些惡棍。奈德知道這事。你們問奈德吧。」
說到這裡，斯邁利突然對著聽得津津有味的眾人哈哈大笑起來，他的笑聲感染了大家——而我在猶豫了一會兒以後也笑了起來，並對我的學生保證總有一天我會把這件事告訴他們。
正如美國人所說的，也許你曾躬逢其盛。他們猶如作秀趕場般，不知疲倦地奔走於美國中西部，也許你就曾坐在觀眾席里，欣賞過其中一場激動人心的表演。他們跟大眾握手致意，舉辦巡迴演講，定價一百美元的票券，全部兜售一空。我們將其稱為西奧多及拉齊的秀。西奧多就是我所要提的這位教授的名字。
當我們這兩位英雄謙卑地登台亮相時，也許你也曾隨著難以計數的眾人起立鼓掌。高大而耀眼的教授穿上了為這次巡迴演出而買的幾套貴重衣服的其中一套，而拉齊卻又矮又胖，一句話也不說，淺色的雙眼使他顯得一副鬼靈精怪的樣子。他們還未開口說話之前，眾人就已起立鼓掌，他們講完時更是獲得了如雷的喝采。引述塔爾薩《先驅報》上的話，掌聲已不足以宣揚他們的偉大，「兩名美籍匈牙利人單槍匹馬，奮勇地在鐵幕里打下了一片天地。」
也許當時的美國小姐曾打扮成匈牙利的鄉村少女，發上插著鮮花——這類事情確曾發生過；也許你曾捐過一筆款項給自由聯盟位於威爾明頓的某個信箱；或者你曾在牙醫診所的候診室里，從《讀者文摘》中讀過關於我們這兩位英雄的事迹！
再不然，你們也許就和彼得·吉勒莫一樣，那時他正好被派至華盛頓，並對能有機會參與他們那場規模盛大的全球首演而深感榮幸。這場演出是由我們的美國同行和華盛頓市警局及聯邦調查局所共同籌畫的，地點是和白宮只隔著一個廣場的海亞當斯飯店，此地簡樸素雅，可視之為右翼人士的聖殿。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你必須是一流的記者或者遊說人士，才能獲准進入這個鴉雀無聲的會場。在這裡每一句輕描淡寫的話語都會令人不由自主地銘記在心，而那些衣服鼓鼓，像是配著槍的便衣警察們則緊張地盯著你，令你渾身不自在。因為誰知道克里姆林宮何時會反擊呢？畢竟那個年代的原則就是這樣。
或許你們讀過他們寫的那本書。我們的美國同行把這本書塞給了麥迪遜大街一家奉公守法的出版社，並且發動一大群聽話的評論家大事吹噓，使該書得以在非小說類暢銷書排行榜上吊了兩星期的車尾。我希望你們真的讀過這本書，因為雖然這本書的作者用的是他們倆的名字，事實上我也寫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還取了書名，只是我們的美國同行對我取的名字有點意見，因而駁回未加採用。這本書出版時的書名是《克里姆林宮的殺手》。稍後我會告訴你我原先取的是什麼。
像往常一樣，人事主管又弄錯了。因為對一個在漢堡待過的人來說，慕尼黑簡直就不像德國的一部分，而是另外一個國家。我從未感覺到這兩個城市之間的差異竟是如此之大。但是如果提到從事間諜活動，慕尼黑就像漢堡一樣，是一個具有偉大功績卻未為人頌揚的歐洲城市之一。說起慕尼黑的間諜活動規模和引人注目的程度，恐怕連柏林都得甘拜下風。我們這些組織中最為龐大且腐敗的機構，是一個以其掩護地普拉赫聞名於世的情報機構。一九四五年後不久，美國人就在此地網羅了一夥討人厭的舊納粹軍官，他們的領袖則是一名曾在希特勒手下負責軍事情報事務的將軍。這批軍官的任務是拉攏住在東德的其他舊納粹分子，並透過賄賂、恐嚇或重敘袍澤舊情等手段，替西方收買他們。然而美國人似乎從未想過東德或許也會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儘管他們做得再多，幹得再好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所以德國情報局因而座落於普拉赫。而美國人就繼續和這批軍官維持良好關係，激勵他們努力工作。然而後來美國人卻落得心灰意冷，對他們完全失去了信任感。美國人會布線的地方，別人也會布線。因此醜聞不時地爆發：通常是這幫小丑中的一、兩個人根本忘了自己是在為哪邊工作，或者是在酒醉時來番聲淚俱下的告白；要不就是槍殺自己的情婦、男友，或是自殺；再不然就在鐵幕另一邊喝得酩酊大醉，向他從未效忠過的人宣誓自己的忠誠。我有生以來還真沒見過這樣一個活像妓院的情報機構。
普拉赫之後，來了密碼破譯人員和安全人員，而在這些人之後又出現了自由電台、歐洲自由電台和一些以其他地方命名的自由電台，而設立電台的人不可避免地多是同一批人——流亡的保皇黨員，他們對自己的時運不濟有些不悅，卻又不敢大肆聲張。這些流亡團體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爭執，例如王室恢複以後，誰是皇家騎兵隊隊長；或者在懦弱的共產黨被推翻之後，誰去繼承大公的避暑行宮？或者誰去收回那罐沉入某某湖底的金子，但是他們卻忘了湖水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那些篡位的布爾什維克黨徒抽幹了，而且湖水乾涸之前，共產黨還曾在這裡建立了一座佔地六公頃的水力發電廠。
若各位覺得這些還不夠精採的話，我可以再補充說明一下。慕尼黑曾是大德國狂熱思潮的發源地，這種思潮的擁護者認為一九三九年德國所佔領的疆界 只是大德意志帝國所需領土的一小部分，換言之只是些開胃小菜。東普魯士人、撒克遜人、波美拉尼亞人、西里西亞人、波羅的海人和蘇台區的德國人全都群起抗議本身所遭受的極不公平待遇，而這些煽動抗爭的人均從西德站那兒獲得了一筆豐厚的報酬。不知有多少個夜晚，當我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過那些瀰漫著啤酒味的街道回家看梅貝爾時，我都似乎聽到了那些間諜正在希特勒昂首闊步的幽靈之後高唱著凱歌。
我在寫這段故事的時候，他們是否還在干那種事？噢，我想他們還繼續在干吧，比起過去我常在他們之間走動的時候，他們現在看起來已不再那麼狂熱了。斯邁利曾對我引述過賀拉斯·沃波爾 的話——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有點陌生——沃波爾說：對那些慣于思考的人而言，這個世界是出喜劇；對那些只用感覺的人來說，則是出悲劇。呃，就喜劇方面來說，慕尼黑有巴伐利亞人活躍其中，使這個城市屹立不搖。至於悲劇方面，那就是它過去那段傷痛的歷史。
將近二十年後再來回憶教授的政治生涯，我只能想起其中的片段。那時我自以為能理解這些事情——的確，照理說我是應該能理解，因為和他在一起的大部分夜晚，我都在傾聽他講述匈牙利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我相信我們在那本書里都記載了這些——如果我能參與那本書的修訂，我覺得這部分值得用上一章的篇幅來寫。
問題是，教授較偏好描繪匈牙利過去的歷史，而不願談論現在的情勢。也許在不斷調適的生活中他已學會把自己的興趣局限在那些已經成為歷史的問題上才是明智之舉。我記得曾有正統派的保皇黨人支持查理國王 ，他於一九二一年突然回到匈牙利，而使協約國大為驚恐，於是命令他識相地退出政治舞台。我想這件大事發生時，教授的年紀大概還不到五歲，但是當他說起這件事，那雙睿智的眼睛卻總是淚汪汪的，而提到特里安農條約時，他更是悲憤不已，連那隻握酒杯的手也因氣憤而抖個不停。
「奈德先生，這是事實，」他謙恭地向我提出抗議。「這是你們這些勝利者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你們掠奪了我們國王統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們把這些土地給了捷克、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奈德先生，你們把我們的土地給了這些無賴！而我們匈牙利可都是有教養的文明人！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