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向斯邁利問起審問一事，又來了。夜深人靜時，大家常會無意間提及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他的聽眾想從他那裡挖掘出更多的案例。孩子們可是毫不留情的。
「噢，要想讓說謊的人露出馬腳當然得要有點技巧，」斯邁利含糊地應允，隨即又喝了口酒。「但是真正的技巧在於辨認事實，這要困難多了。接受審問時，沒有人舉止正常。傻瓜會強裝聰明，聰明人則故作糊塗；有罪的人看來清白無辜，無罪者則顯得罪孽深重。偶爾有人顯得舉止正常，並說出他們知道的實情，不過這樣的人通常是那些每次都被逮個正著的可憐傢伙。在審問時，沒有人比那些無可責難、心胸坦蕩的人更令人懷疑。」
「除了那個的確是無可責難的女人之外。」我暗想著。
喬治讓我想起了蓓拉，以及那位令人難以捉摸的勃蘭特船長。
他身材魁梧，外型粗獷，頭髮呈淡黃色，乍看之下會以為他是斯拉夫人或是斯堪地那維亞人。他走起路搖搖晃晃地，像是一個剛上岸休息的水手；而他的目光則如探險家一般銳利。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是在蘇黎世，他在那裡惹上了警察。市警局局長在半夜打電話告訴我，「領事先生，我們這兒有個人說他有情報要告訴英國人。我們已經接到命令，上午要將他押解出境。」
我沒有問是哪裡的邊境。與瑞士接鄰的國家有四個，但是當他們要押解某個人出境時，那就沒分什麼特別的邊境了。我駕車來到地方監獄，然後在一間裝有欄杆的會客室里見到了他：一個身穿翻領毛衣的大漢，自稱是勃蘭特船長。看他的樣子還真像是一位浪跡四海的船長。
「你離大海可遠了。」我說道，一邊握著他那雙粗糙的大手。
對瑞士人來說，他這個人可真是壞事做盡。他詐騙了一家旅館，這在瑞士是很重的罪行，刑事法中有明確的處罰條例。他當眾鬧事、身無分文，而且他的西德護照也未通過檢查——瑞士方面拒絕向外界透露此事，因為一張偽造的護照可能會使他們無法將他押解出境。他被警方扣押時，酒氣衝天，居無定所，他把這一切都歸咎於一個女人。他還打碎了某人的下巴。他堅持要單獨與我談話。
「你是英國人嗎？」他用英語問道，似乎想讓瑞士人聽不懂我們的談話；其實他們的英語說得比他還要好。
「是的。」
「請你證實你的身分。」
我向他出示了我的官方證件，並向他說明我是經濟事務副領事。
「你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嗎？」他問。
「我為英國政府工作。」
「好，好吧，」他說道，而後突然疲倦地將頭埋在手中，一頭金髮向前散了下來。當他抬起頭時，他得用手臂將頭髮向後撥去。他的臉上滿是傷痕，就像拳擊手的臉一樣。
「你進過監獄嗎？」他凝視著那張費勁擦洗過的白色桌子。
「沒有，感謝上帝。」
「我的天啊，」他說，接著他就用蹩腳的英語講述他的故事。
他是拉脫維亞人，生於里加。他的雙親分別是拉脫維亞人和波蘭人。他會說拉脫維亞語、俄語、波蘭語和德語。他生來就是要以海為家的，這一點我很快就察覺出來，因為我自己生來也是這樣的人。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水手，而他自己則曾在蘇聯海軍服役六年，經常隨軍艦自阿爾漢格爾斯克進入北冰洋，或是從海參威進入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了里加，買了一條小船，在波羅的海沿岸作走私買賣，他在斯堪地那維亞漁民的幫助下，走私廉價的俄國伏特加酒賣到芬蘭。他曾失風被捕，因而進了列寧格勒附近的一座監獄。後來他設法逃了出來，並潛入波蘭，在克拉科夫與一位波蘭女學生非法同居。我把他對我說的話一字不漏地告訴你，聽起來從俄國潛入波蘭，似乎就和搭上公車，然後又突然下車走進酒吧喝酒一樣簡單。事實上，儘管我對他所經歷的困難了解有限，我也知道這必定是一次非比尋常的冒險——即使他再做一次，困難的程度也不會降低。當那個女孩離開他和一名瑞士商人結婚後，他回到了海邊，獨自駕船去了馬爾默，然後南下來到漢堡。他在那裡有個遠房親戚，而那個親戚也真是名副其實的「遠」親，竟然對他不理不睬，要他滾蛋。所以他就偷了那個親戚的護照，往南進入瑞士。他決心找回他的波蘭女孩，但她那個新婚的丈夫不讓她走，於是勃蘭特打碎了那個可憐蟲的下巴，今日才會淪落至此，成為瑞士警察局裡的一名階下囚。
這一切仍然用英語描述，因此我就問他英語是在哪裡學的。他說是在出海走私時，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學的，而且他那個波蘭女孩是學外語的，多少也教了他一些。我給了他一包香煙，他便一根接著一根大口地抽起來，弄得我們這間小屋活像個毒氣室。
「那麼你有什麼情報要告訴我們？」我問他。
他首先表明，身為一名拉脫維亞人，他認為自己無法效忠莫斯科。在拉脫維亞長大的他，從小就飽受俄國暴政的欺壓。他在海軍服役時曾在可惡的俄國軍官手下待過，他曾被可惡的俄國人關進監獄，被他們追捕迫害。他一點也不覺得出賣他們會受到良心的責備，他痛恨俄國人。我問他所服役的軍艦艦名，他都告訴了我。我問他這些軍艦有何種裝備，他就向我介紹了在他服役期間軍艦所配備的一些尖端武器。我給他一枝鉛筆和一張紙，他畫出的素描出奇地逼真。我問他對信號了解多少，他知之甚詳。他是一位合格的信號員，並曾使用過一些新式玩意兒，儘管這一切都是一年前的事。我問他：「為什麼要找英國人？」他回答說：「他在列寧格勒結識一些我們這邊的人。」——是在那些英國水兵隨艦進行友好訪問時認識的。我記下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們所屬軍艦的艦名，返回辦公室後，我隨即拍了一封閃急電報到倫敦，因為當時距離瑞士當局要將他押解出境的時限只剩幾個鐘頭。第二天傍晚，勃蘭特船長在薩里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裡接受嚴格的盤查。他將要從事一項危險的任務。他對波羅的海沿岸的地形十分熟悉；他的熟朋友中有善良的拉脫維亞漁民、黑市商人及小偷，還有對政府不滿的逃兵。他正是倫敦方面在最近連番受挫後急欲網羅的人才。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建立一條新的供應線，進出俄國北部、越過波蘭進入德國。
在這裡我必須將班出事後所發生的事情向你們說明一下——包括情報局的情況，以及我是如何在局裡站穩腳跟的。班出事以後，他們就一直無法決定是要繼續提拔我還是開除我。如今回想起來，實在感謝斯邁利暗中力保我，相較之下，我當時對他所做的付出根本微不足道。如果是人事主管自己來決定的話，他會立即叫我走人。我在軟禁期間違反了規定溜出住處，而且還隱瞞了班與斯泰芬妮的關係；而且就算我並非心甘情願地接受班那份愛的表白，我也該為這層關係感到慚愧。所以我是罪有應得。
「我們認為你也許可以考慮一下駐北約國家的英國協調會。」人事主管曾向我提出這項建議，讓人聽來直覺噁心。我們見面時他甚至連杯茶水都不倒給我。
但是斯邁利出面為我求情了。看來斯邁利在我身上看到的並不只是幼稚無知。而暫緩對我進行判決的另一個原因是——雖然當時連斯邁利都不清楚——比爾·海登這個叛徒所負責的倫敦站那時正迅速取得情報局在世界各地進行作業的專責控制權。儘管那時斯邁剎那雙長於探索的眼睛還沒有注意到比爾，他也已經確定第五處里潛伏著莫斯科中心的一隻鼴鼠。因此他決心結合一群年輕又有衝勁的人員，成立一個小組來負責此事，而我便幸運地成為其中的一員。
之後我坐了好幾個月的冷板凳。我被安插在一個大辦公室里，評估及分送低機密等級的報告給行政當局的一些客戶。這種生活孤寂而苦悶，我真的開始認為人事主管已經決定判我三振出局了。然而就在這時，讓我驚喜的是，他竟召喚我到他的辦公室，而且還當著斯邁利的面任命我為駐蘇黎世情報站的第二號人物，在情報老兵埃多斯手下工作，此人精明能幹，工作基本原則就是自求多福。
我在一個月之內走馬上任，在阿爾施塔特的一間小公寓里安頓下來。我不分晝夜地努力工作，一個星期下來像是做了八天的事。我手下有一名間諜是駐日內瓦的蘇聯海軍武官，這個人熱愛列寧，不過卻更愛一位法國空姐；另一個是住在洛桑的捷克軍火商，他正為了提供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槍枝和彈藥而感到於心難安；還有一名是阿爾巴尼亞的百萬富翁，他在聖莫里茨有一棟別墅，然而他卻甘冒生命危險回國招募以前的同志加入他的行列；另外還有一位神經質的東德物理學家，他被派駐到埃森市的馬克思·普蘭克研究院研修，並暗自皈依了天主教。我曾對波蘭駐伯恩大使館進行了一次漂亮的小規模竊聽行動；另外我們還竊聽了在巴塞爾的兩名匈牙利間諜的電話。這時我開始認真地愛上了不久前剛調到審查科的梅貝爾，她是初級官員酒吧里眾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我並沒有辜負斯邁利對我的信任。我在國外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