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一個獨裁者，政治上高高在上，意猶未足，還想身兼各家。既然他本人上有所好，他的手下，自然也就高帽一頂頂送上來了。我們信手一抓，就可來上一大堆：照國民黨中常委谷正綱說，「蔣公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軍事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駐美「大使」董顯光說，「我民族領袖蔣公介石，為近代最偉大之軍事政治家」（《蔣總統傳》）；照國民黨國大代表蔣一安說，「蔣公發明力行哲學」，是「大哲學家」（《先總統蔣公哲學思想之研究》，頁一），照國民黨理論家林桂圃說，「蔣公是當代世界上一位了不起的大政治思想家」（《先總統蔣公政治思想之研究》，頁四十八）；照國民黨「教育廳」「廳長」劉真說，「蔣公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頁八十七）；照國民黨訓導專家洪同說，「蔣公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實行家」（《先總統蔣公文教思想之研究》，頁七十一）；照國民黨新貴魏鏞及國民黨教授繆全吉說，「蔣中正先生……更是一位推動行政現代化的理論家與實踐者」（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青年日報》）；照國民黨台北市「議會長」張建邦說，「蔣公是都市管理學家、未來學家」（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新生報》）。此外，照修澤蘭說法，蔣介石無異是藝術家；照蔣復璁說法，蔣介石無異是書法家；照于斌說法，蔣介石無異是宗教家；照金克和說法，蔣介石無異是經濟學家……以上所列的種種家中，其實蔣介石只能跟政治家、軍事家沾上邊而已，並且，他還夠不上是水準以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最不相稱的無疑是「經濟學家」那頂高帽，沒有跡象可以顯示他具有像樣的經濟學知識。然而台灣最足稱道的卻是六十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對蔣氏而言，可說是無心栽柳柳成蔭，因為蔣介石一門心思在「反共復國」，而非「經建台灣」。有意種的「反共復國」之花，早已成為昨日黃花；無心栽的「經建之柳」，倒是處處成蔭。
台灣光復之初，滿目瘡痍，乃戰後的表象，日本亦復如此。日本經營台灣五十年，為了有利可圖，在殖民地建置了不少經濟基礎設施，特別是農業的開拓與增產，以及南北鐵路交通、鄉村水電等等。此外還留下大型工廠，如鋁廠、糖廠等等。總之，蔣介石退據的台灣，物質基礎之佳，遠非毛澤東退據的延安可以想像。
蔣介石的大撤退，帶來近兩百萬外省人，使台灣人口增至八百萬。總的來說，此一人口增加，「財富」多於「負擔」，其中大多數的軍公教人員，正是台灣所缺乏的，而大批技術人員更直接有助於經濟建設。不要忘記，蔣還以非法手段把全中國的國庫黃金運到台灣，穩定了台灣的金融。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便是美國因素。美國人並不喜歡蔣介石，甚至厭惡他。然而為了阻遏共產主義的擴張，於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主動派第七艦隊保護蔣介石的台灣，封鎖毛澤東的大陸。為了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上的「不沉母艦」，美國又恢複對蔣提供大量的軍援與經援。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間的經濟援助，平均是每年一億美元。凡耗資較多的建設，均由美援支付，如肥料工業、石門水庫所需美元部分、交通運輸設施、農復會項目以及文化交流、教育衛生等等。台灣經建的一個主要功臣尹仲容就承認美援的巨大功效：
美援一方面解決部分長期建設資金短缺問題，另一方面又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如無美援支應，則不但若干經濟建設無法進行，即台幣內外值亦無法穩定……美援成為經濟發展及經濟穩定之主要支柱。（尹仲容《台灣經濟十年來的發展之檢討與展望》，頁二八二）
尹仲容在此沒有提到的是，美國的巨量軍援承擔了蔣政府龐大的軍費開支，減少財政赤字，不致嚴重影響到經建。美國也為台灣的經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術和市場。不僅此也，即使美援停止後的十餘年間，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繼續為台灣提供貸款達六十五億餘美元（據國府官方數字），對台灣的財政與工農生產，都起了積極作用。
在日本殖民地時代留下的基礎上，在美國的大力援助下，加上眾多而又廉價勤奮的勞力，使台灣於一九六Ｏ年初開始進入經濟起飛時期。工業生產於一九六三年首次超過農產，確定了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經濟，賺取外匯，引進更先進技術，增加就業機會，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脫貧致富，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蔣氏父子對經建完全外行，他們的貢獻應從對經建阻力的大小來衡量。就蔣介石而言，他「一心一意都在反攻復國上致力」（語見蔣介石《掌握中興復國的機運》），並未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他的經濟學知識淺薄，又要以孫中山的信徒自居，受制於閉門造車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即使不是共產主義，至少是一種社會主義，絕對不會是使台灣經濟起飛的資本主義，以至於往往扌干格叢生，矛盾百出，必要時連蔣介石也只好暗中曲解行不通的三民主義。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說：「實行三民主義優先任務，為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之中心工作，為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對此課題之意義，據我對總理平時訓示所了解的，所謂平均地權之意義，第一，在交通發達之處及都市之土地，凡漲價者，借徵收增值稅之方法，以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用意乃在求消除貧富之不均，故增值稅，亦可謂為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其次，則為現代都市政府如對其土地照價收買、區段徵收、土地重劃、超額土地之收購以及都市整建（如違章建築）等之通例，亦皆為『漲價歸公』之手段，政府可以發行都市土地債券，以籌集基金而實施之。此種良法美意，如能在都市實施，則不僅為平均地權，而實亦為消除貧富不均，並且為建設都市之張本。第三，在交通未發達以及土地未開發之處——即鄉村土地，如農田山地，其地價變動性較少，則可徵收田賦或實物，而免徵地價稅，以便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實行。」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就會發現這一「機密」訓詞的立論，不但與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有極大的出入，並且和蔣介石以前論列「平均地權」的文字有極大的出入。試看在這一「機密」訓詞前三十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講《國父遺教概要》，就指出：「因社會之發達進步，地價必有增無已，如果土地之增價，歸之私人，則社會公共之努力無所獲益，而地主反不勞而坐享其利；天下不平之事，未有甚於此者。所以總理說：『地價之不可不先定，爾後從事於公共經營也。……定地價之法……予以為當由地主自定之為便。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於地方團體之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則公家愈富。……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制，可以免卻，而社會革命、罷工風潮，悉能消弭於無形。此定地價一事，實吾國民生根本之大計，無論地方自治或中央經營，皆不可不以此為著手之急務也。』這種辦法，就是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實行。平均地權，是總理最大的創造，也是我們政治、經濟上最重要的學問，同時又是解決民生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辦法。」
照孫中山的「創造」，四十年前台北東區的地價，地主申報，每坪也超不過一百元，如果「悉照此價，不得增減」，今日政府「收買土地」，每坪付一百元，則無異打劫土地、作弄地主，當然是行不通的。蔣介石終於知道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機密」訓詞里，硬以「增值稅」代替全部「增值」，而說「增值稅亦可謂實行『漲價歸公』手段之一種」。殊不知孫中山的胃口，絕不止於「增值稅」，而是「所增之價」的全部。蔣介石不得不違反總理遺教，是很顯然的。顯然固然顯然，仍不肯公然違反，易轍而行，以至於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漫天喊價，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就地還價，形成一種「知易行難」的困境，為經濟發展製造了意識形態的障礙。
「漲價歸公」之外，作為民生主義王牌的「節制資本」，亦因為事涉空想，沒有可行性。蔣介石以下的國民黨人也不肯明目張胆指它是空想，仍只好暗中予以曲解。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第十二次黨務會議開幕典禮，以「機密」文件——「對本黨實行三民主義黨務工作之指示」，指示說：「至於節制資本方面，亦並不能專在限制私人資本的發達方面著想，我以為節制之節，實為調節之節；節制之制，乃為管制之制。此即以政府對私人資本調節與管制之方法，來發展其國內公私經營之資本。此實為總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社會均富，無復貧富懸殊之理想。這樣的實行民生主義，亦即使社會平等之社會主義，而絕非如共產黨假借社會主義，而實施其大私有的壟斷集產之共產主義。」於是，蔣介石又進一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