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我打敗，你悔禍
蔣介石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當選上所謂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後，原想激勵士氣，希望與中共的戰爭，能夠轉敗為勝，至少穩住腳跟，結果仍然每況愈下，先是這年一月，國民黨聲言一年內可以消滅共軍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丟了遼陽、鞍山；三月就丟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丟了洛陽；五月就丟了老河口；六月就丟了開封；七月就丟了兗州、襄陽；九月就丟了濟南；十月就丟了錦州、長春、鄭州、包頭；十一月就丟了瀋陽、營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丟了淮陰、淮安、張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謂「徐蚌會戰」結束，蔣介石又損失大軍四十萬，同時丟了天津。前後一年下來，國民黨不但—年內沒消滅共軍，並且反要被共軍消滅的情況就在眼前。這年一月一日，蔣介石不得已，發表元旦文告。這一文告措辭，極可看到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這一文告，照董顯光《蔣總統傳》所說，「具有兩個重要目標，一方面對『共黨』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他方面則預示大綱俾於蔣總統退職後，副總統得據以與『共黨』進行和談，而不致有損其為民主政府領袖與中華民國忠貞公民之責任」。（頁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實，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麼「舉示政府對和談之最低條件」和什麼「預示大綱」，而在蔣介石個人的一種心態的顯示。這種心態，最顯著的有兩點：第一、它顯示給我們：「去年一年之中，自濟南失守以後，錦州、長春、瀋陽相繼淪陷」，「剿匪」一直失利。「因為剿匪軍事加重了人民負擔，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關鍵「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要先問明共黨對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黨「有和平的誠意」，「政府必開誠相見」。第二、「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並無和平誠意」，則只有訴諸「決戰」，「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滬戰區，為政治中樞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衛，實行決戰」。蔣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僅在此有決勝的把握，而且整個國家轉危為安，和全體人民轉禍為福的樞機亦在於此」。（《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頁二Ｏ五至二Ｏ八）這意思就是說，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會打贏的。
在蔣介石還沒發表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漢口的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電，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並提出三點意見：
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三國出而調處，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複和平談判。
三、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頁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電發出後，一直沒有迴音，白崇禧遂再發一密電（十二月三十日），承認和戰兩難的窘況，不過仍敦促以外力來支援和平。他呼籲「趁早英斷」，「無論和戰，必須迅謀決定，整個團結，方有生機，萬不可被敵分化，以蹈各個擊破之慘境……」 （同書，頁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兩通密電後，蔣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兩通密電中要求政府的「謀和誠意」，轉而向共產黨要求起來。元旦文告發表後第二天（一月二日），他發了回電給白崇禧，說是「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禍……」云云，他打了敗仗，竟要別人「悔禍」以後才能「和」似的，豈不滑稽?選無獨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蔣介石有回電給河南省主席張軫，也談到「共匪」「悔禍」的事。
蔣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聖起草的時候，其實他已經預作下野之舉了。所以在元旦文告發表後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蔣介石終於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實，還要玩弄權術，李宗仁正好首當其衝，最出人意表，連李宗仁本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蔣於下野前夕，怕李武裝逼宮，命令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主持暗殺副總統的計畫，當李宗仁離開南京時，無論水、陸、空路,均予格殺。（詳閱沈醉《軍統內幕》上冊，頁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國回歸祖國，始悉沈醉披露的內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蔣氏夫婦曾熱情地要把「美齡號」座機送給李氏夫婦乘用，原來送飛機是要老命，幸虧沒有乘坐。（見同書，頁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虧沒有於蔣下野前離開南京，否則老命也不保了。
話說國民黨最樂道的是蔣介石是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最不津津樂道的是李宗仁是中華民華行憲後第一任副總統。李宗仁在國民黨派系中，屬於廣西幫，就是所謂「桂系」，桂系人馬，既不黃埔，也不浙江，為蔣介石所難容，總想去之而後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戰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卻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憲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總統寶座固天下莫能與之爭，為蔣介石所得，但副總統寶座卻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雖當上副總統，但不為蔣介石所喜，備受冷落，日長無事，只好遊山玩水，但當李宗仁長兄在桂林病歿，蔣怕李回到廣西老巢，竟不準請假赴桂弔喪。（見《李宗仁回憶錄》，頁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會戰已近尾聲，國民黨大軍大敗虧輸，南京政府朝野震動，蔣想把內戰國際化，提請美、蘇、英、法四國干預，但十天之後，被四國拒絕。（見Ｓｈａｗ Ｙｕｍｉｎｇ，Ａｎ Ａｍｅｒｉ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ａ，Ｐ．２４３）蔣亦曾於八月上旬的一個周末，約司徒雷登在牯嶺長談，強調組織國際反共聯盟的必要，但反應不佳。蔣又想把國共內戰提到聯合國，作為威脅世界和平案，發了後來的「控蘇案」之先聲。但這些「遠水」救不了「近火」。此時民間和談之聲又起，蔣介石感到為難時，才去找李宗仁商談。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頭草，再同中共講和，只有找副總統出來背黑鍋或做「替死鬼」。當事態日漸嚴重，蔣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門拜訪李宗仁求教，並表示願意引退，請李頂起殘局。李未即答應。
最後蔣介石祭出憲法程序要李宗仁干，並向李保證五年之內不干預政治。就這樣，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蔣就下野了。蔣並替李宗仁擬好文稿，要李簽字後散會。蔣本人的文稿於發表前由張群交李宗仁閱讀，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發表文告倡導和平以來，全國同聲響應，一致擁護。乃時逾兼旬，戰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達到。人民之塗炭，曷其有極。為冀感格共黨，解救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代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畢生從事國民革命，服膺三民主義，自十五年自廣州北伐，以至完成統一，無時不以保衛民族、實現民主、匡濟民生為職志，同時即認定必須確保和平，爾後一切政治、經濟之改進，始有鞏固之基礎。故先後二十餘年，只有對日之戰堅持到底，此外對內雖有時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個人犧牲一切，忍讓為國，往事斑斑，世所共見。假定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罷戰言和，拯救人民於水火，保持國家之元氣，使領土主權克臻完整，歷史文化與社會秩序不受摧殘，人民生活與自由權利確有保障，在此原則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聲馨祝禱以求者也。（《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二卷，頁二Ｏ九至二一Ｏ）
這篇書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黨果能由此覺悟」的字眼，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沒有的。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產黨沒有「和平的誠意」，但還沒有明指共產黨罪該「覺悟」。這一字眼，顯然跟他回白崇禧電文中「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禍」如出一轍，由此可見蔣介石的心態。所謂「悔禍」，是比悔過更嚴重的字眼，悔過不過是表示後悔自己犯了過失，「悔禍」卻表示自己造成了禍亂。《左傳》（隱公十一年）說：「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毋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畢方文）說：「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這些都顯示了「悔禍」的真義。蔣介石用到這種字眼，顯然自己仍以勝利者自居、仍以優勢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為在常識上，只有居於這種地位的人，才會要求別人「悔禍」也?選
對蔣介石這一心態，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ｏｎ Ｓtuａｒｔ），後來在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ａ）第十章《沒有實現的夢》（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ｅ Ｔｒｕｅ）里，曾加旁觀者清的論列。司徒雷登說蔣介石的「引退謀和書告」「大禮而論，這是一篇嚴肅而莊重聲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點，那就是他以一個權力強大的統治者的仁慈立場來對付興兵作亂的叛徒，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