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突然自殺身死，乃是蔣政權在風雨飄搖之際，極為震驚人心的消息。蔣介石為死去的左右手題了「當代完人」橫匾，然而完人為什麼會這樣地完蛋了呢？陳布雷之死為什麼會引起震撼呢？
陳布雷原名訓恩，字彥及，號畏壘，在浙江高等學校讀書時，同學看他臉蛋胖嘟嘟的，戲呼他是「麵包孩兒」，由麵包而英文Ｂrｅａｄ，再由譯音改為佈雷，於是他就乾脆叫陳布雷了。他生在一八九〇年（清朝光緒十六年），十五歲（一九〇四）中秀才。十七歲（一九〇六）時候在寧波府中學堂念書，因為鬧學潮，自動退學。二十二歲（一九一一）在浙江高等學校畢業。民國成立後，曾加入同盟會，從事教育與新聞工作。自一九二七年春在南昌初見蔣介石，加入國民黨後，成為蔣氏身邊極為顯赫的人物。
陳佈雷的顯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黨中央要職，而在他是蔣介石的侍從頭子，得到蔣之信任，他從三十八歲到五十九歲，前後二十一年間，一直是蔣介石貼身的文字侍衛官，一直是首席秘書、首席幕僚長，這樣一個近水樓台的地位，他的顯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黨中央要職所能概括的了。蔣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風範》（《傷逝集》）里說：「侍從室這一制度，在編製系統上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的。但是真正的性質，歷史上所罕見，勉強的做一比較，清代的軍機處有一點彷彿相似。」像軍機大臣那樣，處理最高當局的一切機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參閱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蔣君章《陳布雷先生在勝利還都後的工作與生活》，《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陳布雷身為「軍機處」的頭頭，他的顯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陳布雷除了成為「軍機處」的頭頭外，還一直是蔣介石的文膽。蔣的作品，從早期的《告黃埔同學書》、《祭告總理文》，到中期的《報國與思親》、《西安半月記》，直到後期的文告講稿，都是陳佈雷的傑作。這種「兩位一體」的君臣關係，在民國史上是頗為罕見的。
在陳布雷死後兩周年，國民黨內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說他「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以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南京」，這種「心臟病突發」的說辭，顯然是瞞天過海的。但這一瞞天過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所刊載：
陳布雷氏昨日心臟病逝世
總統夫婦親往弔唁明大殮
明明是自殺，卻說「不料竟因心臟衰弱，突告不起」，為什麼這樣扯謊呢？這原來也是有所本的。陳布雷死前留有遺書給秘書蔣君章、金省吾，怕「反動派捏造謠言」，就先自己捏造謠言，把自殺造成病死了。蔣君章在《傷逝集》里言及如何發布死訊的困惑，感覺到說謊與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經程滄波、邵力子等人極力反對為了反宣傳的宣傳。最後治喪委員會決定發布真相，就這樣的，四天（十八日）以後的《中央日報》上，做了大轉彎，承認陳布雷不是死於心臟病了：
陳天華先烈之後一人
陳布雷以死報國
治喪會搜集遺書發表
大家都知道陳天華是蹈海自殺的，然而國民黨雖然總算承認陳布雷是自殺了的，但是對自殺的原因，卻有不同的解釋，只說他是「感激輕生以死報國」，這種說法太避重就輕了。事實上，陳佈雷的自殺，來龍去脈卻不簡單，這一來龍去脈，不但國民黨有所隱諱，即使陳布雷自己，也是欲說還休，看了他對自己自殺後發新聞的關切，不惜以說謊來掩飾真相，就可思過半矣?選
陳布雷遺書中，最能引起來龍去脈的索隱的，是他留給蔣介石的信：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繫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 布雷 負罪謹上
介公再鑒：
當此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之時，而布雷乃忽傳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憂勞，反貽公以刺激，實萬萬無詞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動於數年之前，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常誦「瓶之傾兮惟壘之恥」之句，抑抑不可終日。黨國艱危至此，賤體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長日回皇，慚憤無地。昔者公聞葉詆總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衊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儘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又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毫無其他私心，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疾，出於此無恕諒之結局，實出於心理狂郁之萬不得已。敢再為公陳之。（載《中央日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這封信寫得哀婉無比，十足顯示出一個忠心耿耿的大內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態。細看這封信的重點，可歸納出幾個脈絡：
一、他表示「追隨二十年」中，因為「受知深切」，所以「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他表示他有不少痛苦。
二、他表示「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今春」是指一九四八年春天以來，正是國民黨兵敗山倒的時候。在這一「目睹耳聞」之下，雖然他一邊說「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前方捷報頻傳，後方秩序漸穩」，一邊又不得不承認「黨國艱危至此」，顯然是婉轉預言什麼了。（陳布雷所謂「今春以來」的事，照徐詠平《陳布雷先生傳》所列：「一月九日，瀋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三月，山東、河南激戰。四月，陝北匪軍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開封失陷。七月，襄陽失陷。八月，東北匪軍進犯熱河。九月，濟南失陷。十月，長春失陷。十一月，徐蚌會戰開始。十一月一日，物價管制解凍，金圓券崩潰，物價狂漲。失敗主義到處流行，和談空氣極為濃厚。北國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氣爽，京滬交通混亂。」事實與信中所說，正好相反?選）
三、他表示他的健康不行了。「與其偷生屍位，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不如一死了之，將最後一命，作為「感激輕生之士」，以報知己。
四、他表示他對「敵人之反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衊者」，無力回天。
五、他表示他有「負國負公」之「負罪」。
以上所表示的，若印證起一些旁證，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來龍去脈，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其中最重要的透露，是蔣君章《布雷先生二三事》（《傷逝集》）中這樣一段：
三十七年秋，「共匪」猖獗正甚，最高當局決心推行總動員以「剿匪」，囑先生起草方案，先生正與洪蘭友先生等研擬，尚未做最後呈稿之決定，而最高當局催索甚急，數次以電話相促。先生在電話中高聲答曰：我不會辦，此為先生對最高當局之失態。即召我上樓，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併，速成一案，語氣間頗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當時傳言：先生受最高當局切責，因而厭世，實為無稽之談。時局急變，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盡燈枯」之嘆，無力輔弼，此為先生厭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當局器重先生，尊禮有加，對人常稱「布雷先生」為一特例，絕無責怪先生之事。
陳布雷在電話中跟蔣介石「失態」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態」後第二天，就自殺了。可見他的自殺，「傳言」中「受最高當局切責」一事，至少有「駱駝背上最後一根草」的效果。蔣君章這裡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選
在給蔣介石的信以外，陳布雷給潘公展、程滄波的遺書，最含隱痛，他說：
公展滄波兩兄大鑒：
弟以百無一用之書生而妄思自效於黨、自效於國，疏脫怠惰，盜竊寧靜之虛譽，十餘年來，誤國之罪，百身莫贖，而近三四月來，健康日損，腦力益壞，思慮日益紛難，自驗身心，已無一絲一毫可為非常時期之貢獻，累旬自譴自責，致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