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丟掉大陸江山，責怪蘇俄幫中共的忙、責怪美國為德不卒、責怪毛澤東談談打打?選其實，這些都是遁詞，和或戰都是他的決定。他在抗戰後期就想以軍事解決共產黨問題，抗戰勝利後在中外壓力下，不得不擺出談和的姿態，但他的「和」無異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戰」。他原以為可以一舉消滅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趕出大陸。他承受和談破裂之「果」，由於他先種下了和談破裂之「因」。
戰時美國的對華政策，近程目標是增強中國的抗戰力量，至少不至於潰敗；遠程目標則是於戰後希望出現一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民主」，乃是與法西斯、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國是盟主，故民主亦可為親美的代名詞。「團結」，才能解決當時中國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國共間的矛盾，才能統一、才能避免美國國務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 Ｆ． Ｂｙｒｎｅｓ）所謂的「兄弟鬩牆之爭」（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 ｆｌｉｃｔ）（見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Ｆｒａｎｋlｙ 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敗日本、才能成為像個樣子的現代國家。「強大」，因為中國太弱，非強大不足以於日本敗亡後，填補權力真空，成為亞洲的穩定力量，羅斯福以四強名義相授，可說是給中國打一強心針。這是羅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魯門全盤承繼。羅、杜兩總統先後派遣居里 （Ｌａｕ Ｃｕｒｉｅ）、威爾基、華萊士、赫爾利（Ｐａｒｔｉｃｋ Ｈｕｒｌｅｙ）、馬歇爾（Ｇｅ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來華，都直接、間接與執行此一近程、遠程的政策有關。即使蔣介石所指責的「親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為了有效擊敗日本，扭轉中國戰場的劣勢，美國想武裝八路軍也是順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說當時美軍原有在中國沿海登陸的計畫，需要包括共軍在內所有中國軍隊的配合。以遠程言，從美國人的現實觀點看，中國要民主團結，必須先要容納包括中共在內的各黨各派。美國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政府，但也不喜歡蔣介石獨裁。所以「親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蔣介石之大不韙去延安，「親蔣」的赫爾利也要冒蔣介石的大不韙去延安。蔣介石雖向美國人力言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但美國政府的情報確認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疏而不密。伯恩斯、赫爾利與斯大林等蘇俄領導人接觸中，也體會到俄國共產黨對毛共的輕蔑與不在乎。當時在重慶的美國使館中不少外交人員即認為毛澤東僅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蘇俄的第五縱隊而是一股中國內部勢力，並贏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認同，乃是不可動搖的事實。既然是國內勢力，從美國人的觀點看，非團結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團結中共，中國內戰勢不可免。內戰一打起來，民主統一的中國固然泡湯，甚至造成亞洲的動蕩，威脅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國利益，亦非美國人所樂見。羅斯福的副總統華萊士於一九四四年訪問重慶時，即親聞蔣介石一意詆毀中共時，充滿惱恨與拙劣的邏輯（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ｉｔｔｅ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ｉｃ），擔心他將成為中國的克倫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見Ｂｌｕm ｅｄ．，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謂不幸而言中，最後毛澤東取代蔣介石正如列寧取代克倫斯基。老蔣失去了江山，也傷害了美國的利益。
明了美國對華政策，才能理解為什麼蔣介石的胡宗南大軍包圍陝北，養兵八年，時時竄動。而日本宣布投降時，雖然國共摩擦更趨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於一朝，直攻解放區，即因蔣不敢冒美國之大不韙，遽然發動內戰也。國內厭戰、反戰的民意，在蔣介石心目中尚屬次要。
事實上，國共和談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國人。蔣介石在抗戰期間對解放區采封鎖與防堵甚至攻擊的策略，不會主動與共產黨和談。然而羅斯福有鑒於蔣介石對日作戰表現差勁，亟欲加強其作戰能力，乃想到整合共軍武力。再由於若干美國記者突破封鎖線，訪問延安，印象頗佳，認為極有氣象，與重慶之委靡不振，呈現強烈的對比，更促進美國政府謀求聯合共軍、增進中國抗日實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羅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與蔣談話十四次，談及「防共而不抗日」的問題，敦促蔣「對共產黨盡量優容」。（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上），頁二Ｏ一四）開羅會議之後，羅斯福又派副總統華萊士（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ｌａｃｅ）來華，任務也包括勸蔣與中共談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華萊士與蔣長談四次。蔣強調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壞，盡量挑撥離間之餘，仍只好答應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延安。（Ｂｌｕｍ ｅｄ.，Ｔｈｅ Pr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oｆ Ｈｅｎｒｙ Ａ．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４２—１９４６，Ｐ．３３２—３３３，３５１—３５２）這個一二十人的代表團，就是所謂「狄克西團體」（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或稱「軍事觀察團」（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為蔣介石所不願見的美毛關係之突破。蔣不願見，因美毛軍事合作若有進展，蔣勢必無法獨佔美援，將更增強共軍實力。其實當時在華不少官員，包括史迪威在內，都主張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羅斯福又派赫爾利於八月間以總統代表身份抵達重慶。此公軍人出身，俄克拉何馬州人，自信極強而天真爛漫。他於美國對華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對中國的情況卻一知半解。他受到蔣氏夫婦熱情招待，對蔣產生好感，在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積極助蔣團結抗日，助蔣建立軍政統一的有效政府。換言之，他願把賭注完全放在蔣之一邊。即使如此，他仍須繼續美毛間的對話，以及化解國共間的矛盾。他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駐華大使的身份，親自飛往延安，促進國共軍事力量的統一。毛澤東答以統一團結先須使中共分享美援，赫爾利認為可由一個聯合的國民政府來分配美援，並相信蔣介石會接受此議。周恩來乃應赫氏之請，同返重慶做進一步商談。此無異由赫爾利逼成國共和談。但蔣介石只肯「承認共產黨公開之地位」，即此一點，尚需整編共軍為國軍，「完全由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絕對不答應聯合政府，其實仍然要中共投降，與赫、毛在延安所得五點共識相差甚遠。周恩來致函赫爾利，重申取消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蔣介石則以籌組容納中共的「戰時內閣」，作為回應。赫爾利乃轉而支持蔣氏主張，使蔣「政治攻勢」得逞。（參閱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簡言之，赫氏贊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後邀共產黨到蔣介石政府來做官的那種聯合政府，認為是合理解決的辦法。（參閱L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３１３—３１８）美國派在延安的軍事觀察團團長包瑞德（Ｃ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Ｄ． Ｂａｒ）曾向毛澤東說：「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說：
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包瑞德）說：「不做不好。」我問：「為什麼不好？」他說：「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說：「你們吃飽了麵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現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麵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願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麼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總有一天你們會撐不下去?選」（《毛澤東選集》第四冊，頁一Ｏ三一）
毛澤東口氣很大，充分顯示不可能參加做官的聯合政府，然而赫爾利初未料到蔣介石連做官的聯合政府都不太情願，更不必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國民參政會上，所提出的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了。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抗戰期間雖然國共合作，但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非法的，共產党參加國民參政會是以「文化團體」的名義出席的，可見蔣對中共一直採取否定態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無論「使用」或「聯合」都無法真正落實。
赫爾利抵渝時，蔣介石與史迪威已鬧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蔣展示羅斯福的譴責函後，赫責史之不是，有助於蔣介石的「以夷制夷」，幫忙把史迪威給「制」掉了。史迪威離華後不久，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辭職，遺缺即由赫爾利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繼。赫爾利大使便成為蔣介石的護航員，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六全大會，赫爾利更產生樂觀的幻想，以為蔣會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蔣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明說要「消滅共產黨」（原件今存南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