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寫八年抗戰史，往往說共產黨不打日本人而打國軍，搶奪地盤，乘機坐大。乘機坐大沒錯，但他們不必自找麻煩打國軍來搶地盤。地盤被日本人侵佔的太多了，只要在敵後繼續不斷地打游擊，就可搶到很多地盤，贏得更多的人心，是以愈抗戰，愈有機會坐大。
國共兩黨曾互吹誰的抗戰功勞大，但有一點國民黨絕對無法比的，那就是抗戰決心。據英文《劍橋中國史》估計，抗戰期間，中央軍投敵部隊多達五十萬人，就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敵人的降將就有四十二人之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Ｖｏ１． １３，Pｔ．２，Ｐ．５７１），而共產黨領導人以及紅軍中沒有一個在抗戰期間降敵或與日本人偷偷談和的，更沒有當漢奸的。這種情況，國民黨又何以自解呢？
國民黨說共軍打國軍，其實是國軍打共軍。蔣介石於戰前沒能消滅紅軍，已感到十分遺憾；戰時見共黨坐大，更是痛心疾首，一心一意想溶共、剿共、滅共。蔣介石於抗戰期間對中共充滿殺機，絕對是事實。之所以如此，因蔣氏原以「紅色將軍」起家，深知共黨之厲害，加上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性格，更加害怕中共會奪取他的政權，故非除之而不快。政治比賽中的「公平競爭」原則，對他而言是笑話。他的戲路老是想「惟我獨尊」，不讓別人在政治比賽中獲勝。但是用「強」的，便會有反彈；強者更是打不倒的，反彈的結果是自己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左舜生到台灣來，向李敖說：他在延安時候，見到湖南老鄉毛澤東。毛澤東激越地說：「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選」國民黨在日落餘暉的今天，能不能臨終悔悟到太陽不只一個，沒人相信它會，也許國民黨已自大狂到迷信它是「耀如羿射九日落」中的神性人物，但是，又怎樣呢，九個太陽落了，后羿還不是身死族滅、為天下笑了嗎？「不信邪」是一句道地的湖南話，意即不管三七二十一之謂。左舜生在《萬竹樓隨筆》中也提到，「毛有一股子湖南人的蠻勁」。蔣介石雖然陰險多詐，但是碰到湖南蠻子，也就沒完沒了了。
蔣介石容不了共產黨，然而國共在八年抗戰中沒有完全決裂，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在舉國一致抗日的大環境里，蔣不敢公然大舉剿共，只能暗中搞。到抗戰後期，剿共的意願雖然增高，但礙於國際觀瞻，不敢貿然動手，仍只能暗中搞。其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挑戰，有時針鋒相對、有時退讓，盡量不導致決裂，也就是毛氏所謂既團結又鬥爭的策略。一方面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在中央政府之下，奉蔣介石為最高統帥；另一方面則維持紅軍及共區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不惜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因此衝突與矛盾固然不斷，但共產黨不與國民黨決裂，奉行國共合作長期抗戰的既定政治策略。
毛澤東不肯決裂，蔣介石不敢決裂，國共只好走毛澤東預設的既團結又鬥爭的路。毛擺好棋譜，請蔣來下，自非對手。蔣雖在軍事上佔優勢，卻在政治上處處被動，退居劣勢，難怪蔣在一九四○年三月九日記道：「惟共產黨作祟為可恨耳。」 （《蔣總統秘錄》，頁二六九二）蔣譴責中共擁兵割據，反動無異封建軍閥，毛一點都不會臉紅，因為中國仍甚封建，要革封建的命，就要有軍隊。所謂「槍杆子出政權」，毛本學自蔣。毛說過：
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辛子陵《毛澤東全傳》第二冊，頁三二三）
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已如弦上之箭，但蔣介石始終不喜歡「國共合作」的提法，因這種提法根本把國共對等起來，平起平坐，然而他根本不承認共產黨是合法的政黨。他不要聯共，而要溶共，要把共產黨合併於國民黨，猶如軍隊之收編，化掉以後，實現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想。所以周恩來雖一再向蔣表示國共合作的誠意，蔣總是大剌剌地回答說：「不要提國共合作，只要提與我合作就行了?選」（參閱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三、三六三）
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棄守，蔣介石忙於應付兇猛的日軍進攻，尚無餘力來對付共產黨，國共之間幾乎沒有什麼摩擦。值得注意的是，蔣毛對付日軍進攻的戰略，已見其異。蔣打的是正規的陣地戰，兵力不易集中，面對敵人強大優勢的火力，常陷於被動挨打，付出慘痛的代價，導致一瀉千里的大潰退。毛打的則是運動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打游擊。朱德、彭德懷等共軍將領，掌握機會，深入敵後，建立愈來愈多的抗日根據地，包圍敵人佔據的都市與交通要道，易於擾敵，而不易被敵所殲。蔣之正面作戰與毛之游擊戰，可謂國共兩黨抗日的戰略配合。此外，在抗戰初期，國共在戰役上配合，贏得平型關之戰的一場勝利。一九三七年的九月里，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決定突破長城防線，進兵山西，向平型關一帶進攻。九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展開血戰，傅作義奉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之命增援，而共軍第一一五師由林彪率領，拊平型關敵軍側背。林彪的機動靈活戰術與傅作義正面的主力防禦，配合得很好，利用有利地形，設置埋伏，以待進犯之敵。二十五日早晨，一支日軍輜重部隊進入伏擊圈，立遭痛擊，被截斷首尾。至翌日中午殲敵千餘，並切斷日軍交通，有力支援了傅作義的正面反攻，使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陷入重圍。九月三十日，因板垣大舉增援，各部撤離戰鬥。這一仗可謂國共聯合抗擊日軍的第一仗，也是最後一仗。
從平津、淞滬，到南京失陷，中國軍民雖然犧牲慘重，但抗敵的英勇確實可歌可泣。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保衛武漢期間，毛澤東特別托周恩來給蔣介石一封親筆函，向蔣「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表示崇仰。同時鼓勵蔣「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戰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信中一再強調團結，並提醒敵人破壞團結。他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全函見《蔣總統秘錄》，頁七十一），十分明顯地表達了兩黨長期合作的願望。
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相持狀態，蔣介石的注意力遂轉移到共黨問題上來。同時，仍在繼續的、秘密進行的蔣日和談，「共同防共」一直是日方必要條件之一。然則，對付共產黨成為蔣介石的一石雙鳥之策，既可滿足除去心腹之患，又可展示對日和談的誠意。一九三九年元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內政的主要議題便是「整理黨務」。蔣介石在會場上做了報告與講話，呼籲「喚醒黨魂」，目的是要國民黨警惕各地共黨競起的「艱險」，以強化國民黨，並於會中通過決議案，確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針，專門設置了「防共委員會」。為了強化黨，大會又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蔣為委員長，獨裁黨政軍大權。會議開過之後，遵從會議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對付共產黨的辦法，諸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第八路軍在華北陝北之自由行動應如何處置》、《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等等。（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紀錄》）抗戰十五個月之後，國民黨再度確定了反共方針，雖不似一九二七年清黨之劇烈，但毛澤東所希望的長期團結與國共合作，自然是虛有其表了。
同年三月，蔣介石又設立了精神總動員會，自兼會長，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提倡「精神之改造」，其中所謂「分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見重慶《中央日報》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矛頭顯然指向中共及共產主義。五月，蔣親自在重慶主持精神總動員誓師大會及遊行。從表面上看，全國精神總動員為了抗日救國，然觀其要人民「行大孝」、「盡大忠」，而以三民主義為名，行一人一黨獨裁之實，達到「軍政軍令及行政系統之統一」等等，則骨子裡防共實甚於抗日。益知抗戰戰場上呈現退守局面後，蔣介石已將重心由抗日轉向防共矣。
這一年的十一月下旬，周恩來在延安受傷，電請重慶航空委員會派飛機送莫斯科治療，但航委會無機可派，結果延安請莫斯科派飛機來迎。蔣介石聞之甚怒，「責令航委會一定派機去接送，不許蘇聯機來迎」。（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一○三）航委會起初不肯派機，豈非秉承蔣的意志？及見「偷雞不著將蝕把米」，乃大發脾氣，責令派機，何前倨而後恭也？這件小事足見蔣氏心事之大。
小事之後，即有大事。同年年底，蔣介石就命令胡宗南東自黃河西至甘肅西峰，構築堡壘群，猶如第五次圍剿的工事，以包圍陝甘寧邊區，企圖進取延安。朱德、彭德懷對蔣之軍事准攻，做政治性的反擊，通電全國，指責槍口對內。（電文見《國民參政會實錄》上冊，頁七二四至七二五）一九四Ｏ年三月初，中共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到重慶參加會議，報告國共摩擦事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