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蔣汪雙簧之謎
國民黨宣傳的歷史中，都說抗戰前後，汪精衛是主和的、是妥協的、誤國的；而蔣介石卻是主戰的、是抗日的、愛國的。其實，在許多情況下，事實正好相反。
汪精衛從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長以來，就以「跳火坑」的心情，處理國事。其中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他肯替蔣介石背黑鍋、受閑氣。
蔣介石自從一九二八年濟南事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閃躲日本人起，骨子裡本來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後，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出賣華北利權；同年摧殘察綏抗日活動，打擊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使華北特殊化，這些都是蔣介石的作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鍋的，都是汪精衛。事實上，汪精衛本人，對日本原是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且為了張學良的不抵抗（事實上是蔣介石指令的），一度忍無可忍，通電邀張學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國。據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
汪先生那時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長，我當時大不以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為然。外間的批評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當日許多人都曾勸過汪先生說：上海的淞滬協定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協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應該分辯一下。汪先生說：「絕不分辯，誰叫我當行政院長？行政院長是要負一切責任的。」汪先生這一句話可以表明他當日的心境。
汪精衛身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竟被蔣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後，還要汪精衛追認。
陳公博的回憶，告訴了我們：蔣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卻要汪精衛代背惡名?選蔣介石這種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黃郛有時都氣不過。沈亦云《亦云回憶》中收有黃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電報，其中責備把弟說：「希望今後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後世之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指蔣介石），誤國者為兄（黃郛自稱）也。」（頁四九二）——連蔣介石的把兄黃郛都如此，又況汪精衛乎？事實上，當時汪精衛的處境，正是扮誤國的角色，為表面愛國的蔣介石，代演襯托的苦戲耳?選
據陳公博回憶：汪精衛開始有主和的傾向，始於一九三三年的長城古北口之役。這次戰事，「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他益發認為「中國對日應該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從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起，國事在形式上是由汪與蔣介石共同負責的，在強敵咄咄逼人的形勢下，兩人都沒有抵抗日本的信心與決心，引起舉國嘩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在南京舉行四屆六中全會，在開幕典禮拍照時，汪精衛被擊三槍。這件案子現在已經十分明朗，開槍的兇手是晨光通訊社外勤記者孫鳳鳴，通訊社的社長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歲的熱血青年，激於「九一八」以後不抵抗的恥辱，決心犧牲個人，除蔣救國。結果蔣沒有出來拍照，而槍手孫鳳鳴已服鴉片煙泡，毒性將定時發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衛開了槍。蔣雖倖免，汪卻替蔣挨了槍。（參閱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懷疑是老蔣乾的，冤枉了蔣，然而毫無疑問的是，汪與蔣合作，不僅替蔣背了黑鍋，還挨了槍。兇手明明是要殺蔣介石的啊?選……
西安事變之後，「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全面抗戰，好像和戰問題已經解決了。其實，表面上打得烽火連天，暗地裡蔣日和談不斷，甚至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蔣介石仍不願完全切斷和談的線索。
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別約見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大使，希望西方強國調停。其實早於七月十九日，英國外相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為了英國在華利益，宣布已與美、法兩國聯繫，並通知南京與東京，願意斡旋。（見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Ｐ．９３）七月二十八日，蔣約見英國駐華大使之後，英國駐東京代辦多茲（Ｄｏｄｄｓ）拜訪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廣田聲稱盧溝橋事變可由地方解決。但事實上事端更加惡化，英國輿論雖然譴責日本將損及大英利益（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ｌ９３７），然英國政府僅能做無力的抗議。孔祥熙時任財政部長，經由駐美大使王正廷，要羅斯福總統調停。美國駐日大使格魯（Ｇｒｅｗ）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國願意幫助解決中日糾紛。（參閱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１９３１—１９４１， Ｖot．１．Ｐ．４３５）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軍方，根本不歡迎英、美介入。而德國正好與蔣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關係，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與日帝建立夥伴關係，並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自處於調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國，德國顧及對華關係，不僅希望事變早日解決，而且希望日本考慮德國在華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華行動可能減輕對蘇壓力。（參閱Ｆｏｘ，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Ｐ．２３３）七月底，德國政府外交部長魏什克 （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電告其駐華大使陶德曼（Ｏｓｋａｒ Ｔｒａｕｔｍａnｎ）：「我們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們不能以反共產國際協定來對付中國，因該協定絕無在第三國攻打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目的。」（美國務院編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１：Ｐ，７４２，７４３，參閱Ｐ．７４８）同時德國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亦未立即撤除軍事顧問團。德國人最顧慮的還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將使中國投向蘇俄的懷抱。（見陶德曼報告，載Ｇｅｒｍａｎ Ｄｏｔｓ ｏ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８）此為德國願意介入的背景，雖然一時仍持謹慎態度。
日本侵華，軍方最力，文人政府並不希望戰爭擴大。廣田外相曾於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議和，導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與中國外交部東亞司長高宗武在上海談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設防區，中日軍隊各自撤退；二、不侵佔領土；三、不賠款。高氏代表中國政府表示，基於以上條件和平有望。（參閱《東京戰犯審判紀錄》，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卻發生「大山事件」，最後引發「八一三」淞滬之戰，談判自然流產。
淞滬之戰打得血肉橫飛，但蔣介石暗中繼續試探和平，曾向德國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協議」來影響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見陶德曼與德外相來往文件，載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２）接著於八月二十一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於九月九日向國聯提出申訴，國聯遂於十月初召集會議，但廣田於十月二十一日聲明拒絕參加會議，惟表示願與中國直接談判，並示意德國或義大利可為說客。（見德國駐日大使Ｄｅｒｋｓｅｎ致德國外交部，載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tiｃｙ，１：Ｐ．７６９—７７０）一周之後，日本正式向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Ｈｅｒｂｅｒｔ ｖｏｎ Ｄｅｒｋｓｅｎ）提出：「日本政府歡迎德國促使中國與日和談。」（同書，頁七七三）陶德曼遂於十月三十日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願意作為溝通的橋樑。不久，於十一月三日，廣田開出和議七條件，由德國轉達。七條件重點是：一、內蒙自治；二、華北設非武裝區，委派親日首長，並圓滿解決日本開發礦產事；三、上海非武裝區要擴大，由國際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書；五、共同防共；六、減低日本貨進口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向柏林報告，他相信日本在上開七條件基礎上，有和平誠意，故認為值得勸南京接受。柏林對陶德曼的訓示也認為這些條件可作為和談的基礎。十一月五日，徐謨陪陶大使自漢口乘車至南京晉見時，蔣介石因猶冀望於尚在開會中的九國公約會議，故推說中國如同意日本的這些要求，國民政府將會被輿論的浪潮衝倒。蔣介石又說：中國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的九國公約會議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是有意要在九國公約的基礎上覓取和平的。陶德曼說：「我現在採取的步驟僅僅是機密地通知中國政府：日本向我們駐日大使表示的對於和平的意見。」
可是，日本拒絕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