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於西安事變發生時，越牆逃走，折腰受傷，回來後在滬杭溪口等地治病養傷，同時處理善後，有不少小動作，如審判張學良、自請辭職以及籌劃解決東北軍等等，但是大方向已無可改變，內戰絕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國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華挑釁，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觀趨勢，非任何主觀意願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澤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針對他認為「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以蔣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相責、以信義相責，宣稱「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如果蔣氏放棄過去錯誤的政策，「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線」，「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冊，頁二二八)一周之後，中共又發表通電，要求蔣介石履行諾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國民黨終於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內戰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在會上，一方面通過了「關於根除赤禍之決議案」，另一方面也通過了聯合各黨各派的議案，但不許發表。(見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會後，蔣介石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一面主張開放言論，一面禁止宣傳共產主義；一面主張集中人才，一面詆毀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一面主張釋放政治犯，一面強迫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轉引自楊樹標《蔣介石傳》，頁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壓迫下政策轉變中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多少反映蔣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繼續剿共的情況下，仍想以談判方式來收編中共的黨與軍。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周恩來曾赴杭州與蔣介石會談，時為三月下旬。許多具體問題沒有結論，顯因蔣想借統一而融化之，而周則要在統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則上已達到國共合作的共識。中共遂於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說明「今後發展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
一九三七年五月，蔣介石傷瘡銷假後，與汪精衛一道到廬山，召集學者名流座談。陳布雷記道：
是年夏間，廬山有蔣、汪二公召集之學術界名流談話，且舉行教育人員訓練，山中冠蓋如雲，行政院各部會亦多移至山上辦公，甚為熱鬧。(《陳布雷回憶錄》，頁一二）
周恩來亦於六月四日上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等談判。蔣提出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其本人為具有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監督國共合作；紅軍由南京政府發表三個師的番號，朱德、毛澤東出洋；以及堅持國民黨派員擔任陝甘寧邊區正職長官等。蔣想吃掉中共的意圖仍十分明顯，周恩來哪肯接受，遂於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五日還是做了一些讓步，原則上同意組織蔣提出的那個「同盟會」，然必須確定共同綱領，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且保持中共在黨組織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獨立性。邊區正職長官可由國民黨派，但必須從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選一人。至於紅軍改編，必須由朱德為指揮官。蔣介石仍不肯接受，協議未成。但是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大戰迫在眉睫，一致對外，已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了。……總之，誠如內地學者所說：「蔣介石雖然被迫與共產党進行兩黨合作的談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義下，把共產黨聯合在自己的統治之下，聯合在國民黨當中逐漸溶化掉。」(見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二九四)
說到七七事變，許多學者喋喋不休爭辯誰在盧溝橋上放了第一槍。請問強盜在你家裡橫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來，誰先開打又有什麼意義呢？其實，事變在盧溝橋發生並非偶然，盧溝橋與丰台為北平對外交通的兩個門戶。日軍已於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強佔丰台車站，如果再控制盧溝橋和宛平城，即可對北平形成合圍之勢，以鞏固其所謂「華北特殊化」之目的。日軍演習與士兵失蹤都是為了借故生事，後來那名失蹤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尋獲。(參閱劉鳳翰《抗日戰爭史論集》，頁一〇一至一一三)然而日軍仍要進入宛平搜查，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於侵佔宛平，宛平守軍起而抵抗，是謂七七事變。
北平市長秦德純於七月八日，發電報給仍在廬山的蔣介石，報告事變情況。據陳布雷說，蔣於九日以後「始悉其梗概」，蔣「仍不願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擴大之方針」。(見《陳布雷回憶錄》，頁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願擴大，但不擴大是以中國屈服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擴大。在蔣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樣不抵抗，無異政治自殺。同時毛澤東、朱德以下紅軍將士致電蔣介石，請纓抗日救國。蔣遂於七月十六日在廬山又邀集全國軍政要人，舉行談話會。八月中共派周恩來等參加，提出國共合作宣言，主張發動全民抗戰，共赴國難。中共又做了些讓步，但仍堅持國民黨只能派人參與指揮紅軍。蔣介石若即若離，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紅軍改編問題上讓步，願意與中共共同抗日。
蔣介石雖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心知肚明日本軍閥氣焰正熾，不可能「覺悟」，則戰爭勢不可免。他於七月十七日對盧事講話，實已為全民抗戰做了心理準備。(參閱蔣七月十九日日記，載《蔣總統秘錄》第二冊，頁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蔣自廬山返京，國民黨內包括廣西李、白的反蔣派系，紛紛擁蔣抗日，更使蔣無從退卻，停戰談判破裂，日本侵略軍於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舉進犯，二十九軍頑強抵抗，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先後陣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繼陷落。蔣介石於二十九日在日記上寫道：
歷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理，此不足驚異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四卷，頁一一四〇)
中日兩國軍力固然強弱懸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實在令人驚異。蔣於事前一再電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進尺，「中央決心運用全力抗戰」，要宋「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於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決，貽誤戰機，以至於倉促應戰，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軍，導致迅速潰敗，連失名城!他於七月二十九日記者招待會上，自認平津失敗問題，「願由余一身負之」，並表明抗戰的決心。抗戰一詞，也是蔣介石首先堅持用的，以表示中國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應戰!
真正的全面應戰，則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滬之戰。翌日，國府外交部即發表抗戰自衛聲明。八月十九日，蔣終於同意中共有關紅軍改編的主張，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指揮，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接納中共，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見，嚴格而論，「八一三」才是蔣介石決心全民抗戰的開始，他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使陸海空軍最高統帥權。軍委會既成為最高統率部，編製大為擴充，設秘書廳以及六個部，分掌軍令、軍政、經濟、政略、宣傳、組訓事宜。在舉國一致對抗外國侵略的情況下，蔣介石終於成為統一中國之最高領導人。
這位最高領導人如何領導中國抗戰呢？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於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序中說：「揆諸領袖革命奮鬥之經過，凡世人以為萬無可勝之理者，領袖無不優為之。」其中最印證此理的，是說蔣介石「決定持久消耗戰略」以為「抗戰勝利的基礎」的幾段話。全文如下：
抗戰開始以後，領袖認定中國當時的軍備，絕不容許拿硬拼力戰的方法，去抵抗挾有現代化陸海空軍的敵人。為了要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企圖，和避免敵人不斷攻擊的毀滅，乃決定利用中國眾多的人力和廣大的土地，採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戰略：一方面不斷的消耗敵人；一方面擴散戰場，分化敵人的優勢，同時積極的培養戰力，捕捉反攻機會的到來。
在這一最高戰略運用下的戰爭指導，第一期要「以空間換時間」，來增強戰力，第二期則堅持敵後游擊，來爭取「積小勝為大勝」，自始至終的領有著戰場，避免敵人的各個擊破，保持著主力，等待著有利機會的反攻。這是抗日戰略指導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領袖戰爭決策上最高的創意。
在這最高戰略運用之先，曾經遭遇著極大的危局，那就是開戰後的次月，在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後，日寇一面以精銳的部隊沿平漢路南下；一面以海軍陸戰隊從上海進犯。假如這個時候，平漢線的決戰不幸失敗，敵人即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分中國為東西戰場，留著中國沿海的重要物資，分割了中國奮起應戰的戰列部隊，整個抗戰的全局，將會因此支離破碎，喪失了持久消耗的憑藉。
領袖洞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