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口口聲聲「共匪」，給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類。但是經過四次圍剿失利，已知問題嚴重，甚至擔心國民黨政權的存亡。請看蔣作賓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記所透露的內情：
內部軍隊均為「匪」牽制，不能調動，餉糈、彈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與人戰，真所謂自取滅亡也。況各處「匪共」蜂起，每欲躡其後，恐不亡於敵人，而即亡於「匪共」也。嗚呼!殆亦數也。(《蔣作賓日記》，頁四一○)
了解此一內情，始知蔣介石為何一再說：「日本是癬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當他聽到第五次圍剿得手，高興異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陽馳電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勢已窮……渠魁授首在即。」(《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三卷，頁七五九)復於同月三十一日電令「剿匪」各將領，「此匪不滅，不惟民無噍類，而且國亦難於倖存，故民族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及吾人之是否能為國為民真正努力，均將於此覘之，即個人歷史之榮辱而論，亦全繫於此，望切告各將士努力截追!」(同書，頁七六一)然而時機仍然失之，截追失敗，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抵達陝北，別建革命根據地。
紅軍的新根據地遠在陝北，在心理上遠不如江西蘇區之具威脅，更何況紅軍在長征途中損失頗為慘重。但是絕不似張其昀在《黨史概要》中所說：「赤匪至此……僅剩二三千人，竄達陝北……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頁九六六)連董顯光寫的《蔣總統傳》都說：「共匪武力雖因當年流竄的損失而削弱，然在陝北與甘肅境內仍是一個危險性的游擊分子。他們在延安的根據地實際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們還可從其山間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陝西的不設防地區從事掠奪。」(頁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見：在張其昀筆下所謂「預計將於兩星期至一月內可竟全功」的「剿共」說法，在董顯光筆下，並不成立。同時，董顯光還透露這麼一段：
事實上，在西安事變一年以前之民國二十四年，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與俄國代表商議有無合力對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舉雖無結果，然亦足反映蔣總統在此時期的心情。他認識日本為我國最大的危險，甚至不憚考慮與所謂共黨合作，以對付日本。(頁二四五)
這段話初看起來，覺得奇怪，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蔣介石知道一時剿滅不了的陝北中共，背後還有蘇俄。名為試探聯共抗日的可能性，實際上是怕與日本和蘇聯兩面樹敵，一時對於盤踞延安的中共暫停用兵，以及派親信與俄國代表商議，便事出有因了。
陳立夫於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國》季刊中，發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一文。從這篇回憶中透露：原來董顯光所謂的「蔣總統已派其一位最親信之同僚前往維也納」，所謂同僚，不是別人，就是陳立夫。他在回憶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所謂希望「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擴展」，才是真正的意圖，但是為了怕影響剿共士氣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隱秘。陳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來，因而周恩來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寫了一封信給陳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兩先生：
分手十年，國難日亟，報載兩先生有聯俄之舉，雖屬道路傳聞，然已可窺見兩先生最近趨向。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氣，已非昔比。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為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國難轉機定在此一舉。
近者寇入益深，偽軍侵綏，已成事實，日本航空總站且更設於定遠營，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國共兩軍猶存敵對，此不僅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國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軍到西北後，已數做停戰要求，今二四兩方面軍亦已北入陝甘，其目的全在會合抗日，蓋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國，敝方現特致送貴黨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針及建立兩黨合作之希望與誠意，以冀救亡禦侮，得辟新徑，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線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做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做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臨潁神馳，佇待回教。尊此並頌
時祉(初刊於《近代中國季刊》，另見陳立夫《成敗之鑒》，頁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為賢者所主持」的話，「黃君」是指黃華表、「養甫」是指曾養甫、「賢者」是指陳氏兄弟，「所策劃」「所主持」是指什麼呢？指的不是別的，就是蔣介石公開「剿匪」聲中的秘密「通匪」作業。這一秘密作業，是由蔣介石這邊主動的。正因為主動的是蔣介石這邊，所以周恩來信中有「黃君從金陵來」的話，陳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與之接頭，十分困難」的話，可見主動在蔣介石這邊，是無法掩飾的。這邊主動找共產黨，那邊周恩來有了反應，就寫了這封信。陳立夫寫他在收信後：
該函經呈閱後，奉命繼續聯繫，由余等出名口頭答覆，允予轉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蔣公已允予考慮。此一線索，始終聯繫未斷，以待進機之來臨。
陳立夫把周恩來的信發表後，沈雲龍、李雲漢等說周恩來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雲龍文見於他的《抗戰前後國、共商談的歷史教訓》等，李雲漢文見於他的《西安事變的前因與經過》，均發表在《傳記文學》)但是蔣介石根據其個人的檔案，條列大綱，由陶希聖執筆的《蘇俄在中國》，也明列周恩來「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後，正合陳立夫在信尾也加註「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樣，信是一九三五年寫的，應無可疑。
周恩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慶《大公報》上發表《悼張淮南先生》，明說「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兩至匡廬」的話，朱開來《周恩來<悼張淮南先生>文的考訂》(《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說：
周文內所謂「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張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所謂「兩至匡廬」，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後，由張先生陪周赴廬山晉謁蔣公。
張沖(淮南)的助手杜桐蓀在致蕭錚信(《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說：
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一個盛暑熱天，張淮南(沖)兄命弟陪送周恩來、潘漢年自南京出發，取道京杭國道，上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張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無非因事未至公開，避免外間猜測而已。當日弟與周、潘抵達莫干山時，張已先期到達山莊等候，弟任務畢即下山，夜宿西湖蝶來飯店，翌日張與周、潘亦至蝶來飯店，共進午餐後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與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晉見蔣委員長即周之悼張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兩至匡廬」之事，其事既發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間，因此周致陳果夫、陳立夫兩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當為民國二十四年無疑。
應當指出，周恩來不可能於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見到蔣介石，「一登莫干，兩至匡廬」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變前，國共秘密談判的對手主要是陳立夫與潘漢年。周恩來是想出馬的，但是由於談判情況不佳，所以毛澤東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給潘漢年的密電有謂：「目前此事無從談起，恩來事忙，暫難出去。」(署名東、天亥電，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儘管如此，誠如張沖助手杜桐蓀所說：「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國共雙方已有多次接觸協商，故在邏輯上周沒有遲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陳先生從頭重新接洽和談的道理。」(《誰教史達林說話？》，《傳記文學》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頁五十五)標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致張聞天、毛澤東電」，今猶存北京中央檔案館。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還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謂：「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見《毛澤東書信選集》，頁四十五至四十六)哪裡還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來寫信給陳氏昆仲，請他們「進言」，豈非猶如「置馬於車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謬嗎？再看周函的內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軍演習巷戰，足稱「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軍武官高橋、羽山到達綏遠，迫使綏遠各級黨部停止工作，辦理結束，由偽蒙接收，正合「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