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人最先把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時代，稱之為「黃金十年」，也許從國民黨的眼光看，那是難得的十年。但是即使如此，實在也「黃金」不起來。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在財政、交通、工業與教育上的建設，根本無法掩蓋那十年中，幾乎是連年戰亂、強寇壓境，國家命運的嚴峻，不下於北洋時代，而民生之凋敝，導致哀鴻遍野，以及對整個學術言論自由的壓制，則尤過之。總之，蔣介石基本上要求一個服從的國民，而於此十年之間，從來沒有認真談過基於憲政的民主、人民應有的政治權利、公正的司法以及社會的改良等等。(參閱ationalist a at ．29)
許多中外民國史學者把十年南京政府，稱之為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其實，斯乃胡漢民的理想，但他遭囚禁與放逐之後，並未能真正地實施，其結果如胡氏所說，成為走向個人集權的軍事獨裁。更精確地說，應是基於特務組織上的軍事獨裁，連國民黨都被「閹割」了(參閱Cambridge History of a， P．136)，此一軍事獨裁的頭頭就是蔣介石。因而蔣氏個人密切關係到整個南京政府的成敗。
外國學者旁觀者清，較易看出蔣介石在知識上的短缺，理論的淺薄，對國際事務所知極為有限，只是一個十足的軍人。(參閱Thomson，while a Faced West，P．12)其實，連軍人也不「十足」。之所以認為「十足」，因誤認為他系日本士官出身。一個士官畢業生，至少有相當的軍事知識與才能，但事實上，他只是在振武學校習軍事，與士官完全無緣。他在戰場上的表現，始終拙劣，北伐前期靠會打仗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等，北伐後期靠馮玉祥、閻錫山等。他又先後依靠俄國軍事顧問、德國軍事顧問以及美國軍事顧問。所以蔣介石軍事上的成績，如果除去這些人的貢獻，絕對是不及格的。
蔣於困難時，為了解決問題，尚可與能者共患難，但絕不可能享一點安樂，因其個人才智有限，下意識的自卑感，必然對能者疑懼，非除之不能安心。因此像古時候無能的帝王一樣，唯有與皇親國戚和太監們患難安樂與共。蔣介石沒有太監，卻有太監的替身。所謂「替身」者，即可由他隨心使喚而效忠不懈的特務之類。唐縱日記所記蔣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六日在紀念周的訓話，可見一斑：
(校長)並且要我們團結精神統一意志，實質擔負黨的中堅使命，排除一切反革命障礙。統一意志就是要以校長(自謂)的意志為意志、服從我(自謂，以下准此)的主張，一致行動才可以報中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九)
如此「統一意志」，除了唐縱輩視為當然外，誰肯呢？汪、胡固然不肯，李、白與馮、閻也不會肯，難怪無法與蔣「團結」了。
蔣介石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和宋子文，似也不能完全以蔣之意志為意志。但畢竟有用不盡的「內親關係」，姻親之血更濃於水，在緊要關頭至少可以「一致行動」。宋子文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自有足夠的理財知識和本領。他原是在廣州以及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蔣把他爭取過來，與宋美齡結婚後，這層關係更加穩固。然而宋在所謂「黃金十年」中，並不能起「黃金」作用，主要由於他對中國問題理解的淺和狹，遠不能和他的西方知識相襯，那些西方知識也就難有「用武之地」，最多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再加上不懂財政的蔣介石，時時掣肘，把國家財政視為個人的軍需，令宋大有秀才遇見兵的尷尬，無可奈何的氣憤。繼宋為財長的孔祥熙，才學固遜，鄉愿更甚，更能配合蔣氏無知無能的獨斷獨行。然而無論孔、宋，以皇親國戚的地位，主持財政，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難免監守自盜，孔宋兩家都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豈偶然哉!
一九二七年以後的蔣介石，清黨反共，鎮壓群眾運動，早已不革命了，早已是反動派了。美國學者易勞逸稱之為「一個流產的革命」，並謂蔣氏已把國民革命轉化為軍事集權，把國民黨變成一個法西斯政黨。(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 P.39-55)但是他嘴巴上仍然革命不離口，在他嘴巴里，連革命搞得最凶的共產黨都成了反動派了，無非要繼承孫中山的革命法統。其實他所謂的革命，必須以他的意志為意志，所有不服從他主張的人非「逆」即「匪」。這是一種霸道主義，邵元沖在日記中留下一條，頗可透露「蔣幫」的真面目，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國民黨在九一八事件群情激憤下聚會：
全市黨員在中央大學開會，介石前往演說，中有一人稍施譏彈，季陶即叱令縛跪，介石亦頓足怒罵，是亦不可以已乎？(《邵元沖日記》，頁七七六)
「稍施譏彈」，就被綁起來下跪，被「頓足怒罵」，固無一點言論自由之可言，更無人權之尊嚴與保障。蔣介石和戴季陶輩的作風，何異於北洋時代的惡劣軍閥。北洋大軍閥馮國璋、段祺瑞等的脾氣，還沒有蔣、戴那樣暴烈!
北洋軍閥固然是軍閥，國民黨的地方軍頭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也被稱之為軍閥。蔣介石沒有被稱之為軍閥，因其擁有中央，有大一統之志，所謂軍閥每指軍事強人割據的「地方主義」。事實上，馮、閻、李輩何嘗不胸懷全國，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會遜於蔣。他們如擁有中央，作為也不可能輸給蔣。蔣雖擁有中央，有志統一，但一直很「地方」，只不過是他「割據」的地方較大、「資源」較多而已。他在一九二九年元旦向軍校學生訓話，說是「三年前立一個志，要統一中國，現在做到了」(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十一)，但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大戰。中原大戰後，以為統一了，其實西南仍然形同獨立，中共蘇區猶在。美國公使在一九三三年年中報告，仍謂國民政府不成其為中央政府，仍然是分裂狀態(Nelson Johnson to S． K．Hornbeck，Junel 1933)。一直到抗戰爆發，同御外侮，才勉強可說是統一，已經是「黃金十年」的盡頭了。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除統一外，還想到國家的尊嚴和建設，然而這兩方面的成就都很有限。廢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權利，自有助於國家的尊嚴，但除了一九三三年獲得關稅自主外，其他如治外法權、租界、經濟權益的回收，都不能完成，而同時日本不僅加緊侵奪利權，更進而侵佔領土，使回收利權運動，顯得毫無意義。至於經濟建設方面，在宋子文主持下，有初步的成效，幣制統一了，於一九三五年發行了法幣，鐵路與公路增多了，還增添了航空、郵政等等，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間，一共請了二十六位國聯經濟專家，提供農業、公路、水利等方面的意見。但是根據經濟學者鮑伍(Douglas Paauw)的研究，整個南京時代的經濟是遲滯的。(見氏撰「The Kuomintang and Eic Stagnation，1928-1937，」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1950，P．213-220)我們認為主要原因，除了國家預算入不敷出，歲收只能支付八成開銷之外，就是軍費浩大，佔了預算百分之四十以上。這又與蔣介石有關，他美其名曰國防建設，實際上大力擴充其嫡系軍隊的裝備，從事不斷的內戰。在這種情況下，南京政府的經濟政策不可能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
我們可以發現，所謂「黃金十年」的實業建設，約有百分之六的成長率，似頗可觀，但大都集中沿海地區，尤其是通商口岸，而外國資本控制生產，且以消費及服務性為主，工廠規模亦小，全部員工不過兩百萬人，只佔非農業勞力的百分之四，所以對整體經濟影響輕微。(參閱g，Industrial Develop ment in Pre-unist a)不僅此也，而其經濟利益的考量又往往次於蔣介石個人的軍事考量。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粵漢鐵路，根本是為了便於解決西南獨立狀態的軍事動機。軍事挂帥的經濟建設多少促成蔣介石與德國之間的密切關係。蔣於北伐途中就已反共排俄，俄國顧問相繼撤離，使德國顧問進來填補空缺。德國軍官鮑爾(Max Bauer)於一九二七年到中國，以軍事與工業合一之論，贏得蔣介石的寵信，於一九二八年被派往德國購買大量軍火，於一九二九年蔣桂戰爭時，在戰場上死於天花，然已為蔣提供了以軍事為導向的經濟概念。接替鮑爾的是魏曹將軍(General Gee Wetzell)，於中原大戰時，就住在蔣介石的私人火車內，為戰役做了重要的策劃(見Kirby，Germany and Republi a，P．110)，可以說是蔣介石的「秘密武器」。一九三三年以後，蔣德關係有新的發展，要因各取所需。中國成為德國軍火的主要買主，同時德國於戰敗之後，大力振興，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更大力擴充軍備，極需向中國以軍火交換戰略原料，諸如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