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雖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動作依然不斷，身在奉化老家，並無礙遙控南京政權。他於離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親信顧祝同為江蘇省主席、魯滌平為浙江省主席、熊式輝為江西省主席，又命財長宋子文取走重要財政檔案，再命黃埔弟子賀衷寒、康澤等積極籌組復興社，以鞏固特務勢力。唐縱也透露蔣於下野之初下令組織「十人聯絡組」，又稱「十人團」，分布各地。(見《在蔣介石身邊八年》，頁二十八)他為了儘快復出，有借重國民黨內汪精衛及其改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婦一行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達杭州，當晚與蔣閉門深談，翌日報紙只透露「晤談甚融洽」，不及內容，惟融洽屬實，是日蔣汪聯名致電胡漢民，促其入京，已發蔣汪合作的先聲。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長孫科偕何應欽等飛抵杭州，張人傑、張繼設宴於煙霞洞，蔣汪同時赴宴，狀至愉快。這一批國民黨要員又於宴後闢室會商，決定共同入京。林森與孫科在南京顯然難以應付，外交與財政問題尤不堪負荷。
蔣、汪等於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開緊急會議。再過兩天，孫科就主動宣布辭職，由汪精衛於元月二十八日繼任行政院長，並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介石、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國民黨召開中政會，正式任命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自此蔣委員長成為最高領袖的代名詞，又逐步恢複到一人軍事獨裁的局面。寧粵決裂時，粵方堅持蔣下野以及撤銷總司令以奪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費。蔣氏不僅迅速復出，而且重握軍權，只是換了一個頭銜，由蔣總司令搖身一變成為蔣委員長。
蔣汪合作，各取所需。蔣因寧粵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粵方之勢，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種。同時蔣已得罪了胡漢民，另外需要元老級的老國民黨來抬轎子。而汪氏的改組派與粵亦有意識形態的矛盾以及權力之爭，也不難被分化。至於汪本人，無論動機在於共赴國難或政治分贓，於多年流亡之餘，終於有主政的機會，自然難以拒絕。
蔣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變」。此一事變，在國民黨史冊上，「不惟表現了我軍犧牲不屈的精神，加強了民族抗戰的意志，國際視聽亦為之一變。」(台灣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十二章)其實這一作戰，卻是在對蔣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況下出現的。蔣介石與汪精衛絕不是抗日首義作戰者，他們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內再攘外」。他們上台時就批評孫科政府陳友仁對日政策太過強硬，所謂強硬，不過是要和日本「和平絕交」。陳友仁也不客氣地批評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聲言：「余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衛戍京滬的十九路軍。此軍的前身是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團長是陳銘樞。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軍，總指揮是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司令戴戟、師長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等，當年都是陳銘樞第四團的團附、副官、連、排長。這一陳家班的部隊，由於寧粵談判討論國民黨複合問題時，自江西調到京滬一帶，任衛戍之職，為對寧粵雙方的保證。廣州方面是不相信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軍的衛戍京滬，就順理成章了。雖然如此，蔣介石卻始終不放心，因為十九路軍不是他的嫡系軍隊，自然難以絕對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蔣介石的親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東北，如今十九路軍駐在京滬，礙手礙腳，自所當然。於是，把十九路軍調走，也就是遲早的事。
正在這時候，日本海軍為了不讓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專美於前，也派遣軍艦四艘到上海示威，並開進長江，向江陰要塞掃射。接著又把軍艦集結在漢口，舉行陸戰隊武裝演習。同時，上海的日本僑民又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連舉行居留民大會和遊行，請日本政府迅速用斷然手段徹底解決中日間所有懸案，根本制止中國的反日運動。日本浪人更乘機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帶撕毀中國商店的反日標語，甚至毆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東打傷中國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現了「長江流域日本人聯合大會」，日本僑民三千餘人在會中決議：「日本須斷然膺懲暴戾的中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個日本和尚給打傷了，日本僑民兩千餘人，就在二十日這天，借口向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同時在閘北地區搗毀了中國商店，毆打行人。這些情形和關東軍假借黑龍江的日本僑民請願，向東北進兵「保僑」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發生後，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緝拿兇手歸案法辦。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曉，日本浪人兩次放火燒了楊樹浦的三友實業社毛巾工廠，並砍傷了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日本陸戰隊也同時出動。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軍增派兵艦趕來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報紙傳聲警告：日本艦隊司令和日本僑民宣言：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制止抗日運動，並解散各抗日團體，否則自由行動。
日本人既已橫行至此，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電中央，表示說：「據報：日本海軍及陸戰隊強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條件，並聞將取斷然處置。職等為國家人格計，如該寇來犯，決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犧牲全軍，亦非所顧!」——十九路軍這種決心抗日的舉動，顯然與蔣介石處處對日本低聲下氣的政治不合。於是，他決定立刻調走十九路軍，並且向日本人屈服，答應日本人道歉、賠款、解散抗日團體四條件。可是，雖然答應了四條件，日本人還是大動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開出的條件已極為苛刻，而蔣汪南京政府縱使向日本人既磕頭又作揖，可是日本人還是不肯罷休，大出蔣介石意料之外。蔣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記中說：「聞昨日對上海日領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認，彼亦已滿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衝突也。」(《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發出退讓後又被日本人出賣的哀鳴!
蔣介石原是決心要調走十九路軍的，擬「以憲兵第六團接替第十九路軍防務，俾非戰鬥之憲兵緩衝其間，可保中日兩軍不發生衝突」。但是由於日本人的色急難待，突於二十八日晚上侵入閘北，「首向中國警察開始攻擊，繼則攻擊中國正式軍隊」。十九路軍不及調走，正好起而「抵抗日本之侵犯」。(參閱顧維鈞《關於中國政府在滬東開始時決定和平政策之說帖》)
蔣介石調來憲兵第六團固然遲了一步，但是十九路軍方面有技巧的「抗命」，也產生了鬼使神差的結果。憲兵第六團在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到達真如，其實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就在真如，當晚全線抵抗的命令，就發自真如指揮所。
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發出了，義正辭嚴，全文如下：
特急。銜略公鑒：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齣，極世界卑劣凶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二十八夜十二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釁。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艷子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中央周報》第一九一期)
日本原是聲稱「四天佔領上海」的，可是，十九路軍的抵抗，使日本人吃到苦頭。關於十九路軍抗日血戰，中外文字報道極多，但是論得最具歷史眼光的，要推章炳麟的《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這篇文章有一個重要的點破，就是說日本侵略時，「樞府猶豫，未有以應也。」這顯然是指南京中央的態度曖昧。章炳麟這種點破，在另一篇《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太炎文錄續編》第五卷)里，說得更明白。他說蔣光鼐、蔡廷鍇他們「不及俟命，率所部二萬人迎擊」，分明是說，十九路軍挺身抗日並非出自中央的命令。正因為不是出自中央的命令而獲得勝利，中央也就非常顏面無光。最要命的一點是：十九路軍的行動，無異證明了蔣介石的政策，根本是一大錯誤。這種錯誤，即使是他的師保吳敬恆也不得不暗中承認，他有一封密件給何應欽，承認「不抵抗」以「保留元氣及實力」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迷夢」，「大難已到」，「我等若欲苟安，而人不我許。」因為真相如此，所以要「效法十九路軍連日師共產黨之作戰法」，以跟日本人打個明白，才是正路。——可見連蔣介石師保級的人物，都受了十九路軍的感召，不認同蔣介石所為了。
在一二八事變一開始，十九路軍的負責人之一——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電呈中央，說：「除督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賜電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