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大搞特務
內地學者眾口一詞，強調蔣介石與江浙財團以及帝國主義間之關係。這種關係不是沒有，但是不能強調。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蔣兩次勒索上海中國銀行，一葉知秋，可知與江浙財團的關係，並不那麼融洽。蔣雖與帝國主義的日本溝通，但親自率師至濟南，仍遭日帝羞辱，舉一反三，可知與帝國主義之關係，也不是那麼一廂情願。蔣介石也並沒有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江浙財團」和「帝國主義」的籃子里，他最可依賴的無過於完完全全替他服務的特務組織。
其實任何想搞獨裁的人，都會重視特務，以為耳目。蔣介石的特務觀就是如此。他一生培養特務，成立特務機關，不遺餘力。但是一切都嚴守秘密，諱莫如深。戴笠(雨農)是他生平最心愛的頭號大特務。戴笠從事特務工作，由一個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萬人而成為超過十萬人的「軍統」，跟蔣介石關係之密，已到了蔣介石罰他跪，罵他下賤的程度(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遺訓》中戴笠自道的情況)，但在公開文獻中，一本又一本的蔣介石言論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記》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沒有這個人似的。這種嚴守秘密、諱莫如深的動作，真是耐人尋味極了。因為連戴笠都被蔣介石罰跪、罵下賤，特務人員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們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蔣介石的秘密講話，是在杭州對特務人員講的，題目是《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在講話中，蔣介石毫不客氣地說：「有兩點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們。」兩點「吩咐」是：
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們如果不實實在在盡心儘力去工作，領袖的耳目，就失了聰明，革命事業的進行，便會發生障礙。所以你們做耳目的人，務必要遵照首腦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進行一切，因此你們工作上最要緊的條件，就是絕對地服從主官的命令，除服從命令之外，沒有你們個人意志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講，就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只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那麼，個人的意志，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對於政治方面，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做一點主張。……你們務必要以領袖或團體的主張為主張，以領袖或團體的意志為意志，才是忠實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動革命事業以底於成功。(第十三卷，頁六至七)
這兩段非常露骨的講話，真使我們大開眼界!蔣介石毫不掩飾地指出特務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並且只不過是「耳目與工具」而已，一點也不是別的。正因為蔣介石的尺碼不過如此，所以，從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為領袖做耳目」的信條，甘心為「耳目與工具」而不辭!晉見蔣介石時候，被罰跪也、被罵下賤也，也就不以為異，其身價在蔣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為低下，因為特務畢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稱走狗，可見之於《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冊，頁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於是，豪奴欺猢犬的情況，便有趣地發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後身情報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這樣幾段，寫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門，有時半夜三更才回來，一回來徐亮便手忙腳亂，因為戴先生這時便將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報資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報告，經過戴先生核閱後，再由徐亮在燈下謄繕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畢才去睡覺，天還不亮又得起床，拿著徐亮寫好的報告匆匆出門而去。
那時候，領袖的官邸在中山門外的陵園，戴先生摸黑出門，到陵園實在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錢時，便花三塊大洋坐部出租汽車趕去，要是沒有錢的話，便得徒步前往，風雨冰雪一概無阻。到領袖官邸去送報告是很不簡單的事情，當時的那位侍衛長尤其對戴先生大不高興，曾命令警衛人員不準戴先生進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樣進出不誤。有一次，戴先生正陪著一個人到官邱去晉謁領袖，出來的時候，在大門口正好遇到侍衛長，當時侍衛長指著戴先生忿然罵道：「……戴某人你下次再來時，我一定非關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卻不做一聲， 默默而去。
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顯示給我們：特務在蔣介石的統治網中，地位其實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說戴笠當年只能攔蔣介石汽車以遞報告的事。喬家才《再為戴笠辯誣》卻說不是攔汽車而是等蔣介石下汽車。「當時總司令的侍衛長是王世和，王不讓他晉謁總司令，也不給他轉呈報告。他不得已，才等候總司令下汽車時，跑步去呈上報告，這是他公開對人講過的，絕不是攔汽車。」但是，縱使不攔，也還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這樣的標語：
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做領袖的耳目；做領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價了。
特務是主子的「耳目」，猶如工具，任人使喚，其性質也固賤。相反的，主子則必須尊貴，甚至還要神化。根據黃埔一期的蘇文欽的回憶，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當校長，就「最喜歡別人把他看作神聖一般，對他諂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與本校官佐在一個餐廳用膳，同起同坐。蔣到，大家起立；蔣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蔣動筷，大家才敢動筷；蔣吃罷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蔣離開餐廳，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見《我在蔣介石身邊的點滴回憶》，頁二二四)
蘇文欽還指出，蔣介石與陳潔如所住的寢室及其個人的辦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五年在汕頭、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後，權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測高深，教人敬畏。據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衛士大隊長宓熙說，蔣在廣州時就有一排人當保鏢，東征後擴編為衛士連，宓熙就是連長，「平常蔣介石出入行動，都由我帶一個班長和一班衛士隨從，在東山住的時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蔣介石身邊的時候》，頁二四八)
我們偶然在澳大利亞發現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體寫的《新出偉人演義：蔣介石歷史》，作者署名粵人陳國時，把蔣寫得神乎其神，說孫中山是中國的大偉人，「一手劈開新世界」，而那個小英雄就是「本書上的主人翁，打敗至今最稱勇敢，最稱善於用兵，在軍人之中最稱頭兒腦兒、頂兒尖兒的孚威上將軍吳佩孚之蔣介石是也。」(頁二)更說蔣在小孩子時，就向他爹爹說：「孩兒將來生成長大，定要與漢人爭一口氣，打倒滿夷，還我漢族江山，方算得一個世間奇男子，人間大丈夫。」(頁三)還說蔣初入新學堂，就在運動會大顯好身手，賽跑起來，「兩條腿好比飛毛腿一樣，誰個也追不上他。」(頁八)不過他就是不玩撐桿跳，原來他認為，「跳高則跳高矣，何必要因撐而高，撐桿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顯示他的志氣。最最有趣的是，說少年蔣介石是足球健將，有位「妙齡女郎在會場上觀看，見介石衝鋒之勇敢，實為雙方隊員中之鳳毛麟角，妙齡女子見了英俊少年，自然發出一種愛情來」。(頁十九)又妄說蔣赴日本學軍事前，已由蔣百里介紹認識孫中山(頁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黨中無主，廣州政局凌亂不堪，蔣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佔領廣州，獨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如此之後，革命黨中知蔣介石是個當世健者，咸來附和」。(頁三十五)類此粗糙的編造，無非要為沒有特異事迹的英雄，製造事迹。這本小冊子使我們知道，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開始為自己造勢了。
等到蔣爬到權力高峰，造勢變成造神了。這種神化，到了蔣介石死後，經由大學教授級的不斷鼓吹，可算登峰造極。舉兩個抽樣：第一個抽樣是台大教授葉慶炳寫的《生活在偉人光輝里》，發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聯合報》，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蔣公離我們而去。那時刻，台北本來好好的天氣，突然疾雷驟雨，聲勢令人驚悸。平時我讀古人傳記，常常發現當一位偉人溘然長逝，自然界會出現突如其來的變異。從前我總認為這種神話式的記載，目的無非在渲染偉人之不平凡。由於崇拜偉人，有人編織了偉人臨終時的神話；也由於崇拜偉人，大家願意相信這種神話。於是，神話也成了歷史。可是，自從我親身經歷了蔣公逝世那夜的突發性疾雷驟雨，我不敢再堅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個抽樣是師大教授江應龍寫的《蔣總統是神》，發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獅月刊》，其中又有：
儘管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