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於下野之前，固然已做了復出的準備，如果真歸隱山林，宋美齡才不肯嫁給樵夫漁父呢，不過運氣也確在他的那一邊。共產黨大搞廣州公社暴動，給吳稚暉那一幫人大肆攻擊汪精衛的借口，將汪逼走。誠如李宗仁所說，汪一走，蔣復出便穩坐第一把交椅。
蔣於復出之前，做了一件頗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製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南京慘案。當時南京政府的當權派是「中央特別委員會」，蔣介石利用新成立的中央黨務學校(他自兼校長，教務主任戴季陶、訓育主任丁惟汾、總務主任陳果夫)煽動學生鬧事，於二十一日搗毀了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翌日黨校學生又聚眾示威遊行、高呼口號，由於軍警開槍鎮壓，造成血案。事後，蔣接連發表措辭嚴厲的談話，抨擊政府，極具火藥味，更於二十四日策動組成慘案後援會，要求嚴懲兇手，接著各地黨部發表通電響應。十二月三日，蔣於二屆四中預備會議時議定組織特別法庭，指控居正等十人有罪。蔣身為黨校校長，學生滋事又如此袒護，其幕後導演之事實已呼之欲出。蔣為了東山再起，必須要打倒新當權派「特委會」，遂命陳果夫運用其組織部和黨校勢力，鼓動「反特委會」運動，走上街頭，釀成南京軍警開槍的「一一二二慘案」，使當權派聲譽掃地，促使蔣重掌大權。(見王克文《陳家黨比蔣家天下更早畫下句點——從現代史觀點看陳立夫在國民黨史上的角色與影響》，頁三十)至此，慘案由蔣主導已屬定論。一般史論認為蔣藉此事打擊西山會議派，其實西山派只是遭池魚之殃，那些頑固政客無拳無勇，因蔣反共，早已投靠，蔣要重掌大權，絕非障礙。度蔣之意，只是打擊現政府的威信，使其復出更具迫切感，真正造成斯人不出奈蒼生何的情況。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此蔣為了造勢，也不惜人頭落地，並殃及居正等老同志，亦云厲矣!
居正字覺生，是湖北廣濟人，生於一八七六年，那正是清朝光緒二年，民國成立前三十二年。他在中國受舊教育，後來到日本留學，念的是法政大學，並且從事革命運動。當時中國的革命，有兩大家：一類是邊緣革命家、一類是中原革命家。邊緣革命家只會在海外或沿海省份旁敲側擊，結果作秀有餘，動搖清廷根本不足；中原革命家則主張打硬仗，他們深入民間、腹地和內陸，冒真險、犯大難，進行革命。辛亥武昌起義的成功，就是中原革命家判斷正確的明證。中原革命家之一、因痛恨蔣介石而唾棄政治的大儒熊十力，在居正《辛亥札記》序中就說：「武漢為南北關鍵，一旦動搖，則四方瓦解。」武昌起義終使清廷四方瓦解，原因正是在此。而武昌起義的大功臣之一，就是居正。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居正被任命為內政部次長並代理部長。一九一三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長，《民國雜誌》經理。一九一六年到山東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占濰縣，攻濟南。在這段期間，他手下有一位參謀長，不是別人，就是蔣介石。所以，在國民黨的倫理中，居正是蔣介石的上司。儘管是上司，照樣無辜被整肅。居正夫人鍾明志說，居正雖名列中央特別委員會，並不常住南京，於慘案全不知情，卻仍被株連，存心羅織，最後不了了之，然而一年多以後在上海又莫名其妙被收押在警備總部，「腳鐐手銬，如獲江洋大盜。」(鍾明志《我的回憶》稿本)直至擴大會議失敗，南京有人關說，始准家屬會見，不久起解南京，到九一八事變後才獲自由，並且當上了司法院長。他有詩記此奇遇，說：「禦侮當前恥鬩牆，精誠團結為非常。檻車甫脫容登閣，慚愧夷吾笑楚狂。」寫的就是這回事。真教居正哭笑不得，能無伴君如伴虎之懼？
蔣於復出之後，又做了一件頗具流氓手法的大事，那是借北伐需款，大量發行國庫券，親自致電上海總商會以及中國、交通銀行，強力推銷。中國銀行的張嘉璈於前一年已被蔣敲去一大筆，不願再輕易介入，不肯應命赴南京商量。蔣竟大怒，於二月二十八日致宋子文電文中，指責張不來寧即是「阻撓北伐」，並限張於一星期內承銷一千萬元。張也動了肝火，措辭強硬地回覆宋子文，說是：
此等電文，余無法承受。若轉與余，只好複電決裂。試問：國民軍自粵而湘而贛而浙而寧，中行幫助逾千萬；去年第一次庫券，中行允八九百萬；第二次庫券，中行允六百餘萬；龍潭之役，孫軍過江時，中行幫助幾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幾何？去年過年，中行又借幾何？此謂把持何？北伐失敗之罪，繫於何人？非嚴重詰問不可，否則如此無信無義之人，何能當我輩首領!我輩犧牲為行，一生窮困，至於今日，所望事業有成、國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絕望，則既無興趣，隨時可拋棄地位。(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二一五)
宋子文婉言相勸無效。翌日張又得蔣之電報催募，遂以「感觸太深、精神不濟」為由，隱居不出，避不見面，以抗議「威權相逼」。三月四日，蔣親自到上海施壓，聲稱：「北伐費必須籌足，每月千萬始可進行。」張嘉璈雖心不甘情不願，但是還是怕決裂而引起金融風潮，最後議定中銀墊款六百萬，分三個月付清。蔣終於表示「融洽諒解」，再次平白獲得巨款。(參閱楊天石《民國掌故》，頁二一四至二一六)其行徑何異強盜勒索啊!
蔣介石於一九二八年元月四日回到南京，宣布將於九日恢複總司令職務，並預告四中全會的召開，日期是一月十三日到二月一日。此會雖一直由汪精衛堅持要召開而未果，但現在召開完全在蔣介石籠罩之下，聽其意志辦事。寧漢合流，原是取消寧偽府，以便漢府遷寧，而現在蔣取得權力後，實際上等於是他擅立的寧偽府，把漢真府給消化掉了，不僅中共被趕盡殺絕，國民黨左派被掃地出門，汪派人馬也被排除在權力的大門之外。
蔣安排好政治權力後，即準備繼續軍事行動，統一中國，完成孫中山的遺志。他稱之為「第二次北伐」，但北伐的性質已大大改變。他仍稱之為國民革命，但革命的性質與原有的相比更背道而馳。廣州誓師時，國民革命軍北伐仍秉承孫中山的遺志聯俄容共，但現在是反蘇反共，對共黨與「左」傾分子格殺勿論，蔣氏反赤情緒比孫傳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反共，同時壓制了群眾運動，而群眾運動乃是當年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基礎，如省港大罷工，震動一時，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動力。然後在蔣主導下的二屆四中全會上，連中央政府以及各級黨部中有關工、農、商、婦女、學生等組織都被取消了。他不再靠群眾，而依賴一直在建設中的特務組織。再說，原來的革命有兩大目標：「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旗幟鮮明。但蔣一到京滬，立即與帝國主義妥協，甚至屈服。他復職後不到幾天，就槍斃了五十餘名士兵，指控他們是在共黨嗾使下於前一年(一九二七)攻擊外國人的罪犯，還逮捕了不少軍官接受軍法處置。(見Crozier，The Man Who Lost a，P．125)是知蔣不僅不與帝國主義嚴正交涉南京慘案，而且殺人媚外。其欲保障帝國主義在華權益的態度與政策，更毫不隱飾。至於打倒軍閥，蔣早已收編了不少軍閥為己用，雖然還須打倒張宗昌、孫傳芳，以及奉系舊軍閥，但國民黨內新軍閥集團亦已形成。蔣介石自領第一集團軍，以其親信黃埔學生為班底組成的嫡系部隊，聚合了六十師之多，完全聽命於蔣。蔣為了展示大家長的威風，於復出之時，向何應欽施了下馬威，令何驚羞交加，告假兩月。馮玉祥的國民軍(又稱西北軍)，於北伐節節勝利時集體加入國民黨，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樣，組成第二集團軍。閻錫山及其山西部隊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國民黨，組成第三集團軍。李宗仁與白崇禧的桂系部隊，於「第一次北伐」中戰功卓著，勢力不斷擴張，組成第四集團軍。這四個集團軍各有地盤、各有軍頭，名為黨軍，實聽命于軍頭，非新軍閥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軍力就是靠這四個新軍閥集團。
蔣在南昌抗命時，武漢中央曾擬取消總司令以削其兵權，惟力不從心。而今蔣恢複總司令職之後，竟自動改為平行的四個集團軍，各稱總司令。不僅此也，蔣還主動於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設立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分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出任主席，實同政治分權。李宗仁認為蔣於下野前曾被人罵獨裁，故復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們覺得並不盡然，獨裁乃其一貫目標，為達此目標，自有其迂迴的權術與戰略運用，所謂「奪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勢，馮、閻各據一方，而二人資歷都在蔣之上，為了儘快底定華北，絕對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繫於擊潰唐生智後，控馭兩湖，軍容甚盛，亦必須拉攏籠絡。更何況直魯軍雖已是強弩之末，但張作霖的奉軍以東北為根據地，實力仍然強大。簡單言之，蔣為了清除舊軍閥以完成北伐，必須團結新軍閥不可。
蔣介石所謂的「第二次北伐」，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開始總攻擊，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