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校長，並非特別顯赫的位子，但對蔣介石來說，卻是生平重大的轉折點。他以黃埔校長為跳板，躍向權力的高峰，最後成為一國之君。此一飛黃騰達，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順理成章，而是當事者處心積慮，玩弄不少權術而獲致的。
俗稱「黃埔軍校」，顯然是因地得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舉行的第五十八次會議，列席委員林祖涵報告「陸軍講武學校情形案」，決議「委蔣中正為該校校長，廖仲愷為該校黨代表」(李敖藏會議錄原件)，可見當時的名稱是「陸軍講武學校」。至一九二五年第六十三次會議時已稱「陸軍軍官學校」(李敖藏會議錄原件)。不論何種名稱，此一軍校的來歷，乃由於孫中山自民元讓位於袁世凱之後，中華民國的法統也已讓給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重光」法統與河山，然而卻屢次失敗，無論大元帥或非常大總統，都坐不穩當，廣東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國家支持，怎奈誰也不理。最後蘇共領袖列寧正好要利用中國來反帝，而孫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於是，在蘇聯的「人」、「財」、「槍」三援之下，孫中山「以俄為師」，成立了黃埔軍校。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軍校是民國十三年成立的「中國國民黨」與蘇聯結交後，所生下的一個「愛情」結晶!黃埔軍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國共合作的自然現象，如戴傳賢是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齡為教授部主任，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等等。
黃埔軍校既是蘇聯「人」、「財」、「槍」三援之下的產物，經調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軍事教官四人，後來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東征」時，軍中有蘇聯的布魯轍即加倫將軍(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領的二十名俄國軍官參加，第二次「東征」時，有更多的俄國軍官參加；在「財」的方面，蘇聯援助二百七十萬元(三百萬盧布)，援助建立中央銀行一千萬元；在「槍」的方面，一九二四年十月七日第一次運抵黃埔的武器有大炮、機槍和八千餘支(或一萬二千支)步槍。同年十二月，又運來飛機九架、步槍彈藥五百萬匣、機槍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門以及機槍彈及炮彈等。
回想黃埔建校之初，只有粵造七九毛瑟槍三十支，後來全靠蘇聯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傢伙」、「本錢」。王柏齡在《黃埔軍校創始之回憶》中說：
在一天的下午，總理來了電諭，說蘇俄補充我們的槍械船快到了，叫我們預備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於學生，無不興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學生，喜得無地自容，拍手打掌，說今後革命有傢伙了，不愁了。眼望遠航船之到來，日如望歲。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於是大家忙起來了，收拾儲藏的地方，保管點收的人員，俄國兵船官兵的招待、繩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樂乎。夕陽將向西了，炮台上的望，報告快到了。我與多數人都跑到校門外碼頭上迎候。遠遠見白色三煙囪的兵船出現了，滿船掛起旗飾，船尾上懸的一面紅旗，角上有白的，是斧頭鐮刀。咦!這是蘇聯的國旗。炮台禮炮響了，兵船的禮炮，一替一聲的在答了，於禮炮一致一答的聲中，漸漸靠近了學校江中。拋了錨。在這時將停未停之際，斜刺里尾巴上插著一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小汽艇飛躍而出，浪花四濺。卟!卟!卟!飛向大船而去。卻原來校長、校黨代表及顧問先去慰訪。這遠途密航到來的珍客，自有一番接應酬答的禮，慰勞致謝的詞。我未去，無從知道，想起來大概不錯。(未)幾辭返，跟著船主及二三位軍官(海軍)上岸來答拜。經過一番來往之後，船主下令靠黃埔碼頭，我們大碼頭上頓時現出活氣。……如是過了夜。天明了，全體動員，學生做了碼頭小工，隊上官長做了工頭。……如是抬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告清楚。好像那時軍械保管員是楊志春，我檢查了一箱一箱，叫他們登記了。長槍八千支，還有小手槍十支，這小手槍，小得好玩，可以裝在洋服上邊小口袋裡。當時就少了一支，並沒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與學生無乾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國式的步槍，每槍有五百發子彈，是一個很大的數量，無不歡天喜地。說道：「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我們不能不感謝我們革命的朋友蘇聯。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這樣的幫助，然而這時的帝國主義者，卻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來個攔路搶劫。
這段回憶，正是「天不助、蘇聯助」的大特寫。
蔣介石之被任命為黃埔校長，則絕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劉峙所寫的《我的回憶》指出：
起初孫中山先生想要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兼軍官學校校長，負責籌備，但許崇智力不從心，一切委之於上校參謀陳翰譽，陳是我們保定的同期同學，目空一切，驕縱自私，處事多失公平，致為各方不滿。蔣公介石原為粵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被調到大本營代理李烈鈞的參謀長職務，後奉派到蘇聯考察軍事，回國後奉孫中山先生之命，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頁二十)
可見黃埔軍校的首任校長人選，孫中山原定是許崇智，而蔣介石得到此位，又與被派往蘇聯考察有關。派團赴蘇考察，並就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問題進行磋商，是由第三國際代表馬林首先於一九一九年提出的，孫中山接受了這個建議，並答應派遣最好的代表團前往。最好的人選，無過於廖仲愷。廖不僅是孫中山身邊的紅人，而且是對聯俄容共政策最表擁護的國民黨人，然而正因為太紅、太忙，不克領團前往。其次該是朱執信，是孫中山身邊最精湛的革命理論家，同時也是最腳踏實地的行動家，無論在學識上或經歷上，都遠超過蔣介石，蔣本人也自承不諱的。但是朱卻於一九二O年的九月二十一日，為調解虎門民軍與降軍糾紛而遇難。於是，蔣介石又成了孫中山選擇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蔣還施加了以退為進以及毛遂自薦的壓力。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一日，孫中山自滬抵粵後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此為孫氏在粵開府的梅開三度，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即侍衛長，命其速來就任，但蔣照例姍姍來遲，於四月二十日才抵達廣州，因為不稱心，又於七月十二日「憤而辭職」，前往香港。然而當聽到孫將派代表團赴蘇，乃於七月十三日自港寫信給大元帥秘書長楊庶堪，希望向孫提出自己的要求：
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蔣介石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致楊庶堪書，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三十六卷，頁九十二)
不論是為了安撫蔣之情緒(此種情緒又多少含有瑞元無賴的性格)，還是一時無人可派，孫中山最後決定派蔣介石、王登雲、沈定一以及共產黨人張太雷，組成「孫逸仙代表團」，前往報聘，並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啟程赴俄，九月二日抵達莫斯科。
蔣介石一行在俄參觀了軍事學校和武器裝備，還去拜會了紅軍之父托洛茨基(LeonTrotsky)、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Chicherin)，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G.N．Voitinsky)等人。最主要的任務則是於九月九日會晤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施克亮斯基(E．M．Sklyansky)和參謀長甘門涅夫(L.B.Kamenev)。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主任吳文津從俄文資料中得知，蔣曾代表孫中山向蘇方尋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個新戰略協議。即突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據地轉移到西北，以便蘇方的軍事支援。(詳閱吳文載《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三十八至五十三)其實孫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經披露，有謂：「蔣將軍將提交貴政府以及軍事專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遠地區的軍事行動計畫書。」(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a，P.243)這種不切實際的要求當然不會得到蘇俄的支持。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循原路線回國。蔣介石於十二月十五日抵達上海，給孫中山寄了一份《游俄報告書》，卻又遲不回粵。孫中山於十二月三十日電蔣有謂，「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也連發六電，催蔣南歸，然而蔣仍在老家溪口住了兩個多禮拜，直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才回到廣州報命，並被委派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個月，蔣介石又不告而別，留書請辭。當我們見到蔣出走後寫給孫中山與廖仲愷的信，就不再奇怪，原來還是因為不如意、以退為進，而這一次更加情見乎辭，甚至語帶責備與要挾。他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致孫長函中，一再提到陳炯明叛變時與孫「同生死、共患難」、「無難不從、無患不共」，藉此抱怨孫對他的耿耿忠心，回報不夠。他又借當年與陳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孫對他信之不專、愛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