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民國史上少數幾個元首級人物之一，曾一度君臨全球四分之一的圓顱方趾，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地位。然而蔣介石的歷史形象卻出現不同的扭曲。在國民黨統治以及影響所及的地區，由於長年「無限上綱」式的塗脂抹粉、極力抬高、捧成豐功偉績書不勝書的「民族救星」，連蔣介石本人亦不自覺地自稱「民族救星」，向大陸同胞喊話，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徑謂「蔣總統是神」!共產黨則把他從神降為魔鬼，視為「人民公敵」、「兩手沾滿人民鮮血」的「第一號戰犯」。近年為了統戰，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當的正面描述與肯定，但基調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官僚資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貶，其實褒貶仍各走極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蔣介石早已被論定為失敗的負面人物，普遍被認為是一既獨裁又無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國內地的常敗將軍。我們在書中述及杜魯門晚年對蔣氏夫婦極為輕蔑的批評，可見一斑。這些不同的極端形象，不論正面或負面，都是經過「包裝」的蔣介石，見不到蔣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們從事歷史研究，就是要展現過去人與事的真相。像蔣介石這樣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許多民國史事亦就難以大明。讀者看完這部《蔣介石評傳》，應可覺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對不少疑難的民國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們願意在述論蔣介石真實一生的基礎上，進而采宏觀的角度，以歷史天平為準，再做若干綜論性的總結。
在眾多的評論中，幾乎沒有人爭議的乃是蔣介石為一革命者，是一愛國的民族主義者，他與他的國民黨員在國際上也被稱為「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這樣的提法仍有可議之處，並不確切實在。
蔣介石當然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乃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謂。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掛三民主義「羊頭」的南京政府，實際上是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譏嘲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雖極盡挖苦之能事，卻有其真實性，故能引起共鳴，亦足以說明蔣介石的「革命」連虛有其表都沒有。蔣介石在短短几年內，從「紅色將軍」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為奇，更不必徒勞說明他從極「左」到極右的思想轉變，因為他的「革命思想」本無真實的內容，原是一種作為政治訴求或贏得政治利益的口號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須要能突破既有舊思想的「情結」(emotional evolvement)，蔣介石並沒有；如果我們說列寧、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參閱Wolfe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蔣介石根本不是。
當蔣介石下級軍官出身的歷史學家黃仁宇提倡「大歷史」，呼籲從大處與宏觀來看待歷史事件與人物。其實治史原當如此，不過他從「大歷史」來看蔣介石，有意無意之間，以歷史之「大」來掩遮個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來解脫個人因素，個人的歷史責任就可推給不可抗禦的歷史趨勢，於是蔣介石的「有所作為」或「無所作為」，都成了歷史之「必然」而無可厚非，若加以譴責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謬誤!有趣的是，黃仁宇既認定蔣介石個人在「大歷史」中，身不由己，無可奈何，卻又說蔣氏建成「高層建築」，主持「人類歷史罕見」的「群眾運動」，以及在「統一的軍令之下」，動員三五百萬兵力抗戰，為「洪荒以來所未有」，為中國現代化鋪了路。(參閱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些論斷，且不說在思維上的矛盾，與史實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請共產國際的鮑羅廷當軍師，的確組織並發動了群眾運動，但是自從蔣介石清黨之後，已與群眾運動「劃清界線」，視為暴動，採取敵對的態度與鎮壓的政策。工會、農會一體解散，工運、農運頭目，迭遭殺害。被清除的共產黨倒是在「朱毛」的領導下，大搞特搞工運農運學運，與蔣抗衡。足見蔣自執掌大權之後，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他雖然「革命」不離口，以革命做標榜，實際行動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後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擊潰而失去大陸、退居海島的。一個自稱革命的人結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諷」還是「弔詭」？至於說抗戰時期「統一的軍令」，只是蔣介石的「夢想」而非「實際」，那「洪荒以來所未有」的「動員」，悲壯有之，凄慘更有之，幾乎毀掉了一個國家，於中國現代化絕對有礙，遑言「鋪路」？蔣介石建築的「高層機構」，無非是說他成立了一個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機構並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層，而同樣缺乏中下層的基礎，何足深論?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最後做這樣的結語：「蔣介石不是大獨裁者，他缺乏做獨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民主鬥士。縱使他有此宏願，他也無此機會。」(見前引書，頁四二七)事實上，蔣介石並不缺乏獨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軍隊外，還有中統、軍統等特務機關，所謂「藍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與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過希特勒的「集權」，又因中國幅員遼闊，「魔掌」尚不能涵蓋全域耳。正由於獨裁心態，他絕無可能有做「民主鬥士的宏願」；若有此宏願，則絕對有足夠的機會。且不論抗戰勝利後，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聯合政府，即使在美國的壓力下，完成政協決議而又故意破壞之。至少撤退到台灣後的四分之一世紀中，有足夠的時間與環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卻以一再違憲連任，嚴禁言論自由，使反對黨胎死腹中終其生。「無此機會」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實，大歷史的角度竟把歷史銅鏡看成哈哈鏡了。
蔣介石生長的時代，正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之勃興，在空前激烈的內憂外患震蕩下，仁人志士們的救亡意識特彆強烈。蔣介石身歷其境，具有顯著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操，原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我們細察他一生的言行，這位普遍被認為「深具民族主義」人物的愛國情操，並非如是簡單。他的反帝民族情緒很不一致，例如對英帝表現出深惡痛絕，而對美帝卻委曲求全，未免勢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國家民族利益與其個人利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不難看出，他常把個人與黨國的利益，二而為一，他的危機就是黨國的危機、他的挫敗就是黨國的挫敗、背叛他就是背叛黨國，例不勝舉。兩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時候，例如他「絕對反對」台灣獨立、美國託管，既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為無論「台獨」或「託管」都將動搖他的權力基礎，以及蔣政權的合法性。周恩來於一九五九年說：「民族立場很重要，我們對蔣介石還留有餘地，就因為他在民族問題上對美帝國主義還鬧彆扭，他也反對託管、反對搞兩個中國。」(見《周恩來統一戰線文獻》，頁三九七)其實並不盡然，哪裡僅僅是「民族立場」呢!蔣介石本身利益與黨國利益衝突的時候未嘗沒有；至此時也，孰輕孰重，便見分曉：在抗戰之前，他為了清除異己以穩固一己的權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蠶食鯨吞；抗戰期間，若非日本軍閥過於狂妄，不願意撤軍，他已準備承認滿洲國，接受長城以南的國土了；抗戰勝利後，為了拆中共的後台，不惜犧牲東北權益、出賣外蒙，以與蘇俄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他與史迪威鬧翻，似乎是因為不願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人，然而當國共內戰失利，竟主動要求美國全權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魯門拒絕耳。類此可見，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顯置於黨國之上。他是「皮」，黨國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最可表達他的心態。
然則我們又如何來看待這位歷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館」館長劉紹唐(《傳記文學》主編——編注)曾透露一則大內秘聞，說是大陸上大鬧文化革命之時，國民黨內策士議論紛紜，而蔣總裁一言搞定：「權力鬥爭是真，其餘都是假的!」且不論此一驚人之語是否完全正確或過於簡單化，至少透露出此語者的心術，並可從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里得到印證：「政治生活全系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這種不擇手段的以術謀權，原是打天下或爭天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項羽與劉邦，一個說「彼可取而代之」，另一個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都表現出這種野心，而蔣介石在發跡之前，於一九二一年歲暮，自滬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愛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聲(見《陳潔如回憶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