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書家謝澹如
瞿秋白先生在上海時，除了住在魯迅先生家中以外，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謝澹如先生家裡的。
謝澹如的家，在上海南市。在當時上海鷹犬密布之下，瞿秋白先生的安全，是隨時會發生問題的。他不住在租界上，偏偏要住在南市。這個抉擇，不僅夠大膽，而且是十分明智的。因為澹如家中富有，在南市有自己的房屋，四壁圖書，人又生得文靜，戴了一副金絲眼鏡，儼然是一位"濁世佳公子"，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家裡的往來人物。因此瞿秋白先生住在他的家裡，雖然地點是在當時中國官廳範圍內的南市，反而比外國人管轄下的租界更為安全。
澹如不僅曾隱蔽過瞿秋白先生，有一批很重要的革命文獻，也是由他經手收藏，得以逃過劫難。解放後完整無恙的交還給有關方面，曾經受到了褒獎。
澹如在解放後任上海魯迅紀念館館長。一九五七年我經過上海，特地到大陸新邨去找他。大家本是年輕時代的朋友，曾經朝夕相見，這時一別二十年，一見了面，歲月無情，彼此都改變了，幾乎認不出，但是細看了一眼，隨即相對哈哈大笑，喜出望外，想不到仍有機會可以見面。當時澹如的身體很不好，說患著很嚴重的胃病。因此後來參觀魯迅故居，要樓上樓下的跑一陣，為了不想辛苦他，特地辭謝了他的陪伴。
澹如是一位愛書家。自從有新文藝出版物出版以來，不論是刊物或單行本，他必定每一種買兩冊，一冊隨手讀閱，一冊則收藏起來不動。這當然很花錢，可是當時他恰巧有這一份財力。他又喜歡買西書，不論新舊都買，尤其喜歡買舊的，因此當時上海舊書店中人，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
我們的交情就是這樣訂下來的。他當然是創造社出版部的股東，又是通信圖書館的支持人。凡是有關"書"的活動，總有他一份。我也正是如此。
在當時上海那幾家專售外國舊書的書店裡，若是架上有一本好書被人買了去，那不用問，不歸於楊，即歸於墨，不是他買了去，就一定是我買了去。
有一時期，他自己還在虹口老靶子路口開了一家專售外國書的舊書店。
從愛跑舊書店到自己下海開舊書店，澹如的書癖之深，可以想見了。
澹如在上海南市紫霞路的家，也就是瞿秋白先生曾經寄居過的地方，在"八?一三"抗日戰爭中，已經毀於日軍的炮火。他的那一份藏書，不知可曾搶救出來？可惜那次在上海再見到他時，不曾向他問起這事。
他買新出版的書，和買定期刊物一樣，也是照例每一種買雙份，而且有新出版物必買，這樣繼續了有十多年。這十多年，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那一段時期，這時正是上海新文藝出版事業最蓬勃的時代，也是革命高潮迭起的時代。諸如所購存的這一份單行本和期刊，是非常完整的，因此在參考資料價值上極大。尤其是當時各地出版的進步刊物，他購藏得最完整。這在其時還不覺得什麼，時間一久，就成了重金難覓，非常可貴的文獻。因此他的這一份藏書若是不曾搶救出來，且不說在金錢上的損失，在文獻參考價值上的損失，就已經無法估計了。
前幾年彷彿在報上讀過，他曾經將自己收藏的一批早期秘密發行的進步刊物，捐獻給國家。也許他的藏書曾有一部分免於兵燹之厄，那將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他當然也藏有不少西書，但在文獻價值上，當然不能與他那一份完整的期刊和新文藝書相比。
至於我自己的那一份藏書，後來卻在那一次戰爭中完全失散了。我在一九三八年春天離開上海，經過香港到廣州，是隻身出走的，幾乎一本書也沒有帶。後來再過了幾個月，家人也避禍到香港，只是將我書桌上平時經常參考或是新買的幾十本書，給我順手帶了來，其餘都留在上海。
在這幾十本帶到香港來的書籍，全是西書，而且多是關於書志學的。我從廣州到香港來接家人和孩子，將他們安頓好，再回廣州去時，曾經從這幾十本書之中，挑選了十幾本帶到廣州去。後來日軍在大鵬灣登陸，廣州瞬即淪陷，這十幾本書連同我的全部衣物，又在廣州喪失了。
我留在上海的全部藏書，後來也完全失散。失散的經過，我至今仍不大清楚。總之是，我們離開上海時所拜託保管的親戚，他們後來也離開了，再轉託給別人。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這麼一再轉手，下落遂不可問。後來有許多朋友曾在上海舊書店裡和書攤上買到我的書，可知已經零碎的分散，不可究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