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肯塔基州諾克斯堡
春天再度降臨在一座座只有歡樂沒有苦難的城市裡。冰雪消融，萬物復甦。那場戰爭的第七個四月——也是我入獄的第三及最後一個四月，春天的氣息滲進牢房的窗戶。此時，我已像自己希望的那樣，過上了平淡而開心的生活。我在一所地區軍事監獄服刑。這種監獄只屬於第二級別，關押刑期為五年或五年以下的犯人。大夥都戲稱這種監獄是「成人託兒所」，令我感到非常好笑。
我很高興，幾乎所有人都把我淡忘了。監獄裡有個還過得去的圖書館。獄警允許我把書借回牢房看。牢房有扇窗，夠大，但太高，站在地上，根本看不見外面的情況。牢房又有張金屬寫字桌，跟牆壁相連。久而久之，我發現看完書後，可以把書疊放在寫字檯上，然後站上去，就可以望向窗外了。只要能在封皮越來越破的書上保持平衡，就能清楚地看見外面的操場、圍繞監獄的蛇腹形鐵絲網和鐵絲網另一側的樹林。樹林外面就是那個無聊的世界。我們這些戰爭的小害蟲，被世界徹底遺忘了。
剛入獄的幾個月，我花了很多時間，努力想理清關於那場戰爭的頭緒，並因此養成了一個習慣：一想起某件事，就在牢房牆上做個記號。我想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把這些記號排列起來，編成一個有條理的故事。直到很久以後，我仍記著一些記號所代表的內容。以前住這間牢房的某個人，在牆上留下了他名字的首字母「FTA」。「FTA」旁邊的鏡子下方，有段用粉筆畫的長線條，代表死在果園裡的男孩——那個男孩死後，默夫曾抱過他的腦袋。床鋪上方的那段線條，代表一個瞬間的想法。那是我們到達塔法的第一個夏天。那天，我們正沿著一條衚衕，經過許多縱橫交錯、密密麻麻的電線。炎炎夏日，那些電線投下稀稀疏疏、聊勝於無的陰影。我們前面，有個人拐向了跟我們相反的方向。正在拐彎的斯特林朝我和默夫揮了揮手，示意我們走上寬闊的公路。就在那個瞬間，我突然想到，默夫其實有兩個選擇，而我只是其中之一。與此同時，我問自己能否勝任那項任務，並且懷疑，那是否就是他媽讓我照顧他的意思和原因。沒記錯的話，做那個記號時，粉筆折斷了，所以那段線條比我打算畫的要短許多。這個選擇是錯覺；所有的選擇都是錯覺，就算不是錯覺，也是行不通的，因為一個選擇必須與當時當地、其他所有人的選擇對抗——什麼意思？刷成淺綠色的混凝土牆上，那段短短的線條看著就像粉筆灰「爆炸」瞬間的情形。誰能不顧一切而做出選擇呢？我們沒有獲得的那些選擇呢？比如默夫，因為死了，永遠無法獲得選擇了——我就是他沒有獲得的一個選擇。雖然很荒唐，但我仍記得那個記號及其代表的內容。最後，我終於明白，根本不可能把這些記號有規律地排列起來。因為，它們的位置是固定的，一旦落筆就無法改變，強行排列可能是錯的。我記起什麼，就隨手做個記號。那些記號正反映了那場戰爭的混亂和無序。八英尺長、六英尺寬的單人牢房，好似一個小小的宇宙。這個宇宙變得越來越混亂了。最後，我終於接受了下面的事實：世上唯一的平等之處在於，任何事物都在彼此脫離。
有時，獄警會來我的牢房，並看到牆上多了一些記號。但至於所有記號中，哪些是新的，哪些是舊的，他們一直無法區分。不過，少數幾個獄警對他們下班或休假前在我牆上看到的記號數有個大概印象，所以，等到再次開始四十八小時的輪班或休假回來後，他們至少能感覺出數量的變化。現在，我終於明白了，他們為什麼會認為那些記號是有一定規律的。畢竟，那些記號可能確實是有規律的，因為我承認，要是多坐一兩年牢，牢房所有的牆壁可能都會畫滿記號，甚至可能會根本看不見任何記號，只剩下幾面被塗成白色的牆——那樣的話，所有的記憶就連成了一片，好像那些記憶渴望變成把我關押其中的那幾堵牆似的。當時，我自己倒是希望那樣。但那些記號其實並沒有什麼規律，一切都是混亂的。獄警們似乎認為，我的那些記號具有某種意義，所以，要是他們理解錯了的話，絕對是可以原諒的。
獄警們會問：「離你最快的出獄日子越來越近了，對吧？」
「嗯，」我會回答，「我覺得自己肯定會獲得減刑的。」
「是啊，你肯定會獲得減刑的。你是監獄裡的模範。」
「也許吧，謝謝。」
「你一共記多少天了？」獄警們會指著牆上的記號問。經他們一問，我會意識到，自己做的那些記號，也可以用來表示過去的日子。
「肯定有九百八十三、九百九十了，對吧？快一千了？」他們會笑著問。
「肯定有。」我會回答，並想起默夫——由於尚未發現屍體，他暫時沒被計入死亡士兵人數。我會琢磨，要是自己沒撒謊的話，默夫是第幾個死的士兵。
出獄前的那個春天，默夫的母親曾來看過我一次。看得出來，等待我走進探視區的過程中，她一直在哭。
「你們不能出現任何身體接觸。不過，要是想喝咖啡的話，我可以給你們去倒。」獄警說。
剛開始，我不知道該對默夫的母親說什麼，但讓她先開口，似乎很不公平：她不僅得承受這一切，還得不到任何安慰和理解。她想指責我的話，完全是應該的。默夫的失蹤，是我造成的。我把他扔進了那條河。我隱瞞真相，是為默夫的母親考慮，但不管怎麼說，我無權替她做出那個選擇。不過，默夫的母親並未指責我。像大多數人一樣，她表現得很有尊嚴，沒有流露出內心的悲傷。世上總有那麼多悲傷，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在人前，大家習慣把悲傷深深地隱藏起來吧。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默夫的母親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應。
「就是想來看看你，你知道嗎？」
我低下頭，盯著油地氈。
「不，你當然不知道。」
接著，默夫的母親告訴我，那年十二月，一輛黑色轎車緩緩地來到了她家所在的小鎮。她的一個女性朋友打電話告訴她，那輛車正朝她家開去。那個女人看到，那輛車的副駕駛座上坐著個身穿軍裝的人。她對墨菲太太說，車裡的人表情很茫然，但他們馬上就要到了。
我想像那天，墨菲太太夫婦倆透過廚房的窗戶，望著屋外。雪下了整整一夜，那時還在下。門廊的屋檐、遠處的群山和周圍那些樹的樹枝上全都落滿了雪。整個世界一片潔白，沒有任何稜角和雜質。那輛車從馬路的最後一個拐彎處出現了，但墨菲太太夫婦倆似乎並未注意到。
當時，墨菲太太夫婦倆肯定看到了那輛車，但對它「視而不見」。他們僵立窗邊，一言不發，好像什麼怪病發作，全身麻痹了。雪下得稍微大了些。那輛車有如空白畫布上的一粒黑點，變得越來越大。墨菲太太夫婦倆仍獃獃地望著窗外。最後，那輛車停到他們家車道的小倒車坪上。未熄火的發動機發出空轉的聲音，雖然很輕，但仍聽得到。不過，墨菲太太夫婦倆還是沒動。上尉和隨軍牧師摘下帽子，開始敲門。直到那時，墨菲太太夫婦倆仍未離開廚房的窗邊。門上傳來輕輕的叩擊聲，表明上尉和隨軍牧師是真實的——完全真實的，但墨菲太太夫婦倆依然出神地望著窗外的轎車，一動不動，好像那輛車是上帝捉摸不透的神諭似的。
那兩人輕輕地推門而入。墨菲先生吻了吻妻子，然後戴起帽子，穿上外套，走出後門。那兩人說：「非常遺憾，您的兒子，丹尼爾，犧牲了。」墨菲太太沒有說話，只是抱著胳膊，望著他們，似在等看不見的第三方進行詳細解釋。但沒有人進行解釋。那兩人表現出男人應有的風度，並未見怪。最後，他們往墨菲太太手裡塞了一張卡片，卡片上記有他們下榻的地址——他們要等到天氣好轉才走。卡片上還有一個電話號碼。要是有任何問題的話，墨菲太太可以給他們打電話。
我邊聽墨菲太太講述，邊努力回憶那個時候，自己在哪。但我算不出時間差，也分不清自己當時到底在什麼地方巡邏——默夫死後，我冒著黎明前的嚴寒，繼續執行了無數次巡邏任務。默夫的母親說，她在原地一連站了幾個小時。最後，受她身體熱量的影響，冰霜覆蓋的窗玻璃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清晰的人形。等到她終於離開窗邊時，已是晚上了。她走出未關上的後門，發現墨菲先生盤腿坐在雪中。風捲起地上的積雪，有時甚至漫過他的腰部。空中飛舞的雪花，紛紛揚揚，落到墨菲先生的帽子和肩膀上，望去好像他身上蓋了塊裹屍布。他們就那樣坐著，一言不發。夜幕不斷降臨。
等墨菲太太講完那天的事，我們面前的咖啡早就冷了。已經過去了幾個小時，咖啡的熱氣完全消散了。墨菲太太心不在焉地拿起我們倆的杯子，把殘渣倒進另一個杯子，然後錯把盛殘渣的杯子當成我的杯子，遞還給我。
「我不知道會發生這一切。」我說。
「嗯，你當時怎麼想的，對現在沒有任何幫助。」
「是的，您說的對。」
墨菲太太執意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