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澤西州迪克斯堡市
只需看一下開頭，鄉村郵遞員拉登娜·墨菲太太就能發現，她收到的信不是出自兒子之手。事實上，她兒子並不經常給她寫信，所以給她寫那封信時，我猜想她可能沒有多少可以比較的參照物。她兒子人生的頭十七年，最遠不過離開她幾英里：五英里左右——丹尼爾 所處的位置和她最遠的送信點之間的直線距離；算上礦井深度，七英里——從布魯菲爾德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丹尼爾曾在西普山礦工作過三個月，經常半夜下礦井。同年秋天，丹尼爾去了本寧堡——當時，那裡是他到過的離家最遠的地方。在本寧堡，丹尼爾偶爾會在熄燈前信手給母親寫封簡訊，講講他對紅土的看法和在喬治亞州星空下睡覺的樂趣。時間允許的話，他還會在信中做一些保證，好讓母親放心，就像我和他當時那個年紀的人經常向家人做保證那樣——我們的保證既是對家人說的，也是對自己說的。丹尼爾剩下的人生是跟我一塊度過的。從在新澤西州，列隊時他出現在我身邊的那天算起，總共十個月左右。我還記得遇見他那天，地上的積雪沒過了我們的靴子，所以向左轉、向右轉的時候，我們腳下只發出輕微的沙沙聲。從那天到他死去，總共十個月左右。十個月的時間看似很短，但我此後的整個人生將永遠擺脫不了那段時間的陰影。現在，那些日子有如無休止的爭吵，令我終日心緒不寧。
過去，我一直認為：人得先變老，然後才會死。直到現在，我仍覺得自己過去的這個想法存在一定道理，因為認識丹尼爾·墨菲的那十個月里，他的確變老了。可能是想讓事情顯得合乎情理吧，我曾拿起鉛筆，以一個死去男孩的名義，給那男孩的母親寫了封信。當時，我認識那男孩的日子不算短了，知道他不會用「媽」這個字稱呼母親。我知道很多東西，真的。我知道丹尼爾家所在的山區，每年十一月就會下雪——這是真的，有時十月就開始下了。但後來，我才知道他母親是在紛飛的大雪中看那封信的。那天，他母親把信放在副駕駛座上，然後開著右側駕駛的吉普車，順著之字形的山路繞來繞去，艱難地回家。頭天晚上下了整整一夜的雪，他母親的吉普車在白色的積雪上留下兩條清晰的車轍。他們家的小屋位於一片正在「冬眠」的蘋果樹中——丹尼爾經常說起那片蘋果樹。駛上家門前那條長長的石子路後，他母親不停地轉頭，瞥一眼旁邊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身為一名鄉村老郵遞員，看到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他母親當時肯定感到非常奇怪，總覺得自己看花了眼。剎車後，那輛一九八四年產的舊吉普車在雪地里繼續滑行了幾英尺。沒等車子停穩，他母親就用雙手捧起信。那一刻，她感到既驚喜又害怕。
過去有段時間，要是你問我，是否認為下雪具有什麼特殊意義，我可能會回答是的。默夫走進我生命的那天下著雪，他母親看到我寫的信的那天也下著雪。我可能會覺得這並非巧合，而是具有某種意義。當時，我可能並不相信自己的這個想法，但肯定願意相信它。我們都樂於相信一再聽到那句話：雪是種特別的東西。漫天飛舞的雪花中，沒有兩片是完全相同的，永遠如此。我曾在自己的小屋裡，透過窗戶，觀察下雪的情景：片片雪花彷彿鴿子中槍後掉下的羽毛，紛紛揚揚，慢慢飄落。在我眼裡，那些雪花全都一模一樣。
我現在知道，寫那封信是件可怕的事。我不知道的是，跟自己做的其他所有可怕的事相比，這件事到底有多麼可怕。有段時間，我曾不再相信，世上存在什麼具有特殊意義的事情。秩序只是觀察到的偶然現象。現在，我已接受了下面的想法：生命的某些部分是重複的，在不同的兩個日子發生同樣的一件事，並不意味著出現了所謂的奇蹟。我真正能肯定的只有，不管自己活多久，也不管是怎麼活的，天平的兩端永遠都不會達到平衡——人生是不公平的。默夫必將活到十八歲，也必將死去，而我則將帶著永遠不可能兌現的諾言，抱憾終身。
我從未打算許下所許的那個諾言，但那天發生了一件事。還記得那天，默夫原地轉身，穿過隊列的缺口處，站到我們班的隊伍中，我的身邊，然後抬起頭。他在微笑。陽光流淌在那些小雪堆上，耀眼的光芒刺得他微微眯起眼睛。他的眼睛是藍色的。經過了這麼多年，我仍記得以下這個畫面：他背著手，擺著稍息的姿勢，轉過頭來對我說話。瞧他在我記憶里的樣子，好像想說什麼要緊話似的——不管說什麼，都將比我此後聽到的所有話都要重要。但其實，默夫當時並沒有任何特別之處，而且只是輕輕地招呼了一聲「嗨」。他個子才到我肩膀，所以聽到那個聲音時，我們的新班長斯特林中士並沒有看見他，還以為是我在說話。斯特林咬牙切齒地瞪了我一眼，厲聲喝道：「稍息的時候，閉上你他媽的臭嘴，巴特爾！」後面的事就不用說了。總之，那天發生了一件事：我遇到了默夫。隊列解散了。營房的背陰處很冷。
「巴特爾，墨菲，你們倆給我滾過來。」斯特林中士喊道。
斯特林是在調動命令下達後派到我們連的。他參加過把伊拉克趕出科威特的海灣戰爭，到過伊拉克，還得過勳章，所以即使軍銜比他高的，都對他另眼相看。不過，我們敬重他，並不只是因為他到過伊拉克，還是因為他嚴厲但公平，而且認識越久，就越覺得他能力出眾。斯特林跟軍中其他士兵和軍官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比別人更「專業」。在銀裝素裹的硬木林進行野外演習時，他的整個上半身跟手中的步槍融為一體，腳下則時而原地轉身，時而果斷地邁步前進。一走到林中空地，他就會單膝跪下，不慌不忙地摘掉頭盔，露出剪得很短的金髮，同時邊用藍色的眼睛掃視林邊的灌木叢，邊側耳傾聽。每當那時，我就會盯著他，注意他的一舉一動。我們整個排的人都會等著他做出決定。在他指出一個方向，讓我們前進時，我們便會毫不猶豫地聽從。不管他怎麼走，我們都放心跟著他。
我和默夫走到斯特林面前，擺出稍息的姿勢站定。「你，小鬼，」斯特林說，「我要你什麼都聽巴特爾的，明白嗎？」
默夫看著我，沒有回答。我使了個眼色，讓他趕緊回答，但他沒有反應。於是，斯特林對著默夫的腦袋抽了一巴掌，把後者的頭盔打落在地。十二月的寒風捲起地上的積雪，在頭盔附近飛舞。
「是，中士。」我替默夫回答，然後拉著後者，朝我們營的營房門口走去。營房門口的雨篷下，二排的幾個人正聚在一塊抽煙。斯特林在我們身後喊道：「你們兩個傢伙真得上點心。這不是鬧著玩的。」
我們走到營房門口，轉過身，看見斯特林雙手叉腰，仰著腦袋，閉著眼睛。天色越來越暗，但他仍待在原地，沒有動，似在等待夜幕完全降臨。
我和默夫走上營房三樓，走進我住的八人間宿舍。我關上宿舍的門。其他人都出去參加晚上的活動了，營房裡只剩下我們。「你分到鋪位和柜子了？」我問。
「嗯，」默夫回答，「在走廊的那頭。」
「去換到我旁邊來。」
默夫慢吞吞地出去了。我邊等他回來，邊琢磨待會該對他說些什麼。我已經在部隊待了兩三年。對我來說，部隊差不多是逃避人生的好地方。當兵這幾年，我一直小心行事，上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沒人向我提出過太大的期望，我也從未要求過什麼回報。此外，我從沒怎麼擔心過上戰場的事，但現在真的要上戰場了，我卻還在努力尋找與此相關的、對於未來的緊迫感。我記得當時，進行新兵訓練期間，其他人全都擔心得要命，我卻有種解脫的快感，因為我覺得，自己以後再也不用做什麼決定了。這好像是自由了，但即使在那時，這種表面的自由仍讓我心裡難安。最後，我才知道，自由並不意味著不用擔責任。
默夫抱著沉重的裝備，踉踉蹌蹌地回來了。他有些地方長得很像斯特林，比如金色的頭髮和藍色的眼睛，但跟斯特林相比，他顯得普通很多：斯特林身材修長、勻稱，默夫不是——他不胖，只是相形之下，顯得矮墩墩的；斯特林的下巴簡直就像教科書上的幾何圖形，默夫的五官卻微微有點歪，儘管不太容易看出來；斯特林不苟言笑，默夫正好相反。也許，我看到的只是無處不在的現實吧：有些人優秀，有些人普通。斯特林屬於前者，儘管有時，我看到這一現實令他自己大為光火。斯特林剛來我們連時，上尉向我們介紹說：「斯特林中士肯定會登上他媽的徵兵海報，弟兄們。記住我的話。」隊列解散後，我經過他們倆身邊，聽到斯特林對上尉說：「我永遠不會叫人那麼做的，長官，永遠不會。」說完，他從上尉身邊走開。向我們介紹過程中，上尉還說過，斯特林得了許多勳章——上尉說這話時，嫉妒之情溢於言表。但我發現，斯特林的軍服上並未佩戴任何勳章。戰爭同樣需要普通人。
我們把默夫的裝備放進柜子，然後面對面，分別坐到兩張下鋪上。頭頂的熒光燈照得宿舍非常明亮。透過沒有窗帘的窗戶，可以看見外面的黑夜、雪花、幾點路燈和對面幾棟營房的紅磚。「你家在哪？」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