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計畫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在頭幾個月里，我們挨個住過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區內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這些旅店又臟又臭，破破爛爛，搖搖欲墜。早晨，我們用酒精 爐熱牛奶，用瀉藥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種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萊絲卡」，羅拉從某個電影廣告里發現了它的好處：在節奏很快、動感強烈的動畫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將「艾萊絲卡」迅速撒到熱牛奶里，滿意地吸溜進那杯難喝的液體，然後心滿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國，所有人都習慣了吃替代品度日，我們從來都不沾那種難吃的營養品。但是「艾萊絲卡」非常便宜，而羅拉對每一蘇 都精打細算。在德國時，我總是住在豪華酒店或將軍遺孀們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種用品任你選用；而在巴黎，客房裡連櫥櫃都沒有，我們只能將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掛在衣架上，然後罩上一條床單。盥洗池裡總冒出一股排水溝的惡臭。旅店號稱有「熱自來水」，為此要付很多錢，但事實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會從水龍頭裡流出很少的熱水。我們生活在一種哈喇難聞的貧寒里。我們去聖日耳曼大道上一家髒兮兮的小飯館用午餐，那裡會將常客使用過的桌布收起來，留到第二天繼續使用，這樣我們可以節省每日的「餐具費」。這家飯館還賣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難吃的燴蔬菜、用發酵粉做的麵條。我們二十個人圍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條的油煙味里。在大堂盡頭，在沒有遮擋的爐火前，一位穿著髒得簡直出乎中歐人想像的廚師服、滿頭大汗的傢伙在炸馬肉餅。即便我們離開了那裡，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煙味，幾個小時也散不幹凈。
我們從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臟。開始那段時間，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實的潔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從聖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館要跑回家洗好幾遍手，因為在咖啡館裡不管碰哪兒都黏糊糊地粘手，那裡的衛生間看上去就像一列載滿鬧痢疾士兵的戰時救護專列上的廁所。在我們住過的大多數旅店裡，要花幾個小時說服房東們為我們這些外國「小資」準備洗澡水；我的衛生需求在他們眼裡，簡直就是別出心裁、恬不知恥的異想天開。在旅店和咖啡館裡，我們隨地都能踩到傳統的鋸末，鋸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為的是不把地板弄壞。我們體驗的一切都跟我們過去學到、想像的樣子「不同」。我們膽戰心驚地住在巴黎。法國人講話我們聽不太懂，他們語速飛快，大多數場合我們只能禮貌而尷尬地點點頭，權當是回答。我們無親無故地住在城裡，我們誰都不認識，那時候中歐的外國人還很少敢去凱歌高奏的巴黎。我們對法國毫無了解。我們只認識一位匈牙利畫家，還有幾位設計師和學生。這些傢伙整日閑泡在蒙帕納斯街區的咖啡館裡。但是，我對那些整日被來自兩大洲的「波希米亞」流民佔據的咖啡館十分痛恨。我更喜歡在學生街區，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消磨時光。
開始那段時間，我們在巴黎毫無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像的方式感到無聊。這種無聊，我們誰都沒向對方承認：每天早晨我們都發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證明我們在這裡生活得多麼愜意，我們離開柏林來到這裡是多麼的正確……每天早晨，我都一個人去巴黎城；羅拉留在家裡洗熨衣服，因為我們沒錢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說，巴黎的洗衣店會過度漂洗我們精良的內衣。在這座城市，一切都讓我痛苦不堪。我厭惡寬大的法式雙人床；但我們卻努力向彼此證明，這張床是多麼漂亮啊，讓人感到親密和舒適……開始那段時間，我的身體一觸到漿洗挺括的法式床單，就會感到涼氣上躥，渾身起一層雞皮疙瘩。羅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電熨斗熨燙，直到旅店裡發現耗電增多，引發爭吵。之後，快到中午時，她也出門「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數時候只待在塞納河左岸的老區；她最遠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館，去到「蓬馬歇」百貨商店的櫥窗前，看著「巴黎新款」出一會兒神，之後坐到盧森堡公園，在那裡看看街景，直至從萬神殿後面傳來正午的鐘聲。這時，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餅的飯館，坐到鋪了紙巾的桌前，在那裡等我。我們就這樣生活了好幾個月。
我也不敢走太遠。早上，我從家裡出來，坐到聖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館裡，連蒙帶猜地點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飲料，因為我看周圍幾位酒糟紅鼻頭的法國人都在喝它；我手裡拿一份新買的法國報紙，觀望街景，就這樣無聊地泡到中午。我說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這裡的一切都與眾不同，一切都很「歐洲」，只在這裡存在真正的藝術和文學，只在這裡住著文化修養很高的市民們，所有能夠住在這裡，住在法國人中間的人都會中彩票。在雙叟咖啡館裡，每天下午匈牙利畫家都指指點點地給我介紹「名人」——名人們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裡的有畫家安德列·德蘭 ，作家杜亞美 ，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大人物，達達主義的明星們，懷著無窮無盡的藝術思想在灰底子上畫黑點的超現實主義者們。我們滿心虔誠地坐在陰影里。就連羅拉也驚嘆不已，按理說她通常不會根據鼻子的形狀、手勢和音調判斷一個人的。午飯後，羅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對面教堂的大門口看一場場葬禮。那是燥熱的秋季。我感到無聊至極。我沒有心思看書，我只會一點法語，我羞於在巴黎的咖啡館裡翻著字典讀法文書。在柏林，每天都會「發生什麼」。在巴黎，什麼都沒發生……
有的時候，我們下午穿過林蔭大道去塞納河右岸，站在聖馬德萊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場的轉門前——在發出一陣驚嘆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朝旁邊挪挪，哪裡都不敢進去。（過了好幾年後，我才敢進入盧浮宮。）有一次我們去歌劇院。羅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腳地縫了一件晚禮服；但是我們自慚形穢，精神緊張，感覺自己是鄉下人、外國人，不是本地人，於是垂頭喪氣地回到拉丁區。只有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我才會有回家的感覺。我對那裡的幾條街道和房子已經非常熟悉。我喜歡在天文台周圍散步，溜達到女士大街，或從解剖研究所前走過，在潮腐的秋日，透過敞開的窗戶，飄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敗葉鋪地、污跡滿街的環境下，這種消毒用的藥液散發出某種文明、衛生、可以信賴的氣味……我們根本不敢去劇院。我們生活在法國人中間，但是我們越來越覺得，想要結識一位法國人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闆都不跟我們搭話。我怕他們。我害怕，因為他們是陌生人，是「歐洲人」。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勝利者」，他們是另一類人，敵人，凱歌高唱的種族。在那一年裡，每個法國人嘴裡談論的都是勝利。強大、好戰的一代人統治政壇。就連街角賣雜貨的小販，也張口閉口就是「勝利」和「榮光」。佔領魯爾 ，對許多法國家庭來說都感覺像是一樁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館裡，我遇到了少年時代法語女教師克雷門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國律師，嘴裡總是叼著煙斗，停戰已經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講，總抱怨德國兵在戰爭中的傷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裡，獲勝的父輩們總喜歡在人前慷慨陳詞。我感到困惑，孤單。而另一個巴黎，那個「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麼都沒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從文學作品裡品味到的那個寧靜、溫和、謙虛、含蓄、充滿平民化的生活愉悅的城市。暫時，我們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個野蠻、帶著惡意的城市裡。每星期我們都做出決定，必須儘快離開這裡。
然而，我們留了下來。為什麼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沒有任何「事」可做。有時我去索邦大學，但只是去那裡逛一逛，聽聽課，我再也沒有正式修學業。有的時候，我去國立圖書館翻閱雜誌，我意識到，在各種日報和報刊亭里賣的那些雜誌背後，有一個在從沒聽說過劇名的時事諷刺劇中尋求表達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國，那裡的情況跟我通過官方途徑獲知的法國毫無任何相似之處。「運動」，隱在「黨派生活」的背後，在雜誌裡面醞釀，發展。一份軍事專業雜誌《法國軍事》以肯定的態度評價了紀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時事諷刺劇，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徑，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種精神；大辯論在別的什麼地方進行著，在朦朧的地帶，在陌生的講壇。我不大理解它們之間的關聯，只是出於本能地關注和了解。
不管怎麼說，我留了下來。三個星期過去了，三個月又過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沒有櫥櫃和浴室、散發著排水溝臭氣的客房裡。我們的錢越來越難掙。我們慢慢變賣掉所有的一切。羅拉搜羅出幾副小首飾、一枚戒指、一隻舊望遠鏡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門去了拉斯巴依林蔭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爾寄來幾個馬克，考紹的報紙也付給我一點專欄稿費。德國人深陷在貨幣貶值的漩渦里，現在連一枚銅幣也不寄給我。我們賣掉衣服，就為了能去吃頓晚飯。這一切我們既不覺得羅曼蒂克，也不覺得刺激好玩。在巴黎當窮人，是一種殘酷的娛樂。我們身無分文，毫無浪漫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