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記性不好。某個時期、某個人的相貌以及與他的相識相交，都像細沙一樣從我記憶的篩網裡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對那些排成重要而鬆散隊列的「事件矩陣」留有記憶。在這個矩陣里，就像凝凍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蟲，凝凍了一個個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徵性生命。在我的記憶中，被我拋棄的人對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記憶中的死者相仿。我是個忘恩負義的記憶者。總有一個又一個人從混沌中顯現，周圍堆積著記憶的煙靄，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須清除那些隨舊日潮汐捲來、早將重要記憶掩埋的垃圾。關於我在青年時代生活在國外的那最初幾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個名字，有男有女，他們都扮演過「角色」——那時候我很喜歡他們，他們有時會在我的生活中扮演「決定性的」重要角色。他們中間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過架；今天，或許我能記起打架的場景，但已經說不出他們的名字。在那段時期，我結識了許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離法蘭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經連她的名字都記不得了。在我出國的早期，只有一個人活在我的記憶里，那就是女伯爵。後來，漢斯·埃里希就像一個影子，經常浮現在我的眼前。在我們之間有過什麼東西懸而未決，可能是種族差別，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著我來到柏林。
法蘭克福歷險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記憶之外，她在我記憶的堤壩上栽倒了。我沒能愛上她，甚至對她不感興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負的女人，身材很高，頭髮金黃。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個家庭旅館裡，後來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時間，我給她寫信或打電話，後來就膽怯地退縮了。她是突然與誰邂逅，還是返回了法蘭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記不得她的眼睛和聲調，只記得她的姿態，驕傲的相貌和修長、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時代的愛情記憶，就這樣由大腿、胳膊和動作組成。當面孔也浮現在肢體之間，說明青春期結束，男人期開始。
我在布呂切爾大街，在火車站對面的一棟紅磚樓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車站設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響的鐵路橋上，那棟居民樓讓我聯想到希特風格的匣子式建築。樓里沒有電燈照明系統。在木樓梯上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咯吱的聲響；大多數住戶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棟無產者聚居的公寓樓，住滿了房客，房客們大都過著由柏林垃圾組成的夜生活。住在樓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當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幾條街之外，住到條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區里。但在第一時間，我就出於本能決定住到這裡，住到點油燈、講方言、每個人在別人眼裡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區，午夜，警車刺耳的鳴笛在街巷裡回蕩。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要在這裡尋找的並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尋找人的溫暖、親近和某種真實性。我痛苦於孤獨，痛苦於那種造作的偽文化的孤獨，那種孤獨在我的成長期和後來不同尋常的法蘭克福時期，都像某種特殊的氛圍包繞著我，就像從原始物質上脫落的邁泰奧拉 。
在我周圍漂滿了浮冰狀的孤獨。這要比焦慮的孤獨更嚴重：發自我的內心、我的本質、我的記憶。作家絕望的孤獨，已經成為了生活態度。我「親近過的」那些人，都處於同一個文化培養基內，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事業上前進或墜落，只相互發出光的訊號。在法蘭克福，我們踮著腳尖走路，口齒不清、煞有介事地談論瑪麗·魏格曼 的舞蹈或共產主義。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開，我自己也慢慢顯得博學。空氣里塞滿了口號。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唯美主義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會了我相似的口號，但是與此同時我意識到，我對現實一無所知。我覺得，我的腳必須踏回到地上。我必須憑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獲取經驗。現實可以說無處不在，同時發生：無論是在書籍里，還是沙龍里，都跟在妓女們身上，在與我一同夜飲啤酒的健碩士兵們身上，跟在斯泰提納·班霍夫街區我的房東們身上，跟在那些由於我遞上一張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請我作為「外國媒體」成員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瑪部長們身上沒什麼兩樣。我惶恐而決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過的舉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認為，她們跟這座城市的關係最為貼近。但是托馬斯·曼和文學，通常來講要比這個或那個女人對現實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來，「現實」就像一篇不應該跳過又沒完沒了的「課文」，一開始讀，就差不多要忘掉。
在我住布呂切爾大街那段時間，日子過得稠密，有股原始的味道。當女伯爵把我帶到工人們中間，我不僅懷著各種各樣的良好願望，還帶著研究的目的。工人們就這樣生活。工人們的精神生活就這個樣子。工人們喜歡讀這位和那位作家的作品。現實中，工人們讀各種各樣的書，不僅僅讀「革命」文學，他們中有不少人更愛讀、最欣賞庫爾茨—馬勒 的小說。工人們對於道德、婚姻與愛情，也有著與我們的期待不同的思考，他們對革命的渴望也跟社會主義理論中所寫的不同，他們當中肯定也有不少人根本不覺得世界革命有多麼急迫。大部分工人滿足地住在房子里，他們有收音機，預訂報紙，去劇院看戲看電影，領失業救濟金；儘管過得並不寬裕，但那些年在德國沒有人會餓死。現實與我們的想像並不相符。現實情況看上去跟我們想看到的樣子截然不同：有時更糟，有時更好，總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我更多意識到的是，人們深受普遍而可怕的神經症折磨，在這個方面工人們跟女伯爵或貴族們並無區別。「健康人」跟白象一樣稀有；人們抱有深深的偏見，在三百年的天主教統治之後，德國人開始習慣於政治思考。在這些人的言行舉止里有著某種機械和固執。只有在這裡，公務員們戴十厘米高、硬邦邦的立領；在「自由」中有著某些他們並不知曉、難以忍受的東西無從解決，無可慰藉。
在柏林，剛開始的時候我逃避自我。我不去文學咖啡館，不鑽孤獨的迷宮，不給熟人打電話。我在布呂切爾大街租賃房裡隱居，就像一個逃債者。房間是一位經紀人租給我的，煤油燈照明，牆上掛著宗教題材的東西，地板上撒滿綠色的粉末，由於房子里有許多蟑螂，所以撒了某種殺蟲劑。在那之前，我從來沒住過這樣的地方。我搬進去後，整整四天沒有出屋，我買來紙筆，晝夜「工作」。四天四夜，我寫了一部戲劇，為此我在法蘭克福已準備了一年。那部戲寫得並不好，後來被一位經紀人買走了，在一座德國小城市的實驗劇院上演，但遭到令人蒙羞的失敗。那時候，「成功」對我來說並不那麼重要。但是，我在柏林的前四天，第一次敢在生活中構建什麼。從那之後，我十五年沒有再碰戲劇，打消了所有嘗試的念頭。在柏林，在爬滿蟑螂、點煤油燈的客房裡，我頭一次感覺到當一個人在憑空創作自己的某種想像時所能感受到的那種特殊的興奮與揪心的責任感。某種並不完美但屬於他自己的東西，某種從前、今後都不會有人為他代勞的東西。那是一種令人驚駭的感覺。第一次感受到它的人，多少會感到在生命中迷惘，失掉一切，不知道該怎樣應對這種突如其來的生命感受。在四天四夜忘我的狀態下——在某種冰冷和極度的忘我狀態下，我坐在布呂切爾大街的客房裡，密密麻麻寫滿了好幾疊稿紙，隨後將手稿塞進皮箱，試圖忘掉這次嘗試。我出門去逛柏林城。在我周圍有什麼東西活著並咚咚拍案，鼓勵我工作。我感覺到力量、誘惑、巨大人群與機會。我生活的新階段開始了，而且開始得並不賴。
在柏林，我開始了意外的歷險：青年時代的歷險……現在我已經明白，青年時代並不是能用時間來衡量的生命階段，它只不過是一種狀態，其開始和結束都不能用年份標記。青年時代既沒有伴著青春期開始，也不是在某一天（比方說，在我們四十歲某個星期天下午六點鐘）結束。青年時代，這種格外奇特、根本不是「暴風驟雨式」的生命感受可以在我們最不經意的時候，在我們對此毫無準備且無特別期待的時候發生在我們身上。這是一種憂傷、純潔、無私的狀態。你不由自主地被各種力量所席捲。你也為此倍感折磨，還有一點羞慚。你想儘快地度過這段時光，變成留胡蓄鬚、滿口都是原則和冷酷而明確理論的「成年人」。有一天你睜眼醒來，發現四周是別樣的照明，別樣的客觀含義，別樣的詞語意味。從你護照上寫的資料和你身體儲蓄的能量來看，你還很年輕；也許從幻想破滅和責任感的意義上說，你還沒成為一位男子漢。但在青年時代的初期，那種蟄伏的、怨惱而無辜的狀態已經在你身上發生了，已經有別的什麼開始替代它，生活的一幕過去了。我從魔法中醒來，感到驚訝不已。這是一種怎樣的「已經發生過了」的感覺，跟任何種類的肉身體驗都截然不同，但在內心深處苦澀滋生，幻想短暫易逝。只要青年時代尚未過去，你就會刀槍不入。
毫無疑問，我的青年時代是在柏林開始的。對於那種狀態，人們後來以青年時代的名義驀然回溯。每天醒來，我都感覺在我的身上發生了什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