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上站了兩名士兵，他們穿著瀟洒的系帶式過膝長靴和灰綠色制服，制服看上去更像獵裝風格的運動裝。他們將戴著手套的兩手抱在胸前，用冷漠的目光警惕地望著那列向西行駛、眼看就要散架的客貨混編列車。
「快瞧啊，」我對妻子說，「這裡已經是歐洲士兵把守。」
我異常興奮地盯著他們，心臟已跳到了喉嚨口。我感覺自己就像一位深入險境的旅行家，就像斯坦利 或斯坦因·奧里爾 。當時，我們兩人都很年輕。我剛滿二十三歲，剛剛結婚幾個星期。羅拉 坐在車窗旁，坐在這列已被法國人淘汰的列車上，這列火車曾經跑過巴黎沿線，如今被流放到臨近德國—比利時邊境的窮鄉僻壤——亞琛。包廂里的窗戶缺了一塊玻璃，被扯斷的橡膠封條耷拉著，破舊的行李網低垂著，座椅裡頭露出了彈簧。「給他們用這個就不錯了。」當這列舊車被調到亞琛時，法國鐵路公司巴黎辦事處的人這樣想。的確，我們能搭乘這列火車旅行已經很知足了。我們坐在沒有玻璃的車窗旁，凍得渾身哆嗦，盯著那兩位「歐洲」士兵（從德國邊境起的幾公里路程，火車由英國人開），一想到這個我就牙齒打顫。
噢，在比利時—德國邊境上，我們就像沒見過世面的非洲人！在我們眼裡，這一切是多麼「歐洲」啊：這列氣味酸臭、顛簸搖晃的火車，那位挺著啤酒肚、穿著印有銀灰色字母的外套、好像渾身蓋滿郵戳似的比利時檢票員，那盞掛在車廂棚頂、光亮微弱、噝噝作響的煤油燈，那張可以從考薩旅行到波普拉德菲爾卡的火車票……毫無疑問，車廂破爛座位上垂下的穗子，還有我們在沿途火車站購買的煙灰色、很難吃的法國巧克力，對我們來說都很「歐洲」。夏末帶著尖酸煙味的「歐洲」空氣吹進了包廂，包廂內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們的焦慮和自我意識，都讓我們感到自己非常的「歐洲」。我們牙關咬緊，內心堅定，我已經感覺到巴黎正在向我們招手……（後來，在所有誤入巴黎的中歐人身上，我都能體會到這種渾身發抖的優越感）我們是多麼的好奇啊，激動得感覺脊背躥涼。那時候，我們已經讀過「全部的法國文學」——我讀了左拉的書，讀了阿納托爾·法朗士和莫泊桑的幾部小說，只要有匈牙利文或德文譯本的作品我都讀了；多多少少我聽人講過一點柏格森，我「了解」法國歷史，但主要是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到現在的這一段歷史。
我們知道法國香水和頭油的品牌，我用原文讀過波德萊爾的幾首詩。巴黎就像一座「高大的巴孔尼山」，奧迪 曾在那裡駐足徘徊，咀嚼他那類人命運的痛楚，與此同時，他們肯定喝了許多苦艾酒，摟抱過許多「穿蕾絲襪的法蘭西女郎」。是的，我們並不是野蠻人，我們預習了許多西方的功課。瞧我們的打扮，是不是跟法國人一模一樣？（後來我們發現，我們打扮得比法國人「更優雅」，我們的穿著跟西方的男女有明顯的不同。）我們是否拜倒在法國女郎的石榴裙下，過著優越、舒適的市民生活？我們是否跟女教師克雷門汀學習法語？我們的女士們是否緊追「最新潮的法國時尚」？……沒有，但我們確確實實了解了西方文化，我們十分自信地前往巴黎，我們的階層和我們的教養不會讓我們在那裡感到自慚形穢。
既然這樣，為什麼我們還要坐在西方人派來接我們的冰冷、腌臢的車廂里？為什麼我們懷著羞怯與驚恐坐在這兒，就像鄉下的親戚進城拜訪有錢有勢的大人物那樣又清嗓子又擦皮鞋？想來，「西方文化」套在我們身上有點鬆鬆垮垮，就像讓非洲人穿燕尾服。我們的神經出於自罪感而進行反叛。我們在歐洲的大門口開始懺悔，「西方」畢竟不同於阿納托爾·法朗士著作蹩腳至極的匈牙利語譯本，不同於奧迪的巴黎印象，不同於法國時尚雜誌和法國刮鬍刀，不同於在學校讀的歷史課本，不同於在家鄉日常會話中很容易被接受的、糟糕透頂的法語發音。我們開始猜測——其實只是出於在比利時—德國邊境上對周圍氛圍的印象！——西方人理解的市民概念，跟在我們國家所理解的並不相同；它不只意味著四個房間都有蒸汽供暖，有僱用的僕人、書櫥里的歌德著作、優雅的紳士談吐、對奧維德 和塔西佗 作品的了解，這所有的一切只不過是對一種文化最表面的接觸，跟我們現在前去造訪的另一種真正的市民社會只存在皮毛的聯繫。我們通過自己十分敏感的神經感覺到困惑，感覺到在南特 做一位市民跟在我們的「大城市」考紹 不完全一樣；在我們家鄉，市民們感到尷尬內疚，我們試圖像小學生一樣勤奮地履行市民階層的義務，不遺餘力地文明化。在南特，人們很可能只是生活在一種生活方式里，並沒有特別的階層野心。我惶惶不安地環視四周。我感到恐懼和緊張，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一遇到某道難題，就想通過自身的勤奮和讓他人敵視的方式予以解答……我暗下決心，一定要符合歐洲氣質。
羅拉聰明地坐在車窗旁，望著歐洲沉默不語。在後來的現實生活中，也總是出現這種情況：我說話，她沉默。她和我出生在同一座城市。我們倆相識已久，可以追溯到神話般的童年時代，換句話說，我們只使用符號性的語言；從我倆出生的那天起，我們就共同呼吸同一座城市、同一個階層、同一個人口密集的州的空氣，當然，我們遇到的事情並不取決於我們。她用聰慧的目光眺望窗外，惴惴不安，因為她帶著與生俱來的危機感來到歐洲，她知道，「她必須格外小心」。我則左顧右盼，坐立不安，口無遮攔地喋喋不休。她靜靜地聽著，偶爾說一句這類的話：「在柏林要多買些漱口水。現在那裡肯定會便宜一些。」我在過邊境時想到的是，柏林的煙斗或長筒襪弔帶會比巴黎便宜。假如她說的要買的是這些東西，會更合我意。
「歐洲士兵」走到車窗前，他們踱步的樣子，就像家鄉的老爺們晚上打完獵回家。按照英國人的習慣，行李都放在公共使用的行李車廂，不給憑據。我問他們，到了巴黎我怎樣可以取回我的行李？「到時候，你指一下就行。」其中一位士兵回答，表情顯得非常驚詫。
「他們會相信嗎？」我問。
那人從嘴裡取下叼著的煙捲。
「您說什麼？」這位歐洲士兵不解地反問，帶著誠實的想像和不大友善的傲氣反問，「您總不會撒謊吧……？」
他用英語跟同伴說了幾句什麼，搖搖頭繼續往前走，不時懷疑地扭頭看看。
火車開了，羅拉始終一言不發。大概她也感到好奇，但她只用審慎的目光眺望風景，似乎所有的變化與陌生都令她害怕。她在德國時沒感到害怕，也許，她現在正為離開那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感到遺憾；在那裡我們行動自如，德國的城市，德語，那裡的生活習慣，那個龐大的帝國，對我們來說是那麼熟悉可信。在那裡，我們往麵包片上抹植物黃油，女士們戴著樣子滑稽、小孩子式的皮帽子；但在那裡，我們一起到雷恩哈特劇院看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和《格拉夫·馮·夏洛萊斯》，看完之後我們覺得，世界上的劇院都差不多。我們覺得德語挺有趣的，我們的情緒也挺輕鬆（一個人要想了解一個民族的「不同之處」，還需要花費很長時間！），還有德國人的住宅、華麗的服飾或我們住在那兒的親戚，都會讓人感到開心。據我們觀察，雖然德國人觀察世界的態度有幾分戲謔，但又並不是不可愛。從本質上說，他們總是很真誠。這個大民族尊重所有的外國人，有點懼怕外國人，他們在我們面前顯得局促和窘迫——的確，這話聽起來有些古怪，在德國，我們這些風風火火的、可憐的匈牙利人，覺得自己是「上等的外國人」。我們看什麼都聚精會神，心懷敬意。當然，我們都是名字裡帶「馮」 字的人，護照上標明了我們的貴族身份，在德國人眼裡是男爵名銜；那些樸實的萊比錫和法蘭克福飯店的店員們，根本不知道名字裡帶「馮」字的匈牙利人在我們的國家多如牛毛。
不過，我們在德國見到的熟人是有靈性之人；雖然我們在異國他鄉，但感覺卻像在自己家裡。有一種文化的靈性，讓人跨越了時間與疆界。在我們家鄉，在考紹和整個菲爾維迪克 地區，我們有意識地，或許也不是完全有意識地，多少有點按照德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
我講一口流利的德語，至少我自己認為，我在童年時代就已經講得挺不錯了。我出生的時候，我們國家的首都——布達佩斯剛好盛行匈牙利化，到處都是匈牙利風格，在新修繕的房子上畫滿了鬱金香。在德累斯頓或魏瑪，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像後來在法國、英國的城市裡經常感到的那種陌生感：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哪兒，不知道在牆後發生著什麼，不知道人們吃什麼想什麼談論什麼，他們會不會像蝙蝠一樣抓著懸吊的繩子睡覺？抵達柏林的那年，我二十一歲。在那個大得可怖的城市裡過的第一個夜晚，在睡覺之前，在把自己被初來乍到的印象搞得疲憊不堪的腦袋撂到枕頭上之前，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在這裡，所有的一切都大得驚人，就像一個不同尋常的外地城市。」這句話聽起來可能像個毛頭小子那樣沒心沒肺，但我心裡很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