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將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並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態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當夫妻間的情感關係變得鬆懈之後，很快，階層爭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並爆發，儘管他們在同一張床鋪上睡覺，在同一隻盤子里吃飯，可許多時候連他們自己都不能理解：在他們之間表面看來並無矛盾，似乎一切正常，為什麼會在背地裡如此不誠實地彼此嫉恨？對於另一個階層，他們憎恨，蔑視，或忌妒。假如男人的出身「比較高貴」，女人自然會樂意展示自己陽光的一面，在全世界人面前粉墨登場，試圖有尊嚴、有魅力地躋身丈夫所屬的那個更上層的社會舞台；但是回到家裡，在大床上，在餐桌旁，她們則會為自己遭受的某種內心傷害而毫不妥協地報復對方。婚姻的一方列祖列宗所享有的尊嚴以及世代積累的財富不會傷害另一方的階層情感，這樣的婚姻鳳毛麟角，打一個比方，社會地位較高的一方總會時不時地跟對方說，「在我們家這樣」或「在我們家那樣」。家庭里始終存在著階層爭鬥。
這種階層爭鬥在我們家裡也進行著。從來沒有誰知道這個，也從來沒有人談論這個。我母親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所謂的「普通人」；她的祖父是磨坊主，她父親則是一位木匠。後來，由於她父親生意紅火，作坊擴大，並且僱用了許多位夥計，所以家裡人稱他為「工廠主」；晚年時他成為企業家，自己不再拿著鑿子、刨子在車間里工作，只是簽收訂單，分派任務。不過他這種地位提升，對我們來說幫助不大，因為在他身上永遠沾著手工勞動者的「低賤」。當著外人的面，我們當然承認他，承認有這位謙卑的長輩，他用「自己的力量」獲得成功，成為工廠主，不需要自己勞作，只管接收訂單。然而我父親的家人，包括我們這些孩子，都更希望我的外祖父一輩子都是月薪只有三十福林的市政府公務員、臨時僱員或好吃懶做的州政府秘書。小時候，我們為外祖父曾跟膠水、木鋸、刨子打過交道而倍感羞慚。當著小夥伴和學校同學的面，我從來不提這位身為工廠主的外祖父。我希望那段歷史能被時光掩埋，即便我不得不提起「工廠主」的事，也會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有一些熟人，他們用格外欽佩的語調談論我的外祖父，講述他為人謙遜、有自知之明的良好品性，他們使用的語氣彷彿在說：勞動不是一件恥辱的事。唉，怎麼會不是？！我們之所以認這位外祖父，只是由於我們別無選擇。其實，他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們這些孩子從來沒有見過他，他善解人意地消失在不幸的死亡里，去世那年，他只有四十七歲。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他給家人帶來了恥辱，但我並不清楚這到底給誰帶來了恥辱。是給我父親的家族或孩子們，還是給我？我父親總是用敬重、讚許的語調談論我母親的家族；但是孩子們的耳朵非常敏感，我們從敬重和讚許中聽出某種不由自主的禮貌和相當飽滿的騎士風度。很有可能，即便我的外祖父是一位養犬者，父親也會接受他；或者用同樣的禮貌和騎士風度接受跟我母親相關的一切。但是，階層爭鬥仍舊以含蓄的方式、用騎士的武器進行著。我們這些孩子已經帶有偏見、有意識地排斥我母親的家族。我們從來不談論它。直到上了大學，我才擺脫掉這種盲目、懦弱、虛假的恐慌，開始對我母親的家族產生興趣，開始意識到我跟那個家族的直接關聯，感到自己確實是我母親的兒子。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說不出口的話語、我們當時的舉止、沉默與恐懼，這些就是生命，真實的生命。就跟每個生命的自身平衡一樣，家庭的平衡也十分脆弱。我認為，我們家人之間既不比大多數家庭中的成員們愛得更多，也沒有恨得更少。猶太人家庭不是這樣，基督教家庭很難理解猶太人家庭中那種有意識的相互依賴。在猶太人眼裡，家庭至上，之後才是家庭成員；在基督教家庭里，每個人將自我排在首位，有多餘的情感才分給別人，時多時少，包括分給家庭。猶太人為家庭活著，基督徒靠家庭活著。也許存在少數的例外，不過絕大多數情況都是這樣。當然，「我們家人彼此相愛」。父母對孩子們溫情脈脈，傾注心血養育我們，父親的態度非常和藹，總能滿足我們的一切願望。但是即便如此，我們家有時仍分為兩派，母親一派，父親一派。我們就像圭爾夫人和吉柏林人 那樣相互鬥爭。為什麼呢？因為某種情感傷害、反應敏感、防衛意識的過度激亢潛移默化地作用到我母親那派的家族成員身上，正是那些從未擺到桌面上談論的問題所造成的緊張，影響到我們的家庭氣氛，比方說，我們因為一把衣服刷爭吵，背後實際另有原由。這種無關大局的革命，在每個家庭里都會發生，有的發生在7月14日，有的則在熱月里。
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里，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嘗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他們人數眾多。一個人待在人群里，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隨時隨地、善解人意的在場。他們不打攪任何人。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係，終於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個性」，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產。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著，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樣。
外祖父留給我的遺物很少，總共只有一張老照片和一隻啤酒杯。啤酒杯上燙印了一幅外祖父的肖像。啤酒杯和照片上的外祖父是一位蓄著絡腮鬍須、額頭很高、臉龐虛胖的漢子，他的嘴長得很敏感，肥厚的下唇向下撇著。他身穿一件盤扣式的匈牙利民族上裝正襟端坐，下身卻穿著西褲和短靴。他性格樂觀，整日忙碌，結過兩次婚，總共生了六個孩子。他掙錢很多，但是從來沒有學過財會，兜兒里揣著賬本和支票，四十七歲去世時，留下一屁股債務和一大筆亂賬。但是在外祖父的老宅里，大家活得非常開心。家裡住了一大群人，夥計和學徒們也住在那兒，午餐的時候，經常二十來人圍坐在餐桌旁。
進門後的右邊是「樣品間」，裡面堆滿了新傢具。當地許多人都買外祖父的傢具，埃格爾 大主教的幾個沙龍也是請他布置的，那些刻有「R. J.」標記的桌子和扶手椅至今仍擺在大主教的客廳里。外祖父的家宅和作坊佔地面積很大。的確，在他的「木工廠」里，已經使用機器和車床進行工作，但是外祖父始終在外套口袋裡記賬，用鉛筆隨手將收支記在凌亂的紙片上，過一段時間，紙片就會丟掉。
這位手工匠總是到處「流浪」，他在國外的流浪歲月應該歸在未婚的獨身時光內。拉丁人幾十年都不離開自己的城市，那些出國的人，多少會被看成是冒險家。大世界的繽紛色彩和混亂秩序，只有這位手工匠和那些在奧匈帝國境內被派東派西的現役軍官們才知曉。外祖父去過捷克和德國，當了師傅後，三天兩頭去維也納採購，學到了現代工藝的新訣竅。總之，他要比當地那些拉丁式的鄉下人更了解世界。他生性熱情、衝動、不安、幽默，喜歡饕餮大餐，特別能喝啤酒，而且很容易討女人歡心。當聽到院門外有個年輕的流浪漢用德語唱「一位窮困潦倒的旅人……」，外祖父就會透過玻璃門用德語喊，「誰要窮困潦倒，就不要旅行」；但是隨後，他會將流浪漢請進屋裡熱情款待。他的三個兒子都在一流的學校讀書，一個考上軍校，另外兩個讀中學；他的女兒們也都讀書識字，只有我母親在我外祖父去世後才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
這就是我知道的關於外祖父的一切；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他在我出生前二十年就去世了。他的肖像掛在我房間的牆上，我長得簡直太像他了。我的臉也是充滿渴望，虛胖，敏感的嘴角向下撇著，長了一副絡腮鬍子，我跟這個從相框里望著我的陌生人就像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我愛流浪的秉性、我的敏感、我斯拉夫人的躁動不安和開朗快樂，都是從他那裡繼承的。這個陌生人繼續在我身上固執地活著。也許，一個人從他祖先那裡繼承的不僅是身體特徵；就像我，不僅長著他的嘴、他的額頭、他的眼睛和他的頭型，在我身上還可以看到他的動作、他的笑意、他的好色傾向，還有某種瀟洒和玩世不恭。我也喜歡將記錄我生活和事務的賬本揣在兜兒里。不過，我祖父也同樣活在我身上，他更簡樸、更嚴肅、更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