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點，她匆匆去了一趟金利街的事務所。反常的悶熱天氣終於告一段落，她打開窗戶，一陣微風把寫字檯和文件柜上的浮灰吹了起來。那裡只有一封信，裝在一隻長牛皮紙信封里，上面寫的是羅納德·卡倫德的訴狀律師的姓名和地址。信的內容很簡短。
親愛的女士：
隨信附上一張三十英鎊的支票，用以支付您應已故羅納德·卡倫德勛爵之聘對其子馬克·卡倫德之死進行調查所花費的資金。如果您對這個數額沒有異議，就請在所附的收據上簽字並寄回，我將不勝感激。
正如利明小姐所說，這至少能夠支付她的部分罰金。她還有一些錢，足以讓事務所再支撐一個月。如果到那時還接不到案子，還可以去找費金斯小姐，再找一份臨時工作。一想到費金斯秘書社，科迪莉亞就毫無熱情。日理萬機（用這個詞實在是恰如其分）的費金斯小姐小辦公室與科迪莉亞的一樣寒磣，但卻洋溢著歡快的氣氛：花花綠綠的牆壁，各種容器里插著的紙花，還有些瓷器裝飾品和一張招貼畫。那張招貼畫總是讓科迪莉亞覺得好玩：一個婀娜多姿的金髮女郎穿著熱辣的短褲，臉上露出歇斯底里的笑，正像跳山羊般躍過一台打字機，並盡最大可能暴露自己，同時兩手各抓一把五英鎊鈔票。下面的說明文字是：「做一個星期五女郎，與有趣的人在一起。最優秀的克魯索 都在我們的書里。」
在這張招貼畫的下面，坐著身材瘦弱、不知疲倦、像聖誕樹一樣燦爛的費金斯小姐。她總是在和一個個無精打采、年齡偏大、相貌醜陋、實際上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人面談。她的這些「奶牛」中，難得有人能脫離苦海，找到一份終身職業。費金斯小姐會告誡她們，接受固定工作可能會帶來哪些危害，語氣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母親在告誡孩子性問題一樣。不過科迪莉亞喜歡她。費金斯小姐會歡迎她回去，原諒她投奔了伯尼。接著，她會與幸運魯濱遜私下裡通一次電話，然後就有一隻明亮的眼睛盯上科迪莉亞，就像妓院的老鴇會把新人推薦給挑剔的客戶。「我們這兒最高級的姑娘——受過良好的教育，你一定會喜歡她——而且工作能幹！」她還會在最後幾個字上加重驚奇語氣，這樣做是有道理的。那些受到廣告誘惑被費金斯小姐招入麾下的臨時僱員當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希望來工作的。效率更高的機構還有很多，但是費金斯小姐只有一個。出於同情和莫名其妙的忠誠心理，科迪莉亞幾乎很難逃脫那隻閃亮的眼睛。確實，在費金斯小姐的克魯索那裡，很可能有一堆臨時工作給她干。根據一九六八年的《槍械管理法案》第一節規定，非法持有武器不就會留下犯罪記錄嗎？當事人從此將終身無緣參與公務員和地方政府與社會責任、安全相關的工作。
她坐在打字機旁邊，翻開電話號碼簿的黃頁，準備把材料向名單上最後二十位訴訟律師分發完。這封信本身就使她感到難堪和鬱悶。這篇東西是伯尼修改了十幾遍草稿後編造出來的，當時看來，這封信似乎還不算離譜過頭。可由於伯尼的死以及卡倫德案件，一切都發生了改變。所謂全面的專業服務、立即在國內任何地區展開工作、思維縝密且經驗豐富的偵探人員以及收費合理等自賣自誇的話語，現在看來似乎狂妄到了既可笑又危險的地步。《商品說明法》中不是還有關於虛假表述的條款嗎？不過，其中所說的合理收費承諾以及絕對自由選擇，倒都是真的。可惜了，她淡然地想，沒法找利明小姐來作證。捏造了不在場證明，接受了警方審訊，成功地掩蓋了一場兇殺，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作了偽證。
刺耳的電話鈴聲把她嚇了一跳。事務所里太安靜，她甚至忘了還會有人打電話來。她心中不覺一陣害怕，眼睛睜得老大，盯著電話看了好幾秒鐘，才伸手抓起電話。
對方的聲音平靜而自信，彬彬有禮，但一點也不恭敬。那聲音中沒有任何惡意，但科迪莉亞卻覺得每一個詞都帶有明確的威脅。
「是科迪莉亞·格雷小姐嗎？這裡是蘇格蘭場。我們還在想你是不是已經回了事務所。你今天能不能找個方便的時候到我們這裡來一下？達格利什高級警司想見見你。」
十天後，科迪莉亞第三次被傳喚到蘇格蘭場。現在，對這幢離維多利亞大街不遠的鋼筋水泥和玻璃結構的建築，科迪莉亞已經熟門熟路了。不過，她在走進大樓的時候，還是覺得自己暫時拋開了自身的一部分，就像進清真寺前必須把鞋子留在外面一樣。
達格利什高級警司的房間里沒有多少反映他個人特點的東西。統一配置的書架上，一看就全是關於法律的教科書、各種條令條例以及議院的各種法案，加上一些字典和工具書。房間里有一幅很大的水彩畫，畫的是坐落在維多利亞堤岸的諾曼·肖大樓 ，視角取自泰晤士河上，從這裡，正好可以看見灰色與淺赭色的大廈外觀被皇家空軍紀念柱上的金鷹雙翼反光所照亮。和前幾次一樣，他的寫字檯上放著一缽玫瑰花，都是從花園裡採的，枝幹粗壯，彎曲的花刺就像強勁有力的喙，不像倫敦西區花店裡賣的那種缺乏陽光、沒有香氣的玫瑰。
伯尼從來沒有描述過達格利什的相貌，只喜歡翻來覆去用自己平淡粗糙的理論轉述達格利什。科迪莉亞對這個名字聽得煩了，便從沒多問過。然而，她印象中的高級警司達格利什與面前這個人有很大的不同，她一走進來，他就站起來與她握手，原先心目中的形象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使她緊張不安。她突然對伯尼感到一陣惱火，是他把她推入了如此不利的境地。這個人的年紀已經不小了，至少也有四十多歲，不過沒有她想的那麼老。他皮膚黝黑，個子高挑，四肢靈活，不像她原來想像中的那樣皮膚白皙，虎背熊腰。他很嚴肅，跟她說話的時候不是用長輩那種高傲的口氣，而是把她當成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他的表情中透著關切與體貼，但絲毫看不出柔弱。她很喜歡他那雙手，喜歡他的嗓音，喜歡她看到的皮膚下的骨骼輪廓。他說起話來溫和可親，但是暗藏陷阱，因為她知道他是個危險而殘酷的人，所以她不斷地提醒自己他是如何對待伯尼的。在審訊過程中，她時不時地在想，他——亞當·達格利什——怎麼同時是個詩人 。
他們兩個人沒有單獨在一起待過。她每次去，都有一名女警官在場，他介紹說她是曼納林警官。她總是帶著一本筆記本，坐在寫字檯邊上。科迪莉亞覺得自己很了解曼納林警官這樣的人，比如她學生時期的女生代表特蕾莎·坎皮恩-霍克，她們兩個人完全可以成為姐妹。她們的皮膚光潔潤滑，從來不長粉刺；她們的金髮按照規定剪至校服領子上方，捲曲得恰到好處；她們的聲音平和有力，自信而又歡快，從來不尖聲說話。她們對人世間的正義和邏輯以及她們自身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都表現出難以形容的信心。科迪莉亞走進來的時候，曼納林警官沖她微微一笑。這個笑容表現得很坦然，沒有過分地示好，因為太殷勤的微笑可能會影響案件的調查，但也不能表現得太苛刻。這個表情幾乎可以讓科迪莉亞掉以輕心，但她可不願意在那雙老到的眼睛注視下表現得像個傻瓜。
第一次去之前，她至少還有時間研究對策。掩蓋事實毫無優勢，而且非常危險，因為聰明的人很快就能發現問題。如果問到她，她可以透露自己與蒂林姐弟和馬克的導師都談過馬克·卡倫德的事，曾經設法尋找並約見了戈達德太太，去拜訪了格萊德溫醫生。對於有人想害死她以及她去過薩默賽特府的事情，她準備隻字不提。她知道哪些事實至關重要，無論如何都不能說：羅納德·卡倫德被殺，祈禱書中的線索，馬剋死亡的真相。她告誡自己，絕對不能被拖進案情討論，不能談及她自己、她的生活、目前的工作，還有她的抱負。她想起了伯尼對她說的話：「在這個國家，如果一個人緘口不言，誰也無法強迫他開口，言多必失。多數人都管不住自己的嘴，這對警察來說是好事。那些自作聰明的人是最糟糕的。他們想表現自己是如何的聰明，一旦與他們探討案件，即使是泛泛的探討，你也能抓住他們的漏洞。」科迪莉亞提醒自己當初是怎麼告誡伊麗莎白·利明的：「不要胡編亂造，不要無中生有，不要害怕，就說你什麼都不記得了。」
達格利什說：「你有沒有考慮過請個律師，格雷小姐？」
「我沒有律師。」
「法律協會可以向你提供一份可靠、有用的律師名單。如果我是你，我就會認真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請律師我還得花錢，不是嗎？如果我說的都是實話，為什麼還要請律師呢？」
「大部分人正是在開始說實話的時候，才覺得需要請一名律師。」
「但我說的都是實話。我為什麼要說謊呢？」這個反問是個錯誤。他非常認真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好像她真的想了解似的。
「這個嘛，可以保護你自己——雖然我認為不大可能——或者保護另外某個人。這樣做的動機可能是出於愛、恐懼或正義感。我認為，這個案子中的人和你認識的時間都不長，所以你對他們的感情不會太深，因此愛就可以排除了。我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