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普賴德死的那天上午——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因為他擅自在方便的時候死了，也不覺得這一時刻值得記錄——科迪莉亞因地鐵貝克盧線故障被困在北蘭貝思，到事務所時比平常晚了半個小時。她走出牛津廣場地鐵站，步入六月的明媚的陽光中。她快步走過正在瀏覽迪金斯&瓊斯百貨商店櫥窗的顧客，來到喧囂嘈雜的金利街。行人擠滿了人行道，鋥亮的轎車和麵包車擁堵在狹窄的馬路上，穿梭於其中，她知道其實著急也沒什麼意義，只是遵章守時成了強迫症。今天沒有約談，也不用去見客戶，手頭沒有特別要緊的案子，甚至連需要寫的報告都沒有。在科迪莉亞的提議下，她和臨時打字員斯帕肖特小姐將事務所的介紹材料分發給倫敦的律師，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客戶。此時此刻，斯帕肖特小姐恐怕正不停地瞄著手錶，一邊重重敲打鍵盤，對科迪莉亞的遲到發泄著滿腔的怨氣吧。斯帕肖特小姐是個相貌平平的女人，嘴巴總是緊緊抿著，好像生怕那幾顆齙牙會從嘴裡彈出來。她那後縮的下巴上長了一根粗毛，而且長得和拔得一樣快。淺色的頭髮僵硬地呈現出「屋脊卷」。在科迪莉亞眼裡，她的下巴和嘴是對「人生而平等」這種說法活生生的諷刺。科迪莉亞不時嘗試著去喜歡和同情斯帕肖特小姐，她住在卧室兼客廳的房間里，使用煤氣灶時連五便士的錢也要計較，衣著樣式僅限於拼縫和手卷邊。她擅長縫紉，是大倫敦市政會夜校縫紉班的勤奮學員。她的衣服做得很精緻，但是看不出時代，永遠趕不上潮流。灰色或黑色的直筒裙都是她練習打褶或裝拉鏈的作品；她的上衣顏色樸素，領子和袖口是男式風格，上面卻不加分別地點綴著收集來的飾物；褶邊裙子經過精工裁剪，長度卻恰恰暴露出她那走形的雙腿和臃腫的腳踝。
科迪莉亞推開臨街的大門，對即將到來的悲劇沒有一點不詳的預感。這扇門從來不上鎖，這樣既方便這裡的神秘主人，也方便同樣神秘兮兮的造訪者進出。大門左側，一塊新銅牌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與門上的積灰和剝落的油漆形成極不協調的反差。科迪莉亞滿意地看了它一眼。
普賴德偵探事務所
（經營者：伯納德·G·普賴德、科迪莉亞·格雷）
科迪莉亞花了幾個星期進行耐心、巧妙地勸說，這才使伯尼相信，無論是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前倫敦警察廳刑事調查局警察」，或者是在她的名字後加上「小姐」字樣，都是不合適的。標牌上倒也沒別的問題，因為科迪莉亞作為合伙人，並不具有任何資質或相關經驗。她沒有什麼資本，只有嬌小卻強健的二十一歲的身體，以及不可小覷的智慧，對此她懷疑，伯尼對她與其說是欣賞，倒不如說感到不安，並對他自己半是惱火，半是憐憫。科迪莉亞早就看出來，伯尼的生活貌似平淡，但運氣總故意和他作對。她看出了一些苗頭：伯尼從來沒有坐到過公車左前側那個令人羨慕的座位；每當他要欣賞火車窗外的風景時，立刻會有另一輛車來擋住他的視線；如果他的麵包掉在地上，準是塗著黃油的那一面著地；她開那輛迷你車一貫穩當，但只要載上了伯尼，就會在最繁忙、最不便捷的十字路口熄火。有時她想當初因一時的情緒消沉或任性自虐而接受他的合夥邀請，這樣做是不是自投了他那張倒霉的羅網。而她也認定，自己無力改變這種現狀。
樓梯上一如既往瀰漫著腐臭的汗味、傢具油漆味以及消毒水味。暗綠色的牆壁一年四季都那麼潮濕，好像會分泌出混雜著落魄與失敗的瘴氣來。樓梯的熟鐵欄杆上帶有華麗的紋飾，地上鋪著污跡斑斑、四處開裂的舊油氈，只有當房客提意見，房東才會用顏色極不協調的各種材料把它修補起來。偵探事務所在四樓。科迪莉亞進門時，沒有聽見鍵盤的敲擊聲。她看見斯帕肖特小姐正忙著清潔那台打字機，那機器已經老掉牙了，因此經常招致抱怨也情有可原。她抬頭看了科迪莉亞一眼，臉上露出不滿的神情，後背像空格鍵一樣挺得直直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什麼時候才來，格雷小姐。我很擔心普賴德先生，他肯定在裡間的辦公室里，但裡頭一點動靜都沒有，門也鎖著。」
科迪莉亞的心頭掠過一絲寒意，她用力轉了轉門把。「你為什麼不想想辦法？」
「我能怎麼辦呢，格雷小姐？我敲過他的門，還大聲跟他打了招呼。這可不是我該過問的事，我只是個臨時打字員，在這兒什麼權力也沒有。如果他答應了，我可就尷尬了。畢竟，他有權待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再說了，他究竟在不在裡面，我也說不準。」
「他肯定在。門是鎖著的，而且他的帽子還在這兒。」
伯尼的軟呢帽就掛在彎彎的衣帽架上。這是一頂圓頂禮帽，上翹的帽檐有點髒了，散發著孤獨與衰老的氣息。科迪莉亞把手伸進挎包里，去摸自己的那把鑰匙。像往常一樣，最需要的東西總是在最底下。
斯帕肖特開始敲起了鍵盤，好像想要逃離即將來臨的痛苦。敲擊聲中，她以防備的口吻說道：「你辦公桌上有封信。」
科迪莉亞拆開信封。信的內容簡明扼要——伯尼說話時，總能表達得非常簡潔：「對不起了，夥伴。他們告訴我是癌症，這是最簡單的解脫方式。我見過別人是怎麼治療的，我不想那樣。我立了遺囑，在我的律師那裡。你在辦公桌里能找到他的名字。我把這些都留給你了。所有的東西，包括所有的設備。祝你好運，謝謝。」後面是死者在欠考慮的情況下，以潦草的字跡寫下的最後一個不情之請，「如果你發現我還活著，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等等，別急著求助。拜託你了，夥伴。伯尼。」
她打開裡間辦公室的門，走進屋，小心翼翼地把門關上。
眼前的情景讓她鬆了口氣。沒有等待的必要了，伯尼已經死了。他伏在辦公桌上，像是累得筋疲力盡。他的右手半握著，一把打開的鋒利剃刀從手中脫落，滑過桌面，恰好停在了桌子的邊緣，並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細長的血跡，宛如蝸牛爬過的痕迹。他的左手掌心向上，擱在科迪莉亞用來洗東西的搪瓷碗中，手腕上有兩道平行的口子。伯尼事先在碗里倒了清水，但現在，裡面的液體已經溢出，只有慘白的小手指露在碗沿上，帶著令人作嘔的甜味。浸在水裡的手指彎曲著，彷彿在祈求，白嫩的手指看上去就像孩子的一般，光滑得如同蠟一樣微微閃亮。血水從碗里漫出來，淌到辦公桌和地板上，浸透了那塊色彩艷麗的長方形地毯。這地毯是伯尼最近才買的，目的是讓訪客們注意到他的身份，不過科迪莉亞私下裡卻認為，這反而襯托出辦公室里其他物品的寒酸。伯尼手腕上其中一道口子只是嘗試性的淺傷，另一道卻深及骨頭，切口已經失去了血色，就像解剖教科書上的圖示那樣清晰可辨。科迪莉亞記得，伯尼曾講過自己年輕當警察時，第一次巡邏發現的就是一起自殺未遂事件。那是個老人，蜷縮在一間倉庫的門洞里，用一隻破瓶子割開了自己的手腕。但是，一個凝固的血塊覆蓋住了血管斷面，於是，他又被拽回那種求死不能的生活。伯尼記住了這一點，並採取措施防止了血液凝結。她發現他還採取了另一項措施：辦公桌右邊有一隻空茶杯，是她給他倒下午茶用的杯子，杯口和杯壁上沾了一些粉狀物，可能是阿司匹林或巴比妥。他的嘴角掛著一道類似的黏液痕迹，已經干透了。他的嘴唇微微皺起，半張開著，像個任性又易受傷害的孩子正在熟睡。
她把頭伸出辦公室，輕聲說：「普賴德先生死了。別進來，我在裡面打電話報警。」
警方冷靜地做了電話記錄，並表示會派人過來。科迪莉亞坐在屍體旁邊等著，覺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於是輕輕地把一隻手放在伯尼的頭髮上。這些冰冷無力的細胞並沒有因為死亡而減少，它們摸起來就像動物的毛一樣，粗糙卻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厭。她迅速把手拿開，又猶猶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額頭。他的皮膚黏濕冰涼。這才是死亡，跟她父親當年的感受一樣。對於伯尼，做出憐憫的姿態既沒意義也無關緊要。他已經死了，能做的交流不會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裡在納悶，伯尼究竟是什麼時候死的呢？現在誰都沒法知道了，也許連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麼一個時刻，他不再是伯尼，而變成了一攤無足輕重、尊嚴掃地的皮肉和骨頭。一個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時刻，他怎麼會就這樣毫無知覺地度過了呢？她的第二位養母威爾克斯太太會說，伯尼其實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將迎來一個無法形容的榮耀時刻，有閃亮的城堡、無盡的歌聲、充滿喜悅的天空。可憐的威爾克斯太太！一個寡婦，獨生子又死於戰爭。她的小屋裡總會傳出孩子們的喧鬧聲，那些孩子都是她收養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夢。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則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里的煤炭。多年來，這是科迪莉亞第一次想到她，耳邊再次迴響起她那一成不變、堅定昂揚又略顯疲憊的聲音：「倘若主在出行時沒來看你，歸來的時候肯定會的。」好吧，無論主是出行還是歸來，都沒來找伯尼。
即使錢箱里剩下的幾枚硬幣只夠支付煤